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当代著名女作家，1958年生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陈丹燕青春作品集》三卷，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鱼和它的自行车》《慢船去中国》，“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旅游随笔《咖啡苦不苦》《我要游过大海》，儿童幻想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等。曾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新闻奖金奖、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德国青少年评委金色的书虫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金奖等在平静的生活中，许多人都无法真正看到命运的痕迹，一生已经倏然而过。那样的人生，像一只没有打开过的核桃，你不知道桃仁是怎样的。——陈丹燕从儿童文学翻译者到电台主持人，从作家到知名作家，一切都与理想那么吻合。对陈丹燕来说，这世上再没有什么比人到中年时，发现自己此生竟是按照自己的心愿一路走来更令人安慰了。然而，即便是一马平川的舒坦，总也想和命运斗上一斗。因为她相信，命运是一种浪漫的东西。这是笔者在采访陈丹燕的过程中对她的总体印象。一个人玩，那是她独占的世界两三岁时，陈丹燕随父母和两个哥哥从北京移居上海，在徐汇区的湖南路街道度过了她的童年。一开始，她对上海的生活方式不适应，觉得上海人太热衷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隔膜和忽视在“文革”时期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就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油”。孤独，是这场运动带给陈丹燕最直观的感受。出身好的小朋友不愿和她玩，出身不好的小朋友不敢和她玩，因为害怕背上“串通”的罪名。于是，自得其乐成了陈丹燕童年唯一的选择。她家的后院有一块狭长的绿草地。沿着草地走过去，能看到一排排的厨房窗户。窗户时常是敞开的，能闻到食物的味道。也有人家将洗好的青菜放在窗台上滤水，于是一条细长的水流，就顺着窗台一直流下了墙面，流进了草地。令她记忆深刻的是一些被撕碎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半张微笑的脸，也许就是平时在大楼里昂然走过的严肃的女人。这些照片，事关秘密。当然，属于儿童的快乐也是有的。有时候，在草地里捡到了一些一分、两分的硬币，集起来可以去烟纸店换点妈妈不允许她吃的散装蜜饯——用甘草汁腌的橄榄或者白糖腌的山楂。最遗憾的是，不小心让这些硬币滚进了下水道，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天大的悲哀了。陈丹燕回忆说：“我一个人玩，一个人看到那些东西，一个人去发现，那是我独占的世界。”中文系，梦之队的教授们陈丹燕说自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蒙”的，她学的第一句英文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开学的第一天，还没上课，老师就带领大家用糨糊把一篇篇“有毒”的课文粘起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终结才是陈丹燕从文之路的开始。70年代末，陈丹燕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施蛰存、钱谷融、徐杰、徐中玉、倪端琴……专业课的老师们简直就是一支梦之队。然而每到春深时分的下午，在中文系上大课的315教室里，陈丹燕忍不住还是要打瞌睡。讲台上正在念唐诗的施蛰存教授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时髦与斯文，好像一根细棉线一样，在昏睡的陈丹燕那残存的感知里飘忽不定。上课可以打瞌睡，闲书却看得很起劲。陈丹燕在课余常找来一些三四十年代的小册子阅读，以弥补童年时“被禁止”的遗憾。其中，一整套的《安徒生童话集》是她的“圣经”。就连后来嫁人离家时，她也将它带走，放在新房间的床头柜上。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本书，让她后来写了八年的儿童文学，最后成为一个作家。正儿八经在课堂上教授写作课的则是王光祖。讲课时他手里总拿一把黑纸扇，说到重点处，像古时书生一样，哗地一下打开纸扇：“这虎头、猪肚、凤尾……”当时，陈丹燕的写作课总是拿四分。有一次，她对王光祖说：“我来中文系的目的，不是想做研究，而是想当作家。”王老师笑了笑说：“那么先打好基础再说。”毕业多年后，陈丹燕才体会到：“315教室的讲台上出现的那些梦之队般的教授，与其说教了我学问，不如说教了我如何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既能同情，也有坚持的知识分子。”1981年，陈丹燕毕业了。“童话大王”陈伯吹替她改书名陈丹燕在大学里的另一个收获，是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陈保平。宿舍底楼有系里学生自办的墙报，那里有赵丽宏的诗歌，有周抗美的小说，还有陈保平的《写给我的父辈》。陈保平的这篇小文当时在系里引起轰动。后来，陈丹燕就成了这个很瘦弱，还戴了一顶大棉帽子的男同学的女朋友。她并没有和她年轻时所幻想的那样，爱上一个安徒生一样的男子，丑、瘦弱、温情脉脉，心上开满了花。二十五岁嫁给陈保平的时候，暨南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公公对陈丹燕说：“你最好安安静静做个儿童文学翻译者。”陈丹燕的第一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是美国小说家怀特的《小老鼠斯图亚特》。原著名叫《斯图亚特·利特尔》，是“童话大王”陈伯吹替她改的书名。每次去瑞金路上的陈老家里谈事情，陈师母总要拿出一个洋铁皮糖盒，里面有一些什锦太妃糖。那时陈丹燕在儿童杂志社当译文编辑，自己也开始学习翻译。这种学习，和抄一遍自己喜欢的书的感觉差不多，是陈丹燕正式从事写作前的热身。小老鼠与小鸟之间悬而未决的爱情，成为陈丹燕二十年写作历程的一块故地，彷徨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回到那里。多数时候，陈丹燕则像童话里的那只小老鼠斯图亚特一样，开着小汽车，向小鸟飞去的北方——追寻。她回忆说：“谢天谢地，在我那么年轻懵懂的时候，遇到了怀特，遇到了陈先生，没走错路。这世上再没有什么比人到中年时，发现自己此生竟是按照自己的心愿一路走来更令人安慰了。”然而，陈丹燕总觉得内心有一股渴望在涌动，那将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新变化。“陈丹燕的视角”是作家的想法1988年，她把曾经得到的二十个文学奖的证书放进一个大纸盒子里，并且用报纸把它们封起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和青春期文学告别。那时候，陈丹燕想：我要做新的事情了，我要写东西给大人看。当时正好有个电视制片人找到陈丹燕谈合作，于是陈丹燕憧憬起这样的情景来：一个人背着摄像机，拍一个叫“陈丹燕的视角”的东西。 当她对制片人说了自己的想法后，却遭到质疑。制片人对她说：“你这种想法，是作家的想法。作家是个体劳动，而电视，是集体的。你应当学习怎么与别人合作。”不管怎样，纪录片的拍摄还是如期开始了。那一年的圣诞节，陈丹燕和她的节目监制去医院，拍一群患白血病的孩子。他们为那些孩子唱歌、点蜡烛、送礼物。金黄的烛光映红了他们的脸，她听到了孩子们的笑声。可是，不久，陈丹燕就开始接到那些孩子的爸爸妈妈所写来的信——他们，死了。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叫曹坚生。他躺在儿科血液病房的那张小白床上，因为脸色过于苍白，所以眼睛显得特别黑。他在输液，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液体，被高高地挂在架子上。整个病房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大红苹果所发出的气味，垂死的气味。陈丹燕非常害怕，远远地站在门边。而曹坚生用黑色的双眼，静静地专注地望着她。陈丹燕说：“曹坚生，等你好了，阿姨再来看你。”小男孩说：“好的。”后来，曹坚生死在一个黄昏。“陈丹燕的视角”是温暖而悲伤的。十年，说不尽的上海也许童年习惯了孤独，陈丹燕在电视领域并没有得到令人瞩目的发展。真正令她一举成名的是她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上海三部曲”，即《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和《上海的红颜遗事》。这一系列作品的问世说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开始。那阵子，陈丹燕迷上了骑着她的旧自行车，在湖南路街区周边乱逛，穿过苏青买菜的小菜场，经过宋庆龄和孙中山住过的房子，在李鸿章家的洋房处拐个弯，路过上官云珠自杀的公寓……然后，在图书馆里，在一个管理员的指点下，找到了一本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地图册。这本老地图详细到对每条街道的每个门牌都有说明，告诉你这里是大发绸缎店抑或是清心女中。于是，被关在老房子里的历史慢慢在她眼前展开了。随后，陈丹燕带着图书馆里复印的地图册，对上面记录的街道开始寻访。那是一种“怀旧”的美。接着，图书馆资料的收集从地图册延伸到老照片和旧书，甚至是中西女中的校刊。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时，陈丹燕特地给图书馆一楼的阅览室送去了样书，为了感谢图书馆里的人，还有那本地图册。该书在上海一炮而红后，她便开始了“上海三部曲”的创作。五原路是她最熟悉不过的街区。陈丹燕无疑是爱音乐的，她的作品里提到过许多和音乐相关的人。琴声是20世纪70年代五原路上最常见的声音。那些职员家庭出身的孩子，不红不白，要靠一技之长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那时，去部队的文工团，就是好工作之一。记得黑管吹得最好的是住在陈丹燕楼下的男孩。1977年，他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去了美国留学，成为职业音乐家。钢琴弹得最出色的是汽车间里的一对情侣。那个男的就是后来当了孔祥东的老师的范大雷。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李泉还是一个在基督教堂对面的弄堂里牙牙学语的小孩。这个上海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男孩后来做了流行歌手。除了音乐，陈丹燕还有一个奇怪的兴趣点——墓地。这些也被她写进了书里。也许是因为做过实习护士的缘故，陈丹燕喜欢的其实是死亡这个主题。音乐和墓地只是上海很小的一个点。在写上海故事的十年中，陈丹燕遇到过形形色色与这座城市有关联的人，大学老师、建筑工程师、政府官员、历史系的学生、摄影师、专栏作者等等。这些人，对上海抱有非常的好奇心，想要探究和保护它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不同性”。陈丹燕回忆道：“我和他们相遇，交谈，成为志同道合者，甚至朋友。开始时，是好奇；后来，有些英雄主义和怜惜之情；再后来，我发现，保护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就是保护自己不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因而也没有未来的人。”外滩，告别风花雪月“上海三部曲”的成功出炉，使陈丹燕越来越迷恋非虚构写作的那种空间感。2008年，五十岁的陈丹燕推出了有别以往的重磅作品——《外滩影像与传奇》。因为“上海三部曲”，陈丹燕被冠以“怀旧”“小资”的标签。事实上写完这三本书后，她一直希望能接触上海更深的东西并且用一个独特的角度去描写。其前几部作品中的故事都发生在她居住的街区湖南路街道，居住者的单一角度难免显得片面而主观，于是这次她选择了从小敬畏的外滩。当年外滩的几次游行，曾把一个小孩吓得魂飞魄散的父亲办公室，以及母亲不许去外滩公园玩的训戒，使陈丹燕眼中的外滩更添传奇色彩。然而，这本书动笔之初给她带来的却是沮丧。陈丹燕说：“外滩对我来说比湖南街区要陌生和庞大得多，加上大量的翻译工作，因此整个写作过程好比写一篇博士论文，要比以前辛苦许多，连自己在电脑键盘上敲字的声音都显得很软。好不容易写完第一稿后，发现内容和历史学家的介绍极其雷同，触不到理想的核心部分，只得把这二十万字推倒重写。”之后，陈丹燕重新整理了其费时六年在海外图书馆和画廊搜寻到的外滩史料，对同一题材比较了多个例子以确保真实性，并千方百计寻找到现在或曾经与外滩有关联的人物倾谈。陈丹燕拜访过英国一家M打头的私立画廊。画廊中陈列着大量早期英国殖民地的照片和绘画作品。国外的国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是资料的一大来源，陈丹燕在那里惊喜地发现了很多在国内已经绝版的书籍，比如1975年出版的《史话上海外滩和南京东路》，那是她小时候痴迷过的书本。在这些资料里，陈丹燕发现了一个她所不知道的外滩。寻访的过程，也勾起了她对外滩的记忆。陈丹燕在电台上班期间，每天都要路过这里。那时，东风饭店盘子的边缘是油油的，洗手间弥漫着臭气，抽水马桶还是漏水的。附近点心摊用的面粉很好，新包子出炉时，半条街都是又暖又香的……最令她不能释怀的是友谊商店。当年的友谊商店孕育了上海人渴望走向世界的梦想，用马赛克拼成的WELCOME（欢迎）表现了海纳百川的气度。如今却要将其推倒改建半岛酒店。动工的那天，她来到施工现场，亲眼看着工人用大锤子将这个单词凿碎却无能为力，只能举着相机，不停地拍着，拍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收集资料的旅途中，陈丹燕曾在伦敦的King"s Cross目睹过一场震撼人心的动迁。当地的有关部门特派了一名工作人员每天走街串巷，拜访动迁居民。他的任务不是用金钱去说服钉子户，而是负责倾听那些普通的老人讲述房子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然后将这些琐事一一记录下来。回上海后，陈丹燕曾向某区相关部门写信提交这一建议，结果是石沉大海。 一万里，旅行的意义算命的人说，陈丹燕有十一年的驿马运。令人慨叹的是，生活竟然验证了这句话。陈丹燕曾在《自述》一文中写道：“我是一个在国门禁闭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所以对个人自由地去想去的地方，读想读的书，看想看的电影，听想听的音乐，非常介意……我上大学的时代，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解放和自由，对我有着圣经般的涵义。所以，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要走一万里。”除了写作，旅行是陈丹燕的另一种生活姿态，已然持续了十多年。陈丹燕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发生在十六岁那年。当时，她和她的两个朋友，经过了半年的努力，向父母争取到了独自旅行的权利。陈丹燕拿了母亲的银行存折到银行取出了三百元钱。20世纪70年代，三百元是个奢侈的数字。只记得火车开动的时候，月台上母亲越来越小的身影，像山坡上的树一样，渐渐退去了。成年后，最初决定去周游世界的时候，她绝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为这十年中断断续续的旅行写一本书。那时，陈丹燕带着出书拿到的版税以及照相机和晕车药，一个人出发。没有导游，没有旅伴，甚至连一本自助旅游的书也没有，只是凭着一张地图，住朋友家或者小客栈。通过旅行，她再次沉迷进童年独自玩耍的乐趣中。教堂、广场、咖啡馆靠窗的静静的桌子、弥漫着孜然味的阿拉伯碎肉饼摊子……从长崎到慕尼黑，然后是柏林、罗马和巴黎，还有萨拉曼卡、波尔图、圣彼得堡、卡拉夫卡和维也纳……在雪堡，陈丹燕竟似找到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14世纪的古堡，而城堡的钥匙就在陈丹燕的手中叮当作响。在她所住的那间客房的楼下就是城堡的地窖，如今是图书馆的藏书库，里面有16世纪的《爱丽斯漫游仙境》，有17世纪的《格林童话》以及丹麦安徒生的作品。睡在雪堡小小的木头床上，半夜醒来，有时会听到城堡外面的小湖里，天鹅的低语以及野鸭子翅膀掠过水面的声音，就像生活在童话里一样。午夜的城堡塔楼尖尖地忧伤地指向天空，让人想到王子和公主的故事。陈丹燕写道：“我真喜欢雪堡，它是一个故事。”旅行，继续旅行。直到有一天，陈丹燕在美国的东海岸，看到了一片大海。司机说：“这是大西洋呢。”陈丹燕才突然想起来，这些年不知不觉竟已从大西洋这一头的大陆走到了那一头。从这天起陈丹燕知道自己将要写一本关于旅行的书了，她想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等到真正开始动笔写起来，却发现其实应该是厚厚的五本书。“可以说，在我平静的生活里，我是在那绿色的箱子下的四个轮子哗哗的滚动声里渐渐成熟起来的吧。”也许对陈丹燕来说，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陈丹燕2012年10月的目的地是斯里兰卡。她回来后，会写一本书。交出青春，换得智慧近年，陈丹燕继外滩后，一边继续书写着和平饭店等上海传奇，一边也开始把自己这几十年的从业经历和感悟整理成书。2012年夏天，她出了一套新书叫《阅历三部曲》，讲述了1986年到2011年间，每一个不容忘却的瞬间。她在书中写道：我觉得自己每一条皱纹都来得不容易，每一根白发都有变白的理由。原来，生命的成熟是这样完成的，好像交学费那样，你交出青春，换得智慧。关于命运的定义，陈丹燕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一个人的阅历看似只是接受命运，其实也是出身与时代在这个人身上无穷的变奏。她曾在少年时代对一个女友说：“到了三十岁，就自杀吧。”如今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依旧与这位女友时时见面，彼此望着对方皱纹中的笑意惊叹，原来我们都没自杀。少年时代的年轻与潦草，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责任编辑/金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