钱穆著书逸事 钱穆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国学大师,著名学者,著作等身,名满宇内。他是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叔父。钱钟书先生亦尊称其为“宗老大师道座”。钱穆字宾四,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七房桥村。其父钱承沛是一名秀才。年幼时,常“深夜倚枕,继烛私诵”。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常州府中学堂,师从史学家吕思勉,与刘半农同窗。1912年,18岁的钱穆中学毕业,因家境困窘,被迫辍学。后在故乡无锡教小学,边教书边自学。他曾苦读《孟子》。每天背诵一篇,用了七天时间,把《孟子》七篇背诵如流。1918年,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1923年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时,他开始自修日文,不到一个月就能读日文书,并把日本人林泰辅著的《周公传》译成汉语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他从昆明回苏州探母,在苏州住了一年多。在这期间,他半天读英文,半天著书。他并不怎么通晓英文,先读中英对照《大人国与小人国》一书,之后,又读英文《西洋通史》。开始逐一,苦不堪言,过了一段时间,竟不翻字典就可知其大义。一年之内,将《西洋通史》通读无遗。
钱穆一生以教书、著书为业。1922年秋,先是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1923年秋,经钱基博先生介绍,至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1927年,赴苏州,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苏州中学。同时任教者有陈去病、吴梅、吕叔湘等。1930年,由郭绍虞先生推荐,钱穆先生到北京的燕京大学讲授中文课,之后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在清华大学、北师大等校兼课。抗战爆发后,他随清华南下,先后在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无锡江南大学任教。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赴欧美考察讲学,1967年迁台北,潜心著述。钱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生出版著作82种,论文700多篇。许多著作在海峡两岸都是畅销书。1991年病逝于台北。台湾学术界赞誉他是“国学大师”。
钱穆先生的成名之作是《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初版后,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再版。1956年6月,由香港大学出过增订版。就此事钱穆先生曾有信致上海商务印书馆,信中说:
敬启者,拙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廿年前承贵馆承印出版。惟此书十年以来,久经绝版,而鄙人对此稿亦迭有增订,兹拟在香港自印新版发行,特此函闻。敬希惠予同意,并赐复为盼,专此,顺颂公祺。钱穆启。五月四日。
旁有钱氏注云:“复示请寄香港九龙嘉林边道28号B地下鄙人收”。信封邮戳清晰,到达日:1955年5月11日,发出日:1955年5月8日。信中“兹拟在香港自印新版发行”指的就是香港大学出版的增订版。
《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有全盘交代,同时也将幽暗了2000多年的战国史真相发掘而出。是书主体分考辨与通表两部分,“考辨详其立说之根据,通表著其结论之梗概”。考辨有163篇,分为4卷,共30万言,1923年秋开始着笔,历四五载而成,所谓“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示于人也。”(自序)通表为1930年撰成,分四节,与考辨部分相对应。
《先秦诸子系年》作为“以史证子”的典范,奠定了钱先生当时中国学界一线学者的地位。1927年,顾颉刚先生由中山大学转赴燕京大学任教途中,返苏州家中小住,曾与钱先生见过两面,并阅读过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手稿,极为赞赏。蒙文通先生曾赞其“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而陈寅恪先生1934年5月16日对杨树达先生言《系年》“极精湛”、“至可佩服”,更可谓客观的评论,因为那既是与杨树达先生的私人谈话,且当时陈先生并不认识钱先生。
钱穆先生另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是洋洋53万余言的《国史大纲》一书。是书系其在抗战初任西南联大教授时,于民国28年(1939)1月于宜良西山云岩泉下寺完成的。很巧的是,在余即将完成本文时,得知沪上一书贾有一通钱穆先生完成《国史大纲》一书的同年4月写致上海北新书局胡佳生先生的信札,于是以万元高价购归。信中所及,归纳为三事:一是钱穆先生曾托达刚先生为胡佳生先生找工作,但未果;二是告诉胡氏西南联大师院亦不缺师资,并推荐胡致信刘寿民先生试一试;三是简要谈及在蒙自完成《国史大纲》情况。信中提及丁则良时在西南联大师院史地系任教;刘崇�字寿民,时任西南联大师院史地系主任,后去台湾。“吕先生”即吕思勉先生;“顾先生”即顾颉刚先生。现将全函照录如下:
佳生弟如面。迭接来信,悉赴沪后生活未能安定,甚以为念。达刚先生处,自初得弟书即去信,并嘱弟就近面晤。不谓彼迟过两月(刻已忘,大约如此)始覆,谓学校中人多事少,惟抱有饭大家吃主义,苟可想法必为想法云云。又谓因病故未即覆。惟弟来函谓去两次均未见,又不说有病,则恐彼处态度未必诚恳,恐不见有何希望也。此间师范学院于开学时需一助教,已由丁则良为之,下学期恐不致再添。穆在此往返宜良,与校中同事甚少见面。弟不妨往作一信与刘寿民先生,不知彼有否机缘。惟恐人不在此,谋事更较难耳。庚款考察团均由事先报名,目下方核出,已经数月之久,有无事枯待数月者。总之谋事之难,实到处一律也。吕先生乃史学界前辈,弟能常获请益,甚惬所望。穆在此一切如常。在蒙自曾草《国史大纲》,今已脱稿,乃嘱人录正,再谋付印。亦时时有挽作小文者,既已披露,为人传刻,此亦权不在我,只有听之而已。顾先生足疾久已愈。余不一一。专此,复颂近祺。
钱穆启 四月廿九
从钱先生自昆明寄至上海的实寄封来看,信发出的邮戳为民国二十八年4月30日,而信至上海的落地戳日期是民国二十八年5月13日。实寄封上的邮戳就有七个,可想这封信到达目的地会有多少周折。这是题外话。现在来谈钱穆先生所著《国史大纲》之内容以及写作过程。《国史大纲》一书是一部中国通史,是钱先生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因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阐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陈吾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主旨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镜。而要完成这样浩大的学术课题,当抗战爆发,学校于搬迁流离之际,图书无多,故其所遇困难是可想见的,但同时也就更见出钱穆先生精神的坚忍和学力深厚。
据钱穆先生《书成自记》所载,《国史大纲》一书发轫于4年前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时,该课每周4小时,一年而毕。钱先生每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40余讲,共毕40余题。为此钱先生花费了大量心血,编写过纲要及《参政资料》,后又另编《国史读本》,凡此种种,皆未能满意。卢沟桥事变起,学校南迁,钱穆先生因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假道越南,至昆明。而文学院暂设蒙自,乃稍得停踪。时为1938年4月。经过一番万里逃亡,再为学生讲授通史,觉感慨倍增。又苦于学生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慨然重续数年前之《中国通史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从5月开始,陆续起稿。秋后,学校迁回昆明,钱穆先生则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9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每晨抱书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为此,才转移到宜良,居城西云岩泉下寺,续完其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返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国史大纲》一书,乃幸终于一年内完成,时在1939年6月。书成,因暴寇肆虐,空袭相随,时时有焚失之虑,因携稿往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
钱先生在教书、读书、写文章以外,还有两大爱好。一是喜藏书,在北京的8年中,他经常逛琉璃厂,以致各书肆的老板都与他熟悉,常常将好书卖给他。每在小书摊上购得珍本秘籍,便欣喜若狂。8年中,他节衣缩食,把历年薪水所得,全耗于购置图书了,所购书籍多达5万册20余万卷。可惜“七七”事变爆发,钱穆南下避难,所有书籍皆弃之北平,后散落于民间。另一爱好是游山水。他对游山水与读书有独特见解,他说:“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也如游山,则读书自有大乐趣,也自有大进步。否则读书是吃苦,游山是玩乐,则两失之矣。”
章伯钧与张申府的友谊
章伯钧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有许多相似的经历。章伯钧先生1922年曾以公费赴德留学,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章伯钧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后,再没有主动恢复。而张申府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和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参加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因与一些人的意见不合而退党。抗日战争开始,张申府在武汉、重庆积极参加救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回到北平。而章伯钧则在听到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抗战胜利以后直至新中国建立初期,他们的命运有了变化。张申府在国内战争时期,因昧于战争形势,应《观察》之邀,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严厉的批判,致以后多年不能发表文章。50年代,由周恩来总理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而章伯钧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流亡到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并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不久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到达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之后相继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
虽然这一时期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从寒斋所藏章伯钧、张申府往来书信以及相关的回忆文章来看,彼此信任、真挚的友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章伯钧先生也藏书,也算是“近水楼台”吧,每当有人送来好书他总要先请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的张申府帮他掌眼把关。本文所录家藏章氏拟购古书函,即一证也。函曰:
兹送上古书四种,索价颇昂。但不知是否值得收存,请你代为研究一下。(《杜诗九家评注》拟购存起来,因有意多购此等古书。)
这也算是章、张二氏几十年交往中的一段话吧。
1957年以后,他们的命运又基本上一样了。
1957年5月21日下午,在出席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了发挥“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为了章伯钧被划为右派的罪状和定性的材料。从此,章伯钧成了中国头号的大右派,他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直到1969年悲愤离世。
张申府虽然没有太多的言论,但也没有逃脱这场厄运。这次的遭遇是因为他在反右时对于“章伯钧的错误全无充分认识,而犹漫为辨饰,说他不过立场百分之五的不稳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结果他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张申府感觉心安理得,因为他所说的是他的心里话,不说违心之论,这是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待人接物的信条。尽管张申府也落了个“右派”下场,但比起老友章伯钧来,他这顶帽子没有那么大,他依然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直到1979年平反。
孙楷第的学术成就和民族气节
孙楷第先生致商务印书馆关于购《雍熙乐府》、《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手札,书于1951年3月初。信中说:
商务书馆大鉴:前奉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51)总字第五九号惠函以《雍熙乐府》(165000元)《梨园按试乐府新声》(6000元)事见告,至感。兹决定先买《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一种。祈即费神寄下,俟知书价寄费共若干,即如命将款交北京分馆划下不误。专此敬请大安。一九五一、三月二号。孙楷第拜覆。
与此信同存一档的尚有商馆复信底稿和张元济先生一函。由此得知,孙氏欲购信中所及两书,事前曾先询张元济先生,并由张元济先生转告商馆也。此时,孙楷第先生已由北京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及教学工作的同时,并对始撰于40年代后期,自1949年开始刊发的《元曲家考略》旧作开始修订。孙氏欲购的《雍熙乐府》是一部著名的元明时代的曲文总集,收罗丰富,但曲文多未注明作者,使研读者甚感不便。《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为元人编选之元曲选本,反映了一些元曲作家淡泊名利、喜爱大自然和自由自在、逍遥安闲生活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孙先生急于购买上述两书,或许与他修订《元曲家考略》有关。
孙楷第先生作为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创始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受到学术界的推重。他1928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在杨树达指导下,孙楷第著有《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刘子新论校释》、《读庄子淮南子札记》。杨树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韩非子》,曾在课堂上一再引用孙楷第《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里的见解,给予肯定,还亲笔在《读庄子淮南子札记》一文之后加批道:“作得好。可喜也!”孙楷第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钱玄同先生助教,兼《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辑,并开始研究小说目录,这项工作也得到杨树达的赞同与支持。1931年孙楷第东渡日本访书,从策划到成行,都曾得助于杨树达。杨树达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对孙楷第有很深的影响。当《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初版时,郑振铎就欣然为其作序。20多年后,在为孙楷第《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作序时,郑振铎还特意重申:“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20多年来的小说研究者们,对于这部书是重视的,对于孙先生的这个工作是感激的。在这20多年里,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地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这一提法是比较准确的。
在小说研究的同时,孙楷第也把目光投向古典戏曲。他的戏曲研究,同样体现着重视版本、校勘的特点。自1934年到1939年,孙楷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曾遍阅明、清戏曲,并为其中近千种写下了札记,积为《读曲札记》稿本十数册。他还在友人朱福荣协助下,利用北京图书馆馆藏,抄录了明清曲家生平事迹资料数百册。有了这些准备工作,他的戏曲研究文章一刊发,就立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元曲家考略》始撰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从1949年起陆续刊发,1953年出版了甲乙两卷,丙丁两卷的增补工作完成于50年代。1978年后,孙楷第不顾年迈体弱,仍然在小说戏曲领域勤奋地耕耘,他总是不停地校订批改自己的旧作,不愿意仅仅照原样重出。从1984年开始,他手头的计划,包括把《元曲家考略》已写出的甲、乙、丙、丁四稿合为一编,又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校订,以及补充完成《元曲家考略》的最后18位元曲家的生平考证。此外,还将《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和《曲录新编》整理成书。
孙楷第先生是一位很有气节的文化人。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滞留北平的学者,他始终与敌伪泾渭分明,不受威胁利诱。1938年春,日本京都大学计划编《中国小说戏剧辞典》,派专人到北平与他接谈,提出请他担任编辑,并许以优厚报酬,尽管他衣食不足仍毫不犹疑地辞谢了。同年秋天,所谓“日中文化协议会”成立,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专程来北平,参加成立大会。成立大会于北海设盛宴,盐谷温派他的学生执其亲笔信到北平图书馆,邀请孙楷第赴宴,他回信称:“有病不能与会”,婉言辞谢。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强行接管了北平图书馆。出于爱国热忱,孙楷第决然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弃职家居。在当时,这一义愤之举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徐森玉曾借“二十四郡,唯颜鲁公”加以称许,以唐代“安史之乱”时河北二十四郡尽为安禄山所下,唯颜真卿独守平原的典故,表彰孙楷第敢于面对强暴,抗厉守高。这时他的生活亦颇艰苦,常要靠卖书或亲朋接济度日。1942年,盐谷温再次来北平参加“日中文化协议会”的例会,又派学生到孙楷第家,请他去六国饭店为盐谷温在北平的门生专门讲一次“中国古今杂剧”,孙楷第仍然以病辞。
“文革”中,孙楷第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但被反复批判,下放到农村的“五七”干校,被剥夺了从事著述的正当权利,连毕生节衣缩食而聚集的万册珍贵藏书也损失净尽。1986年夏天,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去看望在重病中的孙楷第先生。当问到他还有什么未了之事时,他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直到去世,他的万册藏书也未收回,他的许多著作仍未整理出版。对于一个一生可以用“读书”、“写书”四个字概括的正直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遗恨呢?孙楷第先生去世后,根据生前遗愿,未举行任何仪式。仅按他的请求,将骨灰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
(选自《旧墨三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方继孝 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