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铃：您从21岁开始发表作品，将近20年了，可否谈谈您的创作经验? 迟子建：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写作应该是善变的，生活和艺术是相辅相成的，创作和人生是密切相关的，生活有时会闹地震，动荡起伏，它会使艺术的沧桑感更加的增强。没人喜欢生活的创痛，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活的磨难，对艺术却是一种意外的关照。
我觉得经验是理性的，而生活却是感性的，很琐碎，一天到晚，所有的细节构成温暖的生命支流，它推动着我们朝前走下去。对于生活，我抱着随缘的态度，而对创作，我会努力地去追寻它。所以我不敢妄谈创作经验，因为还没有到达理想的深度和高度。而且任何经验都只对自己发生作用，不见得可以激励别人。
不久前，我读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杨绛先生真的是很宽大的一个人，她的丈夫和女儿都先她而走，可读她的文章的时候，你却觉得温馨，仍旧感觉钱先生和钱瑗是活在她身边的，那种苍凉的温暖真的是浑和大气，我想只有他们才可以谈经验。
张铃：有很多人，将您和萧红进行比较，您自己觉得可比性如何?
迟子建：将我和萧红放在一起比较，大约因为我们同生于一片黑土地上，我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着一股凛冽的寒风。萧红出生在呼兰河，我出生在漠河，她童年受过创伤，喜欢流连于菜园的风景，我也一样；不过我们描述的风景和这风景所透出的精神气息并不一样。萧红就是萧红，她的人生和创作都无人可以比拟和替代，而我就是我。
张铃：有没有觉得您的文字从叙述和美的角度上更趋向于沈从文?
迟子建：我比较喜欢沈从文，沈从文对湘西那片土地是血浓于水的热爱，而我写我故乡的土地也有这种热爱。这种热爱不是唱赞歌，相反它是由众多的挽歌构成的。
张铃：您的作品，触目为东北的黑土地，原始森林，您对大自然的感情似乎特别深厚?
迟子建：只要在城市呆久了，我就会心烦意乱，一定要回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双眼看到自然的景观，我就会马上安静下来。
我常常觉得，一些民族宗教的产生，肯定来源于大自然的某种启示。比如鄂伦春族就相信万物有灵。我觉得大自然就是一种宗教，从一棵树，一朵花，一块石头上，我们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天然的敬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童年时候种的一棵小树，现在正茁壮成长，如果没什么意外，大兴安岭的树是可以长到二百年左右甚至更久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定已烟消云散了，可树木还在，还在用我们所不知道的语言与这世界做着交流。其实我们人类被文明挤压得越来越麻木和无知了，所以我渴望着从大自然中获得勇气和希望，它对我和我作品的滋养注定是永恒的。
张铃：您的作品里四处都是美，即便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您也会赋予他(她)动人之处，您对人性的期望很高?
迟子建：是，很高，我要把一个丑恶的人身上那唯一的人性美挖掘出来，这种美更接近于宗教核Jb的东西。我很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因为他把人性中的美阐述得非常透彻。一个恶人向善，不是靠着经文教条，而是生活中的那一股股的暖流。在我看来，最细的暖流持之以恒地敲击一座最巍峨的冰山，它也会被融化的。
张铃：怎么想起在《越过云层的晴朗》里以一条狗作视角?
迟子建：我在这个小说里，写的是一条狗眼里的文革世界。早先，看到一个关于动物的资料，说是狗眼里只有黑白两色，因为它的视锥神经只能分辨这两种颜色。当时我很惊奇，联想到在这世界上，我们看到的所谓丰富多彩的颜色，是不是生活的一种幻象呢?而单纯的黑白色却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人类的沧桑变化，在狗眼里，一定明净而又洗练，于是我就用一条狗做叙述者，写了狗眼里的人生，这是非常风趣而又非常沉重的。
张铃：您作品中的很多事物，非常亲切，好似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原形，您如何看待艺术中的真实与虚构?
迟于建：艺术家如果只靠生活中的真实去创作，那艺术家也就不能叫艺术家了，而且，艺术家应该是特别善于虚构的人，但艺术的虚构，又都有真实的一面，而真实的程度，取决于艺术家加工生活的本领。
张铃：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抗拒现代文明的?
迟子建：没有，我不抗拒现代文明，文明的进程也是无法抗拒的，只是我有我的追求，我的审美感，我不会随波逐流。另外我还有个疑问，现代文明仅仅是指城市吗?现代文明的符号是网络、喷气式飞机、咖啡店、三角多角恋爱、娱乐节目中的港台腔和高尔夫球吗?
张铃：您怎么看待“美女作家”这个说法?
迟子建：作家是靠文字说话的，白纸黑字，明眼人一望便知。但也不可否认的是，这世界也有不少瞎子，看不懂文字，对这样的人来说，阅读照片当然比阅读作品要省力得多。
张铃：很多人，为了迎合读者，写很粗俗污秽的事情，您怎么看待“下半身”写作?
迟子建：这个社会是浮躁的，喧嚣的，泛出这种泡沫是很正常的。但我想泡沫就是泡沫，它会一闪即逝。我们毕竟还有很优秀的女作家可兹骄傲，比如王安忆，她作为一个作家所具备的全面素质和精神的深度，都让我们对她肃然起敬。
张铃：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好作品?
迟子建：比较难讲，但我现在觉得好作品应当深沉凝练，不矫揉造作。写苦难，能把苦难化做涓涓细流；写快乐，能把快乐处理成淡淡的挽歌。总之，好作品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息。
张铃：您怎么看待如今的长篇小说热?
迟子建：当代文坛的热闹，基本上是长篇小说的热闹，很多的浮躁，都来源于长篇小说。一些作家和他(她)的长篇小说，靠着研讨会，一夜走红。我觉得很多的研讨会都是功利的，不纯洁的。批评家在拿了红包后丧失了立场，说些令人肉麻的吹捧的话，这其实也是文坛的一种腐败现象。一些真正有质量的长篇小说，由于没有研讨会的背景，无形中就被忽略了，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而且现在的批评家大约被形形色色的“利益”稿件所驱使，也没时间去挖掘这些优秀的作品，比如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就不错，可是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了呢?当然，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文学批评时代的到来。但为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下，不做清醒者，反而要随波逐流呢?
张铃：您怎么看待“女性主义”?
迟子建：我不喜欢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女性主义，她们谈的大都是知识妇女眼中的女权，而不是中国大多数的女人的命运，所以比较狭隘。而且我觉得什么事情一跟“主义”沾边，就变了味了。
张铃：您喜欢看足球，为什么?
迟子建：写作累了，在周末看一场足球赛，觉得特别放松。那绿色的草坪，奔跑的球员，以及足球的瞬息万变，都令我着迷。足球这东西，往往到了最后一分钟还会出现戏剧化的结局，这是我生活中特别缺的，所以很喜欢。
张铃：您仍旧是用最原始的笔墨写作?
迟子建：先用手写，再用电脑誊一遍。我这人笨，不习惯对着机器写作。
张铃：可否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您爱人因车祸离您而去了，这是一场意外之灾，您现在好些了吗?
迟子建：他的离去对我的创伤是永久的。不过，我仍有最温馨的生活片段值得永远回味和珍藏。有了这一切，我没什么可以怨天尤人的了。感谢文学，在这场灾难中，它是医治我的良药。我也感谢生活中所有的幸福和痛苦的时光。谢谢关心我的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