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父亲离开我们15年了。想起父亲的一生,也真不容易:前半生,做买卖,当售货员;后半生,干农活儿,做农民。他不善言辞,总是埋头干活儿,做事。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大心眼儿、热心肠儿、宽厚、老实的人。他这一辈子没和谁闹不来,即使总和他过不去的人,他也一样宽厚待人。父亲一生别无所求,本分为本。也许,就因为这,我时常想念他老人家,梦见他老人家。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带上好多好吃好喝的给他和母亲扫墓,如今他和母亲的坟堆已经很高很大了,周围的六棵柏树也在一天天粗壮起来。
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障碍,绝不是后来我长大了对他的那种印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总觉得他很讨厌,很多余,很烦人,甚至有些恨他,因为他让我在小伙伴儿面前好多年抬不起头来。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笔记本,红红的塑料皮上印着毛主席头像,这可是我最最心爱的,那时打心眼里敬仰、爱戴、忠于毛主席,里边几乎写满了他老人家的最高和最新指示及毛主席语录,通过这种特殊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知咋的,小本最后面的几页写的不是,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很大冲突,尤其我的出身是富农。好在那时是个小孩子,所写的内容又没有被人发现,如果让人看见,那可是天大的娄子。写的是什么呢?是“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回想起来当时写这句话确实是下意识的,不知不觉就写出来了。不过我真的在很小的时候,就记得托尔斯泰这句名言,而且有很深的理解,因为当时我有颇多感受,感受到了那份实实在在的不幸,那段日子让我孤独极了。按说,小孩子更应该对“锄禾日当午”、“窗前明月光”感兴趣。
1966年,中国那场伟大的运动来了。来得那么迅猛,那么势不可当。我的老家和全国一样,小山村顿时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连苞米穗子上都落满了火药味儿。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让人焦躁不安,不时传来大队干部高高的嗓门儿:“全体社员注意了,全体社员注意了,今晚七点,在大队部召开批斗会,各家各户都要准时出来,参加批斗会!参加批斗会!”
“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家由于成分高,是富农,父亲就被从某个基层供销社轰了回来。当时,我不满七岁,似乎什么也不懂。就记得只要大喇叭一响,父亲和母亲就心神不安,紧张地躲着我们小声嘀咕什么,神经兮兮的,生怕我们小孩子听见。我感到很奇怪,父亲原来都是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一趟,呆两三天就又回到他上班的地方。这次回来,都好多天了,他也不走,还呆在家里。生产队早晨一响钟儿,他也出去,到晚上才回来。母亲看出我有些纳闷儿,就对我说:“你爸爸上班的地方离家太远,往后就不去合作社了。他算盘打得溜,让他在家教你打算盘。”听了母亲的话,我高兴极了,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好了,能天天和父亲学打算盘,他还能骑自行车带我到地里捉蚂蚱。
这一年,我上学了。几个月过去,我渐渐地发现,同学们总躲着我,不愿和我在一块儿,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舍不得吃的红枣、柿子干、白薯干送给他们也不管用。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我不理解的是,课堂上,回答问题举手,老师也不理睬我,瞄都不瞄我一眼,我开始害怕举手,再也不敢举手。这让我伤心极了,我经常偷偷地跑到学校旁边的庄稼地里去哭,还时常在梦里哭醒过。我常坐在一旁发愣,怎么做呀!怎么做同学们才不嫌弃我呢。为了讨好他们,课间,我总是争着抢着擦黑板,我还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黑板擦,放到我的课桌里,怕抢不到表现的机会。轮到值日,我总是比别人多干,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从不马虎,凳子轻拿轻放,爱护公物。到了冬天,每天天不亮,我就抢在值日生前边,去学校生炉子。有时还从自己家里带棒核儿,捎劈柴,把炉火烧得旺旺的,让同学们走进教室暖暖和和的。在那段日子,我天天看着同学们和老师的脸子,只想点子做好事,像父母一样最大限度地表现和赎罪,我真的认为我的罪过很大,不然怎么做都不行呢。那时我一天一天的也不和谁说句话,怕富农的气味把谁熏着,更怕惹谁不高兴骂我一句“富农崽子”,那可比刀子扎还疼。为了让同学们和老师们对我有好感,我经常放学后,从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一趟一趟用粪箕子砂子,去垫我们学校里那所泥泞臊臭的厕所。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我都每周坚持一两次,每次小胳膊都压得红红的,要疼好几天,吃饭时端碗都使不上劲。但我还是坚持着,我觉得这样做心里平衡,再疼再累也愿意,愿意诚心诚意地表现。不过还好,每次垫完厕所,总有同学们大声嚷嚷:“是谁做的好事,谁这么觉悟高,应该全校表扬。”每听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打心眼里高兴,也就忘了疼了。那时因为条件差,教室里的一切都非常简陋,黑板通常是水泥抹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发白,老师写不清字,同学看不清字。于是,我时常利用星期六的时间,到很远的山上,刨远志、柴胡、知母或采集蝉蜕等药材,回来到供销社卖了钱,一块糖也舍不得买,就去买墨汁为学校的教室刷黑板。这样的好事我一做就是几年,时间长了,老师知道是我做的,但一直也没在班上表扬过我,因为我的出身不好,表扬我那可是立场问题。我尽管用尽了心思,但仍无济于事。同学们还是不愿接近我,有的老师仍一眼也不愿看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伴着这种让人窒息的气氛,渐渐地,孩提时那种应该具有的天真活泼,在我身上消失了。作为一个儿童,小伙伴躲着你,老师不理睬你,甚至无缘无故用白眼瞟你,我觉得这就是我童年最大的不幸。这不幸,我觉得全都是我爸爸带来的,他是富农分子,他是“地富反坏右”,他是最坏最坏的人。虽然他没有被作为典型批斗过,脖子上没有挂大粪桶,但他绝对是运动的对象,他胸前胸后挂着写着“富农分子”和自己名字的白布,明明在昭示着村里的大人、小孩,他就是富农分子,我就是富农崽子,这个富农分子就是我爸爸,我就是这位富农分子的儿子。就因为他,我怎么积极,怎么做好事,我怎么送同学好吃的,也没用,也无济于事。所以我恨他。因为他,我抬不起头来;我恨透了他,因为他,我当不上“红小兵”,也加入不了“红卫兵”。他带给我的全是苦恼,全是泪水,我真的有好多年都不当着人叫他爸爸。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努力适应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甚至是折磨。在我的想象里,富农分子的家里,应该非常富有,吃香的,喝辣的。但当时我们家的生活一点也不富裕,和贫下中农的家庭没有一点区别。我记得我和妹妹16岁之前没有穿过一件买的衣服或鞋帽,总是母亲在夜里点着一只15瓦的灯泡,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而且差不多所有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为了维持这个家,父亲根据季节的变化,每天收工后,不是割草打柴,就是捋杏叶、挖野菜、耙白薯。粮食不够吃,只能吃这些,因为生产队的粮食不富裕,不借给“地富反坏右”家庭。后来好多年不想吃白薯,记得当时掉着样吃,蒸白薯、烤白薯、烧白薯、白薯粥、白薯干、生吃、熟吃,提起白薯就腻脑皮。父亲从供销社回家不到一年,活儿重再加上缺嘴,就减了三十多斤,两手长满了厚厚的茧子。母亲时常向我讲父亲的身世:“你爸爸16岁那年,就在外学徒,什么都干,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出徒后,做小买卖,没几年就打一手好算盘,还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后来他动员了几个乡的农民,组织他们成立了合作社,用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到敌占区为老百姓换一些油、盐和生活日用品什么的。解放以后,一直在供销社工作,因为算盘打得好,带了好多徒弟。自打‘文化大革命’一来,回家后,谁也不敢理他了,都怕被他的臭味熏着。”
记得我都上五年级了,才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从供销社回家的第二天,就下生产队劳动了。因为他没干过农活,从小就在外经商学徒,细致的活茬做不好,因为锄地有时漏掉一些小草,队干部就让他返工,别人都回家吃饭去了,他还要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接着干,吃饭的时间都不给他留。后来什么活儿累就让他干什么,有一次,姓米的队长派他从山上用小推车运垒坝阶的石头。米队长告诉他,你一天要运四米(立方),如果达不到这个数,一天只能拿一半工分。天哪,常和石头打交道的小伙子,一天最多也只能运这个数。我父亲那年已经47岁了,只得早起晚归咬着牙干。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天,为了完成每天的定额,一天比一天起得早,一天比一天回来得晚,还不能误了每天晚上出去扫街。有一天到家都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又赶紧出去扫街,扫完街回来没吃饭就躺下了。那晚上,父亲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把炕席碾得老高。母亲看着心疼,唠叨着:“这活儿太累,一干就是半个月,你没干过重体力活儿,哪儿受得了呀!盯不住,咱不去了,明天我去找米队长,和他好好说说。”父亲没吱声儿,看上去很难受,脸色煞白,满头是汗。母亲着急地问,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病了?父亲这才告诉母亲:“昨儿搬石头,脚一滑摔倒,手垫在了石头下,碾掉两个指甲盖。我怕完不成定额,撕一条儿榆树皮,凑合裹上,又忍着推了几车。”母亲听了赶紧找来大队医,上了消炎药,缠上纱带,后半夜父亲才渐渐睡着。但天还没亮,父亲又下地了,又去运石头了。
父亲这些年太累了,太辛苦了,他为了我们这个家,默默地忍受着,不光是身体,还有精神。他还不到50,看上去早就像个老头儿了。随着我慢慢长大,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不像前几年那样了,我在家叫他爸爸,在街上也喊他爸爸,当着任何人都叫他爸爸,大声叫着我的爸爸,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爸爸。我不认为我爸爸是富农有什么不光彩,他不违法,他安分劳动。同学躲着我,老师不理我,这些不是我爸爸的错,他没错,我不恨他了,我倒是挺恨那个姓米的。记得我上六年级那年的深冬,距春节不到十天了,米队长急冲冲地来到我家,一股冷风也随之灌进屋子。也许是习惯了,他只要一来,准没好事,“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说真的,那些年,我看见他,就哆嗦。那次我妈见他来了,赶紧请他坐,给他倒水。米队长斜着个眼睛,冲着父亲:“老周,队里研究决定,你们地富分子,要在一个星期之内,交足规定的义务柴,不能误了春节给军烈属送去。考虑其他地富分子年龄大了,交1000斤,你得交2000斤。”米队长的调门很高,语气很硬。说完扭头就走了。
正值三九,家里的玻璃冻着厚厚的一层冰。第二天偏巧又下起了大雪,“一个星期交齐!”父亲站在门口望着阴沉的天气,看来下刀子也得上山了。那天,我和母亲在家等啊、盼啊,好不心急。天黑了,父亲终于从十几里外的大山回来了。脸冻成了酱紫色,我从他身上摘下水壶,水壶里的水冻成了冰坨子,身上带的两块蒸白薯,硬得跟石头一样。看来早晨去山里的路上带的水和干粮就已经冻实了,父亲一天没吃没喝。进屋一头就倒在了炕上,身子像泥一样。第五天头上,他终于病倒了,夜里高烧39℃。可柴割得还不够呢,全家发起了愁。第二天,姓米的队长听说父亲病了,一大早儿就跑到我家,对母亲说,我在看场的那儿打听了,你们家还差四百多斤,你们掂量着怎么办。我妈说,他病得很厉害,实在动不了身儿了,后半夜儿烧还没退呢。米队长,我和您商量商量,用棒子秸顶行不?姓米的说,这可不行,棒子秸拿不出手,不耐烧。这样吧,扣老周半个月工分抵交柴钱。父亲在炕上躺着,有气无力地说,过两天烧退了,我就把没交够的柴补上,按您说的交足2000斤。姓米的说来不及了,不能误事儿,就这样定了。丈夫有泪不轻弹,父亲在我眼里一直是非常坚强的,他从没叫过苦,喊过累,遇什么事儿从不怨天尤人。这次我见他哭了,但没出声儿,只是流下了眼泪。我久久地凝视着父亲,我心疼他,心疼我这个受苦受累的父亲。
我的童年过得压抑而漫长,那些年什么奢望也没有,过一天算一天。长大了干什么?招工不敢想,当兵不可能,入团入党和我没关系。能不能娶媳妇都是问号,因为富农这个字眼太可怕了,谁要是指鼻子说你一句富农崽子或富农子弟,比�你耳光、抽你嘴巴都疼,这种疼是心疼,疼得能让你心里流血。我最怕填各种表格,因为不管什么表,一准有“家庭出身”这一栏。每一次填表,我都两眼发呆,半天不想落笔,又不得不写,填一次表,一次强烈的刺激。也许我的自尊心太强,其实想开了,算不了什么。这一点,还得向父亲学习,坦然面对,顺其自然。做人做事像父亲那样,诚实、厚道。也许父亲身上的一些品质影响了我,初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我玩命干活。记得1973年,县里组织各公社挖温榆河,我们公社的工程在昌平县大东流土沟段。听到信儿,我就马上找生产队报了名,那年我才15岁。一干就是20多天,每天早晨5点起床,晚上10点收工。由于活太累、上火,没几天我的两个手指长了毒疮,一根手指比两根还粗,流脓水,铁锹都握不了。队长劝我回去,说年龄太小,受不了。我没当逃兵,一直坚持到完工才和大伙儿一块儿回来。由于我表现出色,公社还发我一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奖状,这是一个富农子弟在还讲成分、唯成分论的日子得到的从来没有过的肯定。这张奖状在我家墙上贴了好几年,它一直激励着我。其实我比其他地富子女都幸运,当时这些人不允许加入基干民兵,1974年我参加了基干民兵。这些人更不准入团,197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还被选为村团支部副书记。
这些虽然有自己的努力,但应归于父亲对我的影响,他用实实在在的行为教我怎样去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听到很多人被平反复职的消息,也看到有人陆续被落实政策回了原单位或办了子女接班。我心想,父亲有没有希望落实政策?1980年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由于他年龄的问题,我接了父亲的班。从此,乡亲们对我家不再冷眼看待了,对我父亲也改了称呼,来家里串门的人,一天赶上十几年的人了。父亲对母亲说,我早盼望着乡亲们来家里坐坐,可是前些年想也不敢想,怕给大伙找麻烦,碰面也不敢说句话,生怕让谁看见,这下好了。就是米队长来,我也不能慢待人家,很多事,不能怪他,当干部就得带头执行上边的指示和政策。说别的,我都没意见,当父亲提姓米的,还为他开脱,我表现得很冲动:“谁来都行,姓米的就免了。他还没欺负够您,是不是?”父亲看我很生气的样子,拍拍我的肩膀说:你都大了,别耍小孩子脾气。米队长他人不坏,干农活人家可是行家,他当队长那些年,多不容易呀,领着大伙没早没晚,没少吃苦受累,有几年日值合一块多,全凭他这个带头人呢,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队干部。
在我眼里,一直扭不过来对姓米的那种不好的印象,总记着他为难父亲的那些事。父亲落实政策不久,姓米的得了白血病。父亲听到信儿后,拿了一大堆东西,我记得有午餐肉、橘子、苹果、桃、各种水果罐头和挂面等,去看米队长。父亲从米家回来对母亲说:“老米病得不轻,他家孩子多又缺钱,是不是把我补发的工资先借他200,让他赶紧住院看病。说是借,父亲这人我太了解了,他根本没打算让人还。母亲赶紧打开柜子从一个布包里数出200元钱,递给了父亲。
父亲接过钱,急匆匆地出了家门,大步流星地向米家走去。我望着父亲的背影,疑惑不解,但更多的是敬佩。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憨厚豁达的父亲,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责任编辑张颐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