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玄同之交往 钱玄同和我的二爷马裕藻同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1905年他们同渡日本留学，后来都成为语言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疑古的主将，曾有“汉字不除中国必亡”，“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的激烈言论，他和爷爷同在北大任教，教授音韵训诂。而嗜古如命的爷爷和钱玄同却非常投缘；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甚至相互嬉戏。钱玄同和爷爷一样，身材不高，同样喜着西装，而当时北大的学者多着中式长袍，他们之间除有胖瘦差异外，其他相似甚多。
爷爷擅刻印。“五四”以来最有名望的学者几乎都存有请爷爷刻的印章。如于右任、胡适、陈垣、徐悲鸿、蒋梦麟、周作人、郭沫若、李济、董作宾、张继、罗家伦、毛子水等，他还为北京大学教职员干事会刻过一方印章。当然，好友钱玄同所藏不止一方了。爷爷对篆刻艺术有自己的见解。他对所谓“只讲刀法，不重印文”者非常不以为然，对当时的北京印人，只看得上张樾丞。
1925年间，钱玄同兼职孔德学校任课。有一次，他托黎劭西去找齐白石刻印，因黎与齐有私交，刻印收费便宜，刻一字只收一块半大洋。爷爷闻听此事便风风火火驱车到孔德学校宿舍，找钱玄同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送齐白石？”钱玄同知道爷爷平时就对齐印有异见。便笑着说：“那么就烦请叔平兄代劳，与我退之。”一句戏言让爷爷哭笑不得，只好另寻话题。爷爷虽然和齐白石先生对篆刻法各持己见，而对齐画却无异论。解放后他曾托吴作人先生代写介绍函，并执函亲自登门拜访齐大师购买其画，以人民币三十五万元（折现币制三十五元）购得齐白石画三幅。赠送在香港的五爷马�。此乃后话矣。可惜此时钱先生已仙逝，不然爷爷岂不又落口实与他人。
一年正月，爷爷和钱玄同、周作人结伴逛厂甸，巧遇同事黎子鹤，黎见爷爷便高高兴兴地拿出刚刚购得的酱色“青田”印石，十分得意地在爷爷面前炫耀。爷爷接过印石，二目眯成一道线，手拿印石向二尺距离开外一伸，看了一眼便摇头笑道：“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的假的。后来钱玄同也常常学着爷爷的口气和样子，在北京大学同仁面前戏语：“西贝、西贝。”
钱玄同常到爷爷家串门聊天，爷爷必留便饭。逢暑假期间，两人还常到中山公园茶座聊天。爷爷喜欢喝酒，自然也要劝客人同饮，钱先生本来也小有酒量，因患血压高症而不敢多饮。为了避免友人再三劝酒，后来干脆写了一式两张“戒酒誓”，同时寄给爷爷和周作人，上曰：“我自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当天发誓，绝对戒酒。即对马凡将（马衡）、周苦雨（周作人）二氏，亦不敷衍矣。恐后无凭，立此存照。钱玄竟十。”下盖朱文方印“龟竟”（龟竟乃钱玄同别号），“十”字粗笨，则是画押之意，一时成为友人之间趣谈。
以文会友也是爷爷和钱玄同之间的共同情趣，钱是研究语言音韵学的专家，对金石学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和爷爷之间经常以此为题进行探讨研究。一次，钱玄同在爷爷那里看到“汉石经周易”残石拓片两张，十分惊叹：“过去所见大都是零星小块。像这样的大块，一经之文字多至四百九十余者，还是初次遇到。”一时兴致所至，便在爷爷的《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之后，续写了一篇《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就残字与今文易的篇数问题加以论证，为汉石经周易残字的释证加以补充。两篇文章于1929年12月同时刊登在《北大图书部月刊》一卷二期，可谓二人同心协作，相得益彰。
爷爷的藏书中有《碑别字》一册，它见证了爷爷与钱玄同之间深厚友情。该书首页有爷爷题“马衡赠玄同先生”手迹，次页有钱玄同还赠爷爷时所缀数语：“十年前，于叔平先生处，见此罗佩南氏碑别字及其弟叔言氏碑别字补。好之，因托叔平先生代我访觅一部，叔平先生即以此盛者见惠，深感厚谊；中华民国十有七年，罗叔言氏合此两篇为一，又益以移来所得，重印增订碑别字，下走顷已购得，因以此原本还赠叔平先生。廿有一年八月卅有一日。钱玄同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爷爷随护故宫文物南迁重庆，而钱玄同因患高血压重症未能随北京大学向后方迁移。在北平沦陷后，他坚决不为日本统治者做事，闭门不出，在艰难中度日，且为国土沦丧而忧心忡忡，悲愤郁闷之情使其身体渐衰。
1939年初，钱玄同不幸辞世，消息传来，爷爷为失去一位知己好友和学道同仁写下“钱玄同挽词”表达了自己悲痛之情。
1923年1月2日，他曾对一日本学者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疑古而太简陋。将来中国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苦功夫。”这句话也许就是嗜古的爷爷和疑古的钱玄同交好三十年切入点的写照吧。钱先生一生多著述，但生前未出过一本文集，这也是和爷爷非常相似的。
爷爷在与友人交往时，无论长幼，皆是彬彬有礼。而与钱玄同结下的是莫逆之交，在交友中能不拘小节推心置腹者，当首推钱玄同先生也。
和胡适的情结
爷爷和胡适同于1917年8月入北京大学任事，虽然爷爷比胡适年长十岁，而爷爷初入北大只任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名不见经传；胡适则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以《先秦名学史》论文获博士学位，学业有成，且于回国之前就在《新青年》发表过《文学改良刍议》，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颇有影响。其后又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在学术界十分活跃，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爷爷和胡适初入北京大学时，一个是在默默无闻埋头讲授金石学，一个是在任教之时，发表大量在当时对青年颇具影响的书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较大影响。应该说爷爷和胡适在性格、作风和对社会政治的热心和关注方面都相距甚远，甚至多有相背之处。爷爷和胡适的交往现已无从考证，而他幼年曾就读曾外公创办的“澄衷蒙学堂”，也许是他与爷爷开始亲近的诱因。在爷爷的诸多藏书中有一本《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是胡适所赠；在书的封面留有胡适手迹曰：“近又得余垣刻本，故把此本送给叔平先生。胡适，十一、十二、二十五。”
胡适赠书于1922年12月25日，应是他们之间初交。后来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建立于相互敬重对方学识渊博基础之上的。
胡适先生也是一位十分风趣的学者，1928年9月12日，钱玄同过四十一岁生日，北大同仁纷纷为其贺寿。胡适专程从上海赶来，并针对钱氏“人过四十就该死”的谬论赠贺寿歌一首：“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得地狱捣乱。”歌罢，在场者无不捧腹，弄得钱玄同却哭笑不得。
1931年，爷爷因为揭露“东陵盗宝案”而遭军阀孙殿英报复，正是胡适和一名日本留学生护送爷爷乘火车逃离北平的，后经天津转水路南下，胡适一路陪同到达上海，在爷爷脱离险境之后两人才分手。
1948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态势。12月14目，爷爷在日记里提到胡适：“昨夜西郊机场已被破坏矣，思适之不能不走，拟通电话，又恐不便，乃往访之，阍者（看门人）言不在家，询以何往，则言不知。乃往北大访；毅生坐客甚多，农学院入城者纷纷洽安救之所，因辞出，毅生送之门外私语余，云：胡先生已走矣，心稍慰之。”从这段爷爷的自白中，可见其对胡适的牵挂之情非同一般，面对新旧时代的交替，爷爷旗帜鲜明，对于逃离北平南去的人，不屑一顾，说“这种人，真没出息。”而对胡适的出走却“思适之不能不走”，深表关切理解；当他听说胡适已走，而感到“心稍慰之”。因为他知道胡适曾有过太多反共的言论，留下来也难，但爷爷仍寄希望他不要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1949年1月20日，爷爷在日记中再次提到胡适，“希文来（指画家董希文），报载适之否认去台湾，可谓尚有羞恶之心，贤于胖子（按：指已去台湾的傅斯年）矣。”爷爷对胡适的特别关切，可能是当年胡适在爷爷患难时，护送爷爷南下留下的情结吧。但终因道不同不相谋，从而结束了他们之间曾经的友谊。
忘年交董希文和徐悲鸿
在爷爷生前的书房里，有两幅爷爷十分显眼的肖像画，一幅是董希文画的油画，另一幅是徐悲鸿的素描。徐的素描被广泛用于媒体刊载，而董的巨幅油画肖像，约创作于1946年，在爷爷去世后不慎损坏。
1948年底北平围城期间，董、徐二位中国现代画圣与爷爷互访最勤，几乎每日必聚，谈论时局，互通“参考消息”。他们对北平和谈进展十分关心，忧虑一旦战火开启，古都北平将毁于一旦。当时，社会上人心惶惶，流言甚多。1月22日，爷爷忧心忡忡地造访徐悲鸿打听消息。听徐悲鸿介绍说，康同璧等人以民意代表身份出城访中共谈和，虽受到中共方面盛情招待而谈及傅作义则认为不可赦之。战犯无对等谈和之资格，并言杜聿明已以战犯罪枪决（实为谣传），傅如不放下武器，将为杜聿明第二。鉴于中共方面的强硬立场，康同璧等不敢当面转告傅作义，拟托请悲鸿先生代为转达。如此关系和谈成败大事，悲鸿先生哪敢担当，婉谢之。爷爷闻得和谈不顺，心都凉了。正在谈话间，忽然接到故宫办公处主任朱家濂电话通知，言傅作义下午三时召集会议，盼爷爷亲自出席。同时告知，有一零四师兵士到故宫接洽，欲驻景山（时景山属故宫管辖），准备巷战。望爷爷与会问明此事。爷爷遂辞悲鸿赶往中南海春藕斋赴会。
令爷爷惊喜的是傅作义将军的报告，与他多日来听到的传言大相径庭。傅报告说，和平为人民所要求，军人为人民服务，自应徇人民之请，放下武器，已与中共商谈。自今日上午十时起令各部队开始陆续撤退。傅接着传达了与中共达成的十四条协定。爷爷遂向傅询问一零四师欲进驻景山事，参加会的高层皆言不知此事；傅作义也答不知此事，又告诉爷爷：即使有此事，二、三日内亦必撤出城外。可见当时北平城内已是一片混乱。
2月1日，解放军接管北平，董希文特别到故宫向爷爷通告“马路消息”，说北平中共城工部将于明、后两日派人接收故宫。爷爷心里明知“此岂是城工部职权？”“希文所言当不可信矣。”却碍于情面，敷衍听之，笑而不语。而事又凑巧，当日故宫职员有人企图乘乱浑水摸鱼，竟冒充中共城工部地下工作者，组织院内各单位派代表开会。不日，父亲随军管会进城，告诉爷爷，他们在良乡待命时，正是因为故宫没有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感觉对故宫的基本情况缺乏了解，这才证实冒充者仅仅想捞政治油水。
董希文于建国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大作《开国大典》一举誉名全国。徐悲鸿则与爷爷和父亲两代人均有数十年之交往。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不幸英年早逝，爷爷在日记中写道：“徐悲鸿于日前重患中风昨晨二时逝世，余拟往吊而不知设灵所在。”翌日又记：“晚，履儿言悲鸿设灵在美术学院，已于下午安葬，余为之惆然，卅余年老友竟未一吊，荒唐！荒唐！”爷爷未能如愿亲往祭吊，是父亲因爷爷自身已患重症，担心老人情绪激动，而有意瞒过爷爷，使爷爷失去了与老友最后绝别的机会。
（选自《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马思猛 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