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1971年10月21日，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卡尔・拉格纳・吉罗在宣布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人时，风趣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由于去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获奖引起了风波，我和我的同事们得到暗示，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外交官，因此决定将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智利驻法国大使内弗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他说的这位大使就是智利著名诗人巴勃鲁・聂鲁达。也许纯属巧合，自1960年以来，在获奖者中已有四位曾任外交官，他们是1960年获奖的法国诗人佩斯、1961年获奖的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1963年获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1967年获奖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的获奖是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巴勃鲁・聂鲁达，本名为内弗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小镇帕拉尔。父亲是铁路工人。聂鲁达自幼丧母，两岁时随父迁到智利中南部的考廷省省会特木科城，在那儿读小学和中学，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十岁开始写诗，十三岁时，曾用“巴勃鲁・聂鲁达”的笔名在当地报刊上发诗作。早在1919年和1920年，他即分别以诗作《理想小夜曲》和《春天的节日》获得当地的文艺竞赛奖。
1921年，聂鲁达中学毕业后进人首都圣地亚哥教育学院攻读法语，曾染上无政府主义思想。同年以长诗《节日之歌》获全国学联文艺竞赛一等奖。1923年和1924年，他相继出版了诗集《黄昏》和《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两部诗集的主题都是爱情，既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真诚和眷恋，也倾诉了分手时的痛苦、凄楚和悲凉。诗歌感情真挚，形象鲜明，既继承了民族诗歌的传统，又吸取了法国现代派诗歌的技巧。诗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很大反响，诗人一时名噪全国，成为杰出的智利年轻诗人。特别是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成了聂鲁达的成名作，同时也是他前期的代表作。这是诗人创作的第一阶段。接着诗人又出版了诗集《奇男子的引力》（1925）和《戒指》（1926）。
1924年至1927年间，由于聂鲁达放弃大学学习，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引起父亲不满，中断了他的生活费用。他不得不靠打工、翻译维持生活。直到1927年，经友人帮助，他谋得去缅甸当领事的职务，并从此进入外交界，先后任驻仰光、锡兰（今斯里兰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领事，驻墨西哥总领事和驻法国大使。
在担任外交职务期间，聂鲁达的文学创作从未间断。1925年到1935年是诗人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诗作基本上运用了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追求神秘的内心体验。代表作《在地球上的居所》（1933、1935）以晦涩的语意、费解的联想、神秘的隐喻和低沉的格调表达了诗人的悲哀、失望、痛苦和对死亡的看法，反映了诗人因远离乡土而产生的孤独忧郁的心情。
1937年，聂鲁达的创作进入第三阶段，主要作品有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和代表作《诗歌总集》（1950）。前者是诗人的一部充满愤怒和赞美之情的诗作。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正担任驻马德里领事。面对法西斯的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战争，诗人也积极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斗争，结果被迫离职回国。在这首长诗中，诗人讴歌了英勇战斗的西班牙人民和国际纵队，揭露和痛斥了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对热爱和平的人民的赞颂和同情，同对敌人的尖锐讽刺和鞭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从这开始，聂鲁达的诗风有了改变，除少数费解的联想外，诗风趋向热情奔放，朴实流畅。
《诗歌总集》是聂鲁达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他创作生涯的里程碑。它具有完整的结构，带有纪实的特征。全书包括十五章，共收有诗篇二百四十八首。内容写的是十五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历史，或者说是拉美人民几百年来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马楚・比楚高峰》和《伐木者，醒来吧》是诗集中两首特别著名的长诗。马楚・比楚是秘鲁印第安民族的古城，位于两千四百米高的高山上。诗人在凭吊这一古迹时悟出：美洲大陆古老的历史文化并不比欧洲古老文化逊色。他认为现代拉美人应该感到自豪，并从中汲取独立、民主和自由的力量。通过这部长篇抒情诗，诗人在情感的激越抒发中表现了对历史和大自然的感受和对社会人生的爱憎。《伐木者，醒来吧》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长诗。“伐木者”系指美加总统林肯，诗人呼吁林肯重新出现，恢复民主和自由。全诗充满战斗的精神和希望。它在内容上是一首交织着爱和恨、柔情和愤怒、反抗和革命的诗，其风格可以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媲美。《诗歌总集》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祖国智利及其美洲大陆的热爱，反映了诗人的广阔视野和博大胸怀，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
此后他还陆续发表了诗集《葡萄和风》（1954）、《元素之歌》（1954）、《新元素之歌》（1956）、《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59）、《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智利的岩石》（1961）、《黑岛杂记》（1964）、《鸟的艺术》（1966）、《沙漠之家》（1966）等，以及《聂鲁达全集》（1968）。
聂鲁达1957年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0年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后退出竞选。1973年9月23日，聂鲁达病逝于圣地亚哥，终年六十九岁。
诗人去世后，他的部分遗作陆续出版，其中有诗集《分离的玫瑰》、《冬天的花园》、《黄色的心》、《挽歌》、《海与钟》等，以及散文集《我命该出世》（1974）和长篇回忆录《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1974）。
【颁奖词】
诺贝尔奖不会给伟大的作家增光，得奖人却会给诺贝尔奖添彩，但这是对获得诺贝尔奖的适当的人而言的。所谓适当的人选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诺贝尔在遗嘱中说，应该颁奖给“在理想主义”中写出的作品。这并不是用标准的瑞典文写的，因而要加以正确解释，不无惶恐之感，我们几乎都可以在不理想的条件下工作，若依奥斯卡・可尔德的假设，我们也可以做个理想的丈夫。“理想的”这一语辞的意义可以单纯地跟“人所期待的最富常识性的形象”完全一致，但就诺贝尔奖来说，颁奖时的理想主义，仅此似乎并不充分，如以诺贝尔生存的时代来说，一般会认为这词语具有哲学意义，说明“理想的”，可以从抽象方面来表现，但这是指非存在于物质世界的“某些东西”。这词可运用在所谓“理想丈夫”之上，但就诺贝尔奖的“理想得主”而言，情况就有所不同。
若依遗嘱精神而言，诺贝尔的想法会呈现得更为清晰，也就是说得奖作品必须对人类的幸福有所贡献。但这对解释（所谓“理想的”）这一问题便没太大用处，因为一切被称为杰作的作品、所有感情真挚的文学作品、许多仅以解释和提供笑话为目标的作品，无可置疑的，对人类的幸福都有所贡献。以此观之，遗嘱的根本精神总是无法充分了解。可是，今年的得奖作家聂鲁达先生，在这意义上却是少数明显展现此一精神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不是以作品本身，而是这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对人类的幸福有莫大贡献。因此，我现在的任务只要简短指出这种意义就够了。要阐明他作品的意义，相当不容易。我想像捕虫网捉秃鹰一般来简要谈谈聂鲁达先生。将他推进胡桃壳中，毕竟是荒谬，因为核子会撑破胡桃壳。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须约略谈谈这胡桃核。一言以蔽之，聂鲁达先生在作品中所达到的就是“与存有的连带”。这看来简单，却是我们最艰难的问题之一。聂鲁达先生在1956年《元素颂新集》的一首诗歌中，以“人和大地的和谐”表明了这一论点。这部作品可用理想两字来称呼，内涵的意义在于显示了这段路程：从聂鲁达先生所谓孤独、反省以及不和谐这些完全相反的立足点出发，终至人与大地和谐的境地。
在充满青春意识的情诗中，聂鲁达先生是处于孤独、反省与不和谐之中的。《二十首爱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表现出：聂鲁达先生的诗对大多数说西班牙语的人意味着什么，这本《二十首爱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曾好几次谱成歌曲，到处有人唱，却不知作者是谁。诗集的销售数也打破纪录，十年前已高达一百万部。可是，在这灰暗魅人的美之意象中，所谓邂逅乃是指不相识的人在挫败的冰冻阴影中邂逅。列在诗集末尾的悲歌有下列语句，这语句悲剧性地重复出现，一如流行歌曲中的反复：
对你，一切都是挫折。
然后以这句话作结尾：
起程的时候到了！啊，被遗弃的人啊！
被遗弃者之路并非通向“与存有的连带”，毋宁是越来越远。《二十首爱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之后出版的杰作《居作在大地上》中，聂鲁达先生经常“独自一人处在摇摆不定的世界中”。可是，简直像反讽刺一般，他以西班牙的经验为转折点，进入了转换时期，孤立打破了，从死亡的恐怖中解放了。亲眼目睹朋友和诗人，其中有他所爱的喀尔西亚・罗尔卡，被带到刑场，因而产生了同志的连带感。他获得了与被虐待者、被追逐者的连带感。接着，他离开内乱的西班牙，回到祖国，祖国自征服时代以来即被切断手脚，被迫从属于人，而今依然是现代征服者无力的饵食，但他在祖国又发现了同样的连带感。当他亲身感受到与这种恐怖之土有血脉关系时，这块土地内蕴的富饶、过去的荣耀，以及在遥远东方梦幻般闪现的未来希望，遂逐渐扩大。聂鲁达先生的诗从此逐渐转向政治，更为面临的赔偿纷争和社会纷争作准备，开始描写未来的景象。尤其在聂鲁达先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一般之歌》中，他已描写出只因意见不同，在国内被迫骑马到处隐匿的情景。他描写这些，只在显示他的国度是他自己和同胞的国家，所有的人性尊严都不允许受到伤害。
这部由十五章两百五十首诗组成的庞大诗集也只是聂鲁达先生作品之一滴。诗如此冲动地溢出，使人感觉到涨潮与退潮之间落差之大，却也从中产生了疑问：作品中狂乱的情景，难道不是缺乏内在安定、忘记推敲沉吟所造成的吗？可是，如果这样，灵感与情感的表露，不能像激流那样迸进涌出，反会受到拦阻。因此，要求内心的安定与细密的推敲，是否一定正确？实为疑问。聂鲁达的作品是创造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大陆正在觉醒。一切都必须叙述，必须发现，必须明朗化。如果要求用尺和容器来量度他的灵感，就好像向热带原始森林要求秩序与明亮，要阻止火山爆发一般。
由于作品的量太大，很难仔细分辨他在政治上或个人方面遍历的经历。聂鲁达最近有一诗集，名叫《Estraragaio》。书名的意思了解，但谁也译不出来，因为这是新字，这个字含有“超乎常规”、“流浪”、“幻想”、“超乎寻常的做法”等意义。《一般之歌》以来，路途依然漫长，而又充满丰富的或痛苦的经验。在这路途上，重新接触了许多事物，这些事物都是人生的本质；这条道路与未来的希望重新结合，未来的希望蕴涵有人生的目标――承诺。他发觉，恐怖之地已开辟了一条希望之路，满怀激动之情眺望这块恐怖的土地，在希望中觉醒的人决不会掩盖这种激情。以前穿长靴、蓄大胡子的灰泥神像所代表、并处处受赞扬的偶像，现在已逐渐在严厉的光芒中显露其真相。他用“大胡须与小胡须”这字眼称呼两种统治者，这两种统治者服饰与举止的类似已逐渐明朗。同时，他的朝圣之旅仍在爱以及女性的新关系中持续下去。此二者均是生命的源泉与维护者，而在他最近的另一杰作《船歌》中，以最美的形式予以呈现。因此，没有人敢说聂鲁达之路最后将通向何处。不过，他自己却指出了方向，那就是“人与大地的和谐”。于是，我们便更为欲知究意之念驱使，追随他精美的作品前行。这部含有觉醒大陆丰沛活力的作品（指《一般之歌》），充满了力量与尊敬，有如大河，愈接近河口海愈大。
你的《狂想集》引导你越过国界与时代从远处走来。以前，《狂想集》带你到矿区。矿工在那现在正属于你的土地上向你打招呼：
“聂鲁达先生，你好！”
这是被欺凌者向他们的代言人说出的最具尊敬的话。你奔驰于世界，今天来到了以前你曾歌咏过绿叶覆盖钟楼的城镇。我也要用同样的话向你打招呼：
“聂鲁达先生，你好！”
我愿用这句话代替瑞典文学院祝贺之辞。并请你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常务理事
卡尔・拉格纳・基耶尔
【获奖演说】
我现在要谈谈那漫长的旅途。那个地方与瑞典相距遥远，在地球的另一边，景色与孤立状况却颇相似，那是一直延伸到地球南端的我的国家。智利南北走向，她的一端几乎与南极相接，所以地形跟瑞典非常相似，瑞典北端属于积雪深埋的地球最北方。
在祖国如此广袤辽阔的地方，我有过一个于今仍不愿遗忘的经验。当时，为了探寻祖国智利与阿根廷的边界，我必须横跨安底斯区。苍茂的林木宛如隧道，覆盖着这片难以接近的地方。我们必须秘密行动，所以只能凭借极少的标志。没有前人行走的痕迹，也没有小径。我和几个伙伴骑着马，避开大树、无法横渡的河流、大岩石、积雪等阻碍，攀援侧身前进。陪送我的同伴，都很了解这片浓密的森林，但仍然骑着马挥起厚刀，剥下大树皮，作为标志，希望回程可以更安全。他们就这样前进着。
我们在无边的孤独中前行，巨树、大藤蔓、几百年前留下的腐土，蓦然挡住前路的半倒树杆――就在这绿白相间的沉默中前进。四周都是眩人而神秘的大自然，同时也有寒冷、白雪，与追逐者渐渐迫近的威胁。孤独、危险和我急迫的使命合为一体。
时时发现不清晰的足印，可能是走私者或一般罪狂逃亡时留下的足迹。他们大多数可能已为严冬的魔手捕杀。在安第斯山中，可怕的雪崩有时吞噬行人，埋得好深好深。
路旁荒野中，我看见一些人做的东西，那是忍耐好几个冬天堆积而成的树枝；是饯别树枝，由长久以来几百位通过这里的行人献给未达目的地即长眠雪中的人，也是高大树枝做成的坟墓。我的同伴又用厚刀砍下大树上低垂于头顶的树枝。那大（木 坚）树在冬天暴风雨来临时，仅余的树叶仍会沙沙作响。我赠送给每座坟墓的礼物，即是装饰陌生行人坟墓的树枝。
我们必须渡河。源自安第斯山巅的小溪以眩目的速度汇成了瀑布，蕴涵的“位能”足以击碎岩石与地面。然而，我们遇到的都是平如巨镜的沉静浅滩。马群奔入河流，马蹄无法着地，开始游向对岸。我的马在水中挣扎，想把头露出水面。当时，我失去依靠，时浮时沉。好不容易才抵达河边，跟来做向导的老百姓露出微笑，问我：
“先生，很可怕吧？”
“啊，可真吓人哩――以为这下可完了。”
“我们有您做靠山，这才紧跟着您。”
其中一人又加上一句：
“看到先生那在河水中折腾样子。心想这下子可糟了。”
我们又继续前进，走入了大自然开凿的隧道。这是花岗岩中的水路，不知是水量众多的河流到尽头后冲开岩石造成的，还是因为地球震动隆起时造成的。刚走进隧道，马就开始滑足，它们必须在凹凸不平的石上找到落脚的地方才能前进，马蹄溅出火花。我不时地从马上摔下，我的马，以及鼻上、脚上都渗出血来，而且沾满泥土，就这样在辽阔明亮却又十分难行的道路上往前走。
在这片大密林中，有东西在等待我们。我们蓦地看见盘踞山麓的美丽小牧场，好似幻境。水色清澄，牧草碧绿，野花遍地，小河低语，天宇碧蓝，没有树叶阻碍的阳光普照大地。
我们宛如进入魔环，像“圣”城的客人，自然而然停下脚步。之后，我所参加的仪式“更为神圣”。向导都下了马。城内中央，就像举行仪式一样，安放着雄牛的头盖骨。我的同伴一个个沉静地走去，把硬币和食物放入骨头的洞孔。我也献东西给那些可能会在死牛眼窝中找到面包和帮助的迷途旅人，以及各种类型的逃亡者。
这难忘的仪式并非就此结束。我的乡下朋友脱下帽子，跳起奇妙的舞蹈。他们单脚踩着前人足迹留下的圆环狂跳着。我望着他们那难以理解的举动，却也模模糊糊有些省悟：
“不相识的人与人之间也能沟通。在这最边远、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有关怀、愿望与感应。”
我们再继续前行。抵达我长久别离的祖国边界附近的最后山峡时，太阳已西下。我们看到一盏灯火，猜想那儿一定有人。接近一看，有几幢临时搭盖的半倒破屋。其中的一幢，房间中央有一根大树干，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胴体在燃烧；不分昼夜地燃烧，从天花板空隙冒出的烟雾，有如蓝色的厚面纱，在黑暗中飘荡。屋里堆满了当地的干酪，火旁静静地躺着几个汉子，仿佛袋子似的物件放在一边。沉默中，我们听到了吉他的音色和歌辞。这些从黑暗炭火中发出的语言是我们在旅途中第一次听到的人类声音。那是爱与隔绝之歌，是爱的叹息与对“遥远的春天”、“舍弃的故乡”、“无限扩延的人生”的思念。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对我这个逃亡者也一无所知，更不知我的诗和我的名字。啊，也许他们知道？而在当前的现实里只是大家围着火唱歌、饮食而已。之后，我们走向徒有其名的房间，穿过几间，有温泉在流动。那是从山脉中火山涌现出来的热水。我们被迎入它温暖的怀里。
身子深浸在温水中，喧闹地拨着水，大家都恢复了马背上的疲劳，身心又都充满活力。黎明时，我们走上最后数里的旅程。精神抖擞，心情舒畅，在马背上一面唱歌，一面前进。迄今我仍清晰记得，起程时，为了对歌唱、食物、温泉、屋顶、木柴这些意外的庇护表示谢意，我掏出一些钱币，他们断然拒绝：
“只是小小的帮助，如此而已。”
在这“如此而已”的短短几个字里，岂不是已包含了许多话语、理解和梦想？
与会的各位先生：
我不会从书本里学得作诗的方法，因此我也不认为会给后来的诗人留下诗的知识。我在这演讲中所以要谈过去的事情，所以要在这不合时宜的地方叙述决不敢遗忘的往事，主要是因为我想指出：在我人生旅途中随时都可找到必要的帮助。这种必要的帮助并非只是描写一次的素材，它们让我能够了解自己。
我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找到了写诗的要素。我从大地与人的灵魂里得到莫大资产。于是，我认为写诗是刹那间的严肃行动，其中含有孤独与连带、感情与行动、对自己或他人的接近与自然的神秘启示，两个相对而学等。进而我又以同样的信念想道：一切――人及其阴影、人及其行动、人及其诗情――这一切都需要随时间而扩大的村社、以及梦想和现实永远在我们心中合二而一的行为模式的支持，因为诗情会把这些统一、混合。经过漫长的岁月，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在横渡那眩人的河流时，在牛的头盖骨四周跳舞时，在用高台上的净水沐浴时，我所得到的教训是为了再传达给多少人？那瞬间体验的诗以及后来我歌咏的经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诗情的？是刹那间的？还是永恒的？我不知道。
各位先生，诗人必须向别人学习，这是我从刚才所说的所有事物中体悟的，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点，那就是把我们原有的形象传达给别人。同时，要抵达可以跳原始之舞、唱叹息之歌的圣域，就必须超越孤独与严酷、孤立与沉默，在这舞蹈与歌唱中，满含着远古以来的仪式：相信人之为人的自觉与共同命运。
即使有一些人或许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党派性很强的人，不能同坐在友谊与责任的圆桌上，我也不想辩白，因为指责和辩白不是诗人的工作，也就是说任何诗人都不曾控制过诗。我认为，诗的敌人不是爱护诗的人，而是那些缺乏与诗人有共同心境的人群。因此，诗人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不能得到他那时代最易被遗忘、最受压榨者的理解。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相同的。
诗人不是“小小的神”，也决不能是“小小的神”，不能受神秘的命运左右，神秘的命运往往被视为比从事其他生计或职业者的命运更为珍贵。过去我常常说，最好的诗人就是给我们日常面包的人，就是不梦想自己是“神”的面包店老板。他从事那了不起的朴实工作，并视之为义务。每天把面粉入灶烤成的面包交给我们。如果诗人把自己承认的工作交给别人，参加决不会终止的斗争，向我们每天的工作表示献身与体谅之意，那诗人――啊，不，我们诗人就可共享汗水、面包、葡萄酒以及全人类的梦。只有经由这条凡人的道路，我们才能使各时代慢慢展露的广袤性再度回归诗的世界。
引导我走进相对真理的错误以及使我一再犯错的真理，都不可能引导我走向创作道路上难以到达的顶峰，而我自己也不敢奢望能够拥有这一切。不过，我曾有过一种觉悟：我们常任情地创造神话，制作幻影。我们制造、或想制造的，到后来往往会妨碍我们自己未来的发展，我们一定要走向现实与现实主义，换言之要强烈意识到我们四周的一切事物与变化之道，然后到我们觉得太迟的时候，也要能发觉我们已建造了太厚的墙壁，不仅没有使生命发芽开花，反而扼杀了活生生的东西，既是事后发现，但确已负荷比砖头还重的现实主义。因此，甚至连我们以前认为工作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筑物，也建不起来。然而，相反的，如果我们创造了别人无法了解，或者只有少数人才能了解的偶像――排他性的秘密偶像，而且如果我们无视于现实及现实的堕落的话，我们马上会被闭锁在不可能的世界中，隐身于树叶、泥泞与雪的沼泽，而在被压碎般的断绝中困难呼吸。
就我个人来说，我不断听到美洲大陆作家的呼吁：用血肉填满这广大的空间吧！我们已自觉到我们作为建设者的义务，在这人口稀少但不公正、惩罚和悲哀却不少的世界里，批评性沟通的义务对我们已是不可或缺的事项，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想起往昔的梦，梦不仅沉眠在石像与半塌的纪念碑下，也沉眠在这草原的辽阔沉默中，深深的密林里与雷鸣般的河流中。这块大陆有许多遥远的土地还沉没在沉默中，必须用语言填满它们。说话或命名的工作使我们沉迷。我处于现在这种状况下也许有决定性的理由。如果此言不虚，我可以夸张地说，我的作品和我的修辞，在表现美洲的各项事物中，实是最单纯的。希望我的每篇文章都能凝固为可以触及的东西，希望我的每首诗都会成为有助于实际工作的器具，希望我的每首歌都会成为交叉路口聚会所的标志，成为人们可在上面刻上新标志的石块与木片：而在这片广大的空间中有所助益。
不管对与错，在诗人的义务扩展到最后的结果，即使不多，也要努力去帮助别人，这种努力才是对社会与人生的态度。我已下了这样的决心。我是看了光荣的失败、孤独的胜利与辉煌的挫败后才下决心的。置身美洲战场，我体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就是以鲜血和灵魂、热情与希望参加有组织的群众的广大势力。因为只有从这浩瀚澎湃的激流中才能孕生作家与民众所需要的变革。即使我的态度曾经遭遇痛苦的反对与亲切的驳斥，或许今后仍会引起这种反对与驳斥，只要希望能在黑暗中开花，只要期望那些不知道读我们的书、或不识字、不能书写、不知道写信给我们的几百万人，能够坚守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尊严，那么在这广大而残酷的美洲国家里，作家所能走的道路也就只有这么一条而已。
我们继承了几世纪来整个民族在惩罚中苟延残喘的不幸命运。这民族像在天堂一样纯粹，以石块和金属建立起奇妙的高塔、光辉耀人的宝物，却蓦然遭遇至今犹有的殖民主义的恐怖时代，遭受掠夺，被封住了口。
作为我们指南针的星辰是战争与希望。可是，没有一个人的战争，同样也没有一个人的希望。所有的人已将遥远的时代、怠慢、错误、现代的紧迫以及历史的速度融合为一。然而如果我以某种形式去帮助维持美洲大陆的封建传统，我将会变成如何？如果我丝毫不以参加我国目前的变革为荣，我今天又怎能在瑞典颁赐给我的这项荣耀前昂首无愧呢？黑暗的神已将污名和掠夺赐给美洲民众，然而为什么会有许多作家不愿意共同拥有这些呢？要了解这点，必须看看美洲地图，必须面对那雄壮的繁复和环绕在我们的空间所具有的宇宙性宽容。
我选择了分担责任的艰难道路。我选择参加每天无休止向前进的军队，好去对付那些一再被奉为太阳系中心却时时犯猎的顽固落伍者与不断跃升的性急者。作为诗人的义务教我要与蔷薇、和谐、可称颂的爱和无限的乡愁有连带感，也指示我要跟我在诗中咏唱的受虐者的工作有连带感。
一个不幸而又杰出的诗人，在绝望的人当中最绝望的诗人，写了下列的预言后，迄今已有一百年：
我们在燃烧的忍耐中武装，随着拂晓进入光辉的城镇。
我相信兰波的预言。我来自被黑暗、险峻的地形与世隔绝的国家。我是最被遗弃的诗人。我的诗有地域性，沉重而难过。但我相信人，决不放弃希望。因而我想我也许能够举着我的诗和我的旗走到这里。
最后我想告诉各位善良的人、劳工和诗人们，所有的前途包含在兰波这句话里，只有靠“燃烧的忍耐”，我们才能拥有赐给全人类光亮、正义与尊敬的“光辉城镇”。
因此，诗决不是徒然吟唱的。
巴勃罗・聂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