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一生中,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流泪；而有一些则是终生无法忘记的泪，尤其是感动的泪、至爱的泪和心疼的泪。 心直口快的二哥 8年前，我因眼疾白内障，左眼视力0.02，右眼视力0.1。那时我在模糊的世界里一塌糊涂地过着，双眼好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无论看什么,全凭光的感觉来判断。吃菜时分不清碟子里哪一块是肉，哪一片是菜。每次单位联欢时，就要遭受工作上嫉妒者的嘲弄。走路凭脚感，认人听其声。写作时，辨别不出传统稿纸上是横行还是方格；老是左手压着稿纸，右手拿的笔尖从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分开的指缝中间、从左往右移动着写。那时，儿子长到了4岁，而我还未清楚地读到过妻子的脸。那些年，我长期过着举步维艰的日子。
1998年，美国眼科复明协会来平凉。照实说，人家老美在医疗方面人道至真，手术既不收礼，又一丝不苟。这也是叫人难忘的一点。夏末秋初的8月中旬，我的二哥马元中陪我去平凉做白内障摘除手术。那时，像我那样年轻而双眼都患白内障的人很个别。我的主刀大夫是美国著名的眼科教授康纳德，在做手术前的检查过程中，他就顾虑重重地说：“你患的白内障，是由其它的眼病引发的。白内障即使摘除，但不能保证视力的提高，你明白吗？”我明白，我太明白了，同时也太伤心了。因为我自患眼病的16年以来，就像冬天早晨的白毛女渴盼太阳出来一样，渴盼着白内障早日成熟，早日手术摘除，一清二楚地看看世界，明亮清晰地过过人过的日子。然而，待我一天一天地熬过16年，熬到白内障成熟后，再从甘南藏区迢迢千里地奔走到平凉做白内障手术时，眼科权威却说出了即使手术眼睛也不一定亮的话。
我失望沮丧，忧心忡忡，那种思想上的惶恐和心中的酸苦，一言难尽。那时，我的二哥马元中对我复杂而沉重的心情了解得很深，他不停地开导我，耐心地说宽心话：“别想得太多了，老外只是说不一定。那也不一定不明亮，你说对不？”对是对，可我心里想不开。搭下的梯子上不上，教下的曲子唱不上。二哥说多了，我声音填得瓷瓷地回道：“你再别说了，行不？我亲爱的二哥！”二哥随声低下了头，生性爱说爱笑的他，整整一天，在我跟前没有再说一句话。那天，我很痛苦，为我的命运，也为我而受担心受顾虑还受闷气的二哥。
然而，我做了手术后的第二天，上午九时许，二哥扶我去检查室，当主刀大夫康纳德教授揭掉一层层眼睛上缠的纱布时，我热血沸腾，心花怒放，声音变调地对自己也是对二哥说：“亮了！我的眼睛亮了……”二哥回话的声音也随我的变调而沙哑颤抖起来。当手术后的视力一下子查到视力表的第九排时，二哥失声哭喊起来：“啊，0.9，0.9！已经看到0.9了！”同时我清楚地感到，他在万分的激动中，热泪喷涌而出，满面任流。那激动的言行，那俱出的声泪，为我，全部是为我，而且没带丝毫的杂念。
二哥，我心直口快的二哥，你为我的激动，至今历历在目，今生今世难忘怀，尤其是那两行冰清玉洁的热泪。
质朴善良的老娘
4年后，美国眼科复明协会赴甘南草原播种光明。经了解，康纳德教授也来了，并主刀，我便决定再做第二次手术，让我从心里信任的大夫为我摘除右眼的白内障，使右眼也长出他播种的光明。此次打算，几日后被我那质朴慈善的老娘获知。不久，她老人家叫我去吃饭。
说起我那白发鬓鬓的老娘，用一句话交待她的这一辈子，那就是坎坷一生，阅尽了人间沧桑。她虽务了大半生的农，却比一般农民要苦得多，因为曾被错划为反革命的父亲，断断续续劳改了16年。老娘年轻时，掏沙拾牛粪卖过钱，受过为救重病的一个儿子将另一个儿子送给人的罪。她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也是善良的一生。
父亲被正式打成政治犯后，我们背井逃难，颠沛流离。一次路过临潭县一个名叫巴日的山村，在村头一户无人无院墙无大门的农家歇息时，年幼而不谙世事的大哥，将那家晒的一双旧布鞋拿给光脚行走的老娘。老娘穿上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又返回去将那双布鞋还放原处。她说：“这鞋是人家省下穿的。人家回来后找不到鞋，会难过。”
1978年，父亲平反，老娘成了家属。我们生长在她身边的8个儿女，先是靠父亲64元的工资过日子。几年后，我们大的几个陆续长大。长大后我们成了车户哥，各顾各，对老人没尽上孝。不过老娘看着我们自食其力，她就能朴素地幸福着。1995年，父亲病逝时，老娘却还负担着小的3个弟妹的生活。之后，她省吃俭用，帮3个弟妹成了家。她有时上街，手里两元钱攥去又能攥回来，即使被汗水渗透。可是我手术的头一天，她把我叫去，将500元现金给我。我拒之不收，我知道这是她攒下的抚恤金，也是她全部的储蓄，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可老娘哭了，哭得很辛酸。她说她对每个儿女都一样疼，虽然我是个当干部的老儿子，但总是娘心头的肉，不要叫她怎么办？我无法彻底拒绝那含辛茹苦的、纤尘未染的母爱。我在接受她的一百元的同时，控制不住眼眶的潮湿。透过泪水，我模糊地看到，满头白发的老娘，别过皱纹纵横的脸，抹着朴素慈善的面容上流下的至爱的泪，我感慨不已：可怜天下父母心！
憨厚重情的儿子
2002年的6月19日，我又做了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这次手术很不愉快。不是康纳德教授主刀不仔细，而是这次手术我在麻药上反应过重，手术后眼压剧增，麻药的疼痛整整让我饱受了两天两夜。大夫们说，麻药痛了无药可救，只有死挨。那两天，我的头里面，象用许多把锋利的刀尖，唰啊唰地用力猛划。那两天，我就象熬过了终生苦难的两辈子，有说不出的漫长。最疼痛的那个晚上，我真的等不到天亮，要是身边没有妻子和儿子，我准会跳楼。
十指连心，父子连心。我头脑中要命的疼痛，疼坏了我的在合作一校上一年级的儿子马少天的心。到第三天，麻药慢慢过后，疼痛稍轻松下来时，马少天才把他那大大的头投进我的怀里，憨厚而多情地说：“爸爸，这两天我上课时，一直悄悄地流泪，同桌问我哭什么？我说我爸爸做了手术，头痛得没办法，我太难心了。”
在友情、亲情、夫妻情流行钱物维系的这个时代里，马少天这么至纯至深地心疼我，小心灵苦遭折磨，并悄无声地为我偷偷流了两天多的泪。当时，我听着他的诉说，在他那丰隆而饱满的宽额上，禁不住亲了一口。随之，一种从未有过的天伦之幸福涌上心头，让我久久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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