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记》民俗文化探析
【摘 要】汲古阁刊印《六十种曲》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其中《三元记》是剧作家沈受先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也是《六十种曲》中唯一以商人作为主人公的戏剧。《三元记》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明显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多个剧目中涉及大量民俗事象，对于探究民俗文化极具意义。
【关键词】《三元记》；冯商；民俗；义利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5-0021-02
汲古阁刊印《六十种曲》所收《三元记》是明孝宗弘治年间剧作家沈受先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三元记》讲述了富贾冯商年届四十，尚无子嗣，上天感其所积阴功，使其得子冯京，冯京长大后连中三元，成了宰相的乘龙快婿。戏曲作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明显地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三元记》中《祝寿》《托媒》《议亲》等多出剧目涉及大量民俗事象，剧本中民俗以各种方式融入，可以充分审视隐含在民俗文化背后的社会情态。剧作通过“赈饥”“还妾”“拒寝”“还金”“错认马匹”等事件塑造了一位宽厚仁德、仗义疏财的商人冯商极具开创意义，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对于商人义利观的变化与思考也越来越值得重视。
一、民俗事象
民俗即“那些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或流传的程式化的不成文的规矩，一种流行的模式化的活世态生活相。”[1]民俗事象则是民俗文化生动的展现。《三元记》内涵丰富，民俗事象众多，涉及社会民俗、民间信仰等多个方面。
（一）媒妁姻亲。冯商夫妻伉俪恩浓，却无子嗣，妻子金氏提出纳妾。《托媒》一出，描写了冯商托媒娶妾一事。戏曲中媒主婆念白道：“男要娶妇，女要嫁夫，都是老身作伐，卖货的客人，买货的客人，俱是老身为主，故此叫媒主婆。”[2]由此，可以看到普通男女的婚事需要媒人的参与。媒主婆唱道：“你聘财若出百两，管教今夜便成双，与你执柯，期取弄璋。”[3]亦可看到聘财在姻亲关系上的重要性。《遣妾》一出描写娶妾一事，世情尽显。冯商大摆筵席庆祝，由媒主婆将张家女领至冯商处，媒主婆宾白道：“新人已到，筵席已完，你两人当自酬酢一杯，请安置。” [4]冯商之子冯京连中三元，《谒相》一出中左丞相富弼想招其为婿对下人道：“既如此，你可吩咐值日匠人，搭起彩楼，请小姐上楼看迎状元，你可将丝鞭递与他。”权贵人家使用丝鞭择婿亦是一大特点。另《合欢》一出中赵得济认为自己即将离世，二儿子又久未回家，未免耽误女方婚事，决定将女方的庚帖送回。戏曲多处涉及媒妁姻亲等事象，极具特色。
（二）酒令饯行。在《饯行》一出中，冯商的朋友离家行商饯行祝愿，并以行酒令的方式进行。剧作者在戏曲中以唱词“各要自称某姓，兼做某营生。”[5]传达当时的行酒方式，由此观众可知冯商的几位好友姓甚名谁作何营生，陈笔耕常年在外教书，褚种杏常年在家卖药，卫冰月常年在外算命。而后“如今脚色已定了，各要自家赞四句，赞得好者免饮，赞得不好者罚酒三杯。”[6]将三位先生引出，为后文冯京师从陈先生，以及卫先生为丞相女算命作铺垫，可谓多得。
（三）神灵关照。《三元记》的《格天》一出，详细描写了腊月二十三各方土地汇聚在一起，向玉帝汇报一年的情况，京都土地向玉帝禀告冯商无子，聘张家之女，后可怜她将其送回，聘礼也没要回，玉帝认为冯商应得一子；江夏土地又向玉帝禀告了冯商在江夏积善行德，玉帝认为他应得一贵子；中都土地向玉帝禀告王生曾受冯商的恩惠，无钱报恩，想让其妻服侍冯商，冯商不允，玉帝认为冯商应得一极贵子；祥符县土地向玉帝稟告冯商在祥符客店捡到百两黄金，没有占为己有，在客店等待失主回来寻找，玉帝于是派文曲星下凡为冯商之子，连中三元，又命织女下凡为丞相之女，让他二人结为夫妻。冯商善有善报，终得一子，他的善举都是通过土地之口报告给玉帝的，在戏曲中因果报应的思想往往会将一些主角的命运提前通过一些神异现象来进行预示。
二、社会情态
明前期，太祖朱元璋及其继位者积极致力于重建儒家伦理纲常秩序， 十分推崇宋代理学家的学说，目的在于使汉文化归于正统，进而辅助政权上的大一统局面。儒家的纲常伦理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民间沿袭一夫一妻的聘娶婚制，但也可以看到民间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依然存在纳妾行为。同时整个婚娶过程都需要媒人的参与。明代状元有骑马游街的仪式，大户人家招婿往往以丝鞭作为信物，尤其是对新科状元，在其及第后很快送出，以免落空。民间男女则通过互换庚帖达成缔约婚姻。社会运转离不开这些约定俗成的礼仪和生活方式。戏曲中冯商进京行商，友人以酒令的方式饮酒饯行，颇具时代特色和生活色彩。
冯商平日积德行善，赴京贸易买得一妾——张家女，当夜，女子自陈家世遭遇，冯商毅然使其归家，百金卖身之资亦不取。张家女后来成了宰相之妻，未忘旧恩，自冯京出现时便提出将女儿嫁与冯家。后冯京连中三元，宰相欣然同意与之结亲。可见，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是人贤事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美大团圆的思想观念。神灵存在的这种民间信仰充满神秘性和暗示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社会上的多数人，内化到个人的言行中并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7]社会生活对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人们往往将生活中所相信的果报观念寄托于文学作品中。中国的命定思想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至明代早己深植于民众的生活之中，宣扬因果报应亦是传达“劝善惩恶”的思想，借助于这一思想，往往会将一些主角的命运提前通过一些神异现象来进行顿示， 凸显出生死祸福早有定数的民间大众观念。
三、士商关系松动
“明代是一个商人广受注意的时代，明代文学是一种非常关心商人的文学。”[8]商人形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商业的繁荣和商人阶层的壮大密不可分。明代商人作为商业行为的主角在明代社会中更具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和历代以来的社会中坚分子——“士”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