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离开人世已经很多年了。这么多年里，我不知写下了多少诗文，但直到这一次才是写给他，写下这些我最想写的文字。更令我内疚的是，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日。而一直以来，只是把他慈祥的面容，把他的名字――杨计年，连同“世界老汉”这个颇不平凡的美名，深深珍存于胸，植根于心。
那是三十多年前，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姥爷更是穷得叮当响，却得了一个“世界老汉”的美名。其实，他不是像米卢那样四海漂泊的人，更不是以世界为家的“世界公民”，他只是一介村夫，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我们那个叫忻定盆地的地方。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今天听来都不俗的雅号，只是因为他，从不把自己的东西看成是自己的，而总是说“那都是世界上的”。
三间泥土房，老小三口家，一院毛桃树，一盘石头磨。我从小跟着姥爷、姥姥过，就是在这样一幅图景中，吃着高粱玉米，伴着土院土墙，过着点油灯、烧柴火、推石磨的日子，玩些挖甘草苗、捉蜥蜴、打土仗的游戏，既为炊烟的味道和烂漫而沉迷，又为夜的分外深长和寂静而恐惧，一天天长大起来的。但现在回想，只是当时那种对黑夜的敬畏，对黑暗包围的惊恐，仍然犹在心头，而丝毫没有觉得，曾经的粗粮淡饭多么寡味，曾经的单调贫瘠多么乏趣。相反，总是感到特别温馨和幸福。姥爷没有儿子，他是当儿子疼我爱我，给了我太多的疼和爱。
印象至深，姥爷仅有的三间泥土房，里间放些粮食，外间居住，还有一间很小，只放一口吓人的棺材，便几乎把所有空间占去。而秸秆之类的柴火，则只能在露天下堆放，一遇雨天，想烧把干柴火都难。然而，即便是这样穷，家徒四壁，顿无荤腥，姥爷依旧非常满足。从父亲口里得知，姥爷是真正的贫农，本来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总算有的这一点的财产，都还是土改给的。
记忆中，姥爷活得很知足，很快乐，口上经常哼哼着我至今也不知叫什么名的曲子。唯一记得并知道的一首是，在连顶棚都没有，仅有的装饰是墙上贴有一张毛主席像，算是铺着席子的土炕上，姥爷躺着，我骑在他肚子上，他乐颠颠地唱着“红太阳，照海港，照呀么照海港……”，临了加上一句“我的小外孙”。
姥爷是这样穷，却又这般快乐。当时并不觉什么，但现在想来，老人家真是一个乐天派。狄更斯写的《大卫・科波菲尔》有一个情节：吃饭无米下炊，一家子却敲着饭碗歌之舞之。这是含泪人的笑，使我读过多年而难忘。姥爷的穷且乐之、苦且乐之，有似于此，有时又胜于此。因为姥爷穷苦一生，劳作一生，却从不愁眉苦脸，相反，总是乐呵呵地把自己的东西给人。只要是他有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人家需要不需要。他这样，有人告诉了姥姥，唠叨他几句，他不会争吵，更不会恼火，总会说“那都是世界上的”。姥姥拿他没办法，过后他还那样。
那时候是生产队，社员挣工分，秋后分粮，年根分钱。分了粮，姥爷会把口粮匀出一些送给尼姑和尚，因为原来村里有一座庙关了，尼姑和尚需要接济。这样的善事，他是偷悄悄做的，直到他去世姥姥才知道。至于分了钱，姥爷总给小伙子买烟吃，给小姑娘买糖吃。当时，村里人就把这事传来传去，传到姥姥耳朵，姥姥生气，连邻居也心疼不已，免不了了数落他几句，可他就是不改，谁都拿他没办法。当时，这些都是听大人说。我亲眼见到和经历，也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姥爷种了一院子的桃树，在夏天顶着烈日，到村里和姥爷一起卖桃。姥爷家最初是在村里的小南头――村子最南面叫大南头，接下来便是小南头，中间隔一条大水渠。姥爷家就在大水渠下，因为不安全，那一块的房子被全部拆除，建到了离村足有两三公里的荒郊野外，一共十三家，自己叫新短街，外人戏称“心短街”。桃子吃不了，送邻家一些，也想卖几个钱，我就和姥爷去卖。那时我六岁，还没上学，姥爷七十多岁，老少两人相跟上，他肩挑两筐，我臂挎一篮，老远的进了村，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从这个生产队转到那个生产队，一天不喝水，饿了吃个桃充饥。姥姥在家里盼着我们能卖几个钱，可我们转来转去，却送的比卖的还多。看见小孩馋嘴，姥爷就拿给小孩吃；碰上有人买，姥爷称好了，也要再给人家送几个。所以，第二年姥姥就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去卖，而是一次性卖给人。
姥爷这样辛辛苦苦一生、乐乐呵呵一生，虽穷极如洗却乐善好施。忙忙乎乎一生、健健康康一生，除种了一院子桃树，卖了几次桃子，算是干家事外，便全部扑在了集体上。印象最深的，是很多时候的晚上，都只有我守着姥姥，姥姥守着我。而第二天一早，一觉醒来的时候，姥爷总会回来。经常不是上山看护集体的树，就是给大队看场护院。为此，每天总要走很远的路，也断不了带回一些小酸枣、野山棘，但从不逮生。他这样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者，而纯粹是因为信奉不杀生、不沾荤，心里充满了对神灵的敬畏。但听人说，姥爷年轻时不是这样，不仅不忌荤腥，不拒肉食，而且杀猪宰羊，以屠为业。我至今不知也不解，姥爷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何会变得像换了一个人。只是打小就记得，每到吃饭时，姥姥必到柜上摆放的神灵前供奉，姥爷则总是将筷子架到盛饭的碗上，再将窝窝头置于筷子上，然后双手端起，低眉念念有词，请南来北往的各路神仙一起享用。
更令我没齿难忘，也总是难以释怀的是，姥爷好像从来就没有病过，只一次生病，便竟然一病不起。记得当时接到病讯，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跟父母赶了十几里路过去，姥爷躺在炕上，已经病得很重。他是给生产队看场――每年秋收后集中成堆的粮食场地，生病后被送回家的。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是送进医院的话，姥爷的病或许还会好，但像姥爷那样的穷人家，根本就不会也不可能有上医院看病的非分之想。所以，在大病的两三天里，每天只能是请村里的医生给上门看看病。而姥爷除了卧炕不起像是个病人外，不仅脸面气色尚好，而且能少量吃喝，根本没有不久于人世的迹象。
生命是神秘的。有些事当时浑然不解，也不觉什么，但过后方知其皆为冥冥中的征兆，姥爷就是这样。他去世那年，虽身体硬朗一如以前，但明显有些反常的举动。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嘴特别絮叨，总爱说天上叫他，元盘山叫他，让姥姥嗔怪，更让我这个当时才几岁的孩子听着莫名其妙，感到害怕。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姥爷回来，说他在地里被绊了一跤，摔倒了，不吉利。
直到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在姥爷去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大家六口人挤在一个屋子里的炕上睡，那时晋北农村都是这样。深夜里，抑或是后半夜，一屋子的人都已入睡了，我挨着姥爷还似睡未睡，他却忽然像个没事人一样推推我说，你听，天上在叫我，直把我吓得头皮发炸，连气都不敢大出。
夜去天明，日过中午，姥爷突然要求坐起来，要吃要喝，那种胃口大好的样子，已然病去如抽丝。全家人见此，好不高兴，却没想到这是回光返照，姥爷的病情急转直下，整个人忽然无力，一躺便再没有起来。因为是突然去世，棺材又是多年前买好需要整修。所以，姥爷病逝后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才入殓的。当时，姥爷躺在一扇门板上，我静静地守着，感到天的寒冷，感到阳光在移动，感到太阳在归山，感到暮霭在合拢。后来，天完全被黑暗笼罩，心里完全被一种莫名的害怕占据。但这种害怕不是那种对死魂的畏惧，而是唯恐守护不好，有胆大的老鼠蹿出来，侵害了姥爷。
那天是1976年1月6日，姥爷就这样撒手人寰。仅隔了一天，便传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那时，方圆只有一个叫发电站的工厂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要看电视只能去那里看。所以，我只能从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听着低回悲戚的哀乐、低沉缓慢的播音，强忍悲痛，而任由一种无限的茫然在心里弥漫。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心里除了感到双层的感伤外，更多的还是忧虑姥姥的未来。因为姥姥没有儿子，我母亲是她唯一的女儿，可我们又都不在她的身边――在十六华里外的另一个村子，以后姥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没有人和她说话，没有人陪她过夜，没有人为她挣工分，没有人为她把粮食从远在三四公里外的大队分回来。也没有人为她挑水、劈柴、磨面、掏粪……
那几天，来吊唁的人很多，但最让我难忘的是，姥爷刚刚病逝，尚未入殓，就有尼姑、和尚从村里赶来祭奠。他们名义上是还俗了，但实际上还是僧人，姥爷是突然生病去世的，是住在人少地偏的村外的，他们是如何很快就知道死讯的，令人费解。更出乎意料的是，后来又过了几年，这几位尼姑、和尚背着粮食给姥姥送上门，说是当年我姥爷给了他们的，要还给我姥姥。那是个闹饥荒的年代，姥爷自己的饭量本就很大，却舍得把粮食给人，可以想见，完全是勒紧裤带省出来的。
还有更让我意外的，是姥爷病逝后不久，门墙和住房的后墙都倒塌了，这让姥姥伤心不已，也让我幼小的心迷惘不已。再后来，母亲告诉我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这非但没有冲淡我的悲伤和对姥爷的深深怀念，反而更加惆怅莫名。特别是每到春节后给姥爷上坟时，眼看着姥爷的坟头一年比一年旧，到后来终至于塌陷下去，长起的草一年也比一年多，我的心就更加沉重。而那以后的很多年，平常每有所难，我总是相信有姥爷的保佑。因此，对许多事也就平添了几分坦然和自信。
以姥爷那样好的身体，他本来是应该多活些年头的。可天不假年，天不佑人，他只活七十五岁便去了。唯一令我欣慰的是，姥爷是没有痛苦、入睡一样安详走的，是脸色红润闭上眼睛走的，直到出殡前夜开棺看他最后一眼，他的面色仍然是红扑扑的，安然入睡的样子。
几年后改革开放，姥爷在的那个村――横山，一度成为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山西第一产粮村。由于村子的出名，导致了村子的重新规划和拆迁建设，姥爷那处院子也由此连同那承载了我太多淳朴情愫、太多美好记忆的“新短街”，一起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田野平畴，还有一年又一年来来去去的高粱、玉米、蓖麻、谷子……而姥爷的坟地，就在不远处以北的山坡上。倘若他在天有灵，他会心疼家园的失去吗？我想他不会，我想他肯定会说：“那都是世界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