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人是可以从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逐渐长成英俊青年,又渐渐有了抬头纹再鬓染白霜,乃至最后成为一位齿残、眼花、背驼的苍苍老者。 可人的灵魂能否“变异”呐?而这灵魂又是如何变异的?
――这方面,我们所知甚少。
经历过解放初“土改”的人都知道,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是如何被启发了觉悟,勇敢地斗争他昔日的东家――地主的;经历“文革洗礼”的人都知道,一个心灵手巧的工人是如何戴上红袖标,为悍卫革命路线而参加流血武斗的;经历改革开放的人,又都耳闻目睹过某农民、某妇女、某流浪汉,白手起家创业自富的……这些,除了个人固有的潜素质外,就是人的内在灵魂在起着变化。然而,人往往又是生在风中不知风、生在水中不知水――很少去关心自己“灵魂”是否健全、或是缺失,乃至异动的。
――卡夫卡的《变形记》就留给我们这样一些警示。
一天早上醒来,一位叫格利高尔・萨姆沙的公司管推销的小职员,先是觉得自己翻不过身,继而发现自己长出许多只奇怪的脚来――整个身体变成一个巨大的甲虫,恐怖极了……可他今天必须赶5点的火车去出公差呀;眼看时间已过,他焦急惊恐,又怕公司来人。他挣扎着,好不容易翻到地毡上;门外母亲亲切的问询、父亲敲门催起、妹妹娇声探安……可他……一会儿,公司秘书主任来了。格利高尔更是惊恐,只好隔着门说自己有点头晕;但主任不肯走,向他透露经理怀疑他贪污现款。这时,在门外的父亲已忍无可忍,叫人去找锁匠撬门锁;格利高尔只好用牙齿扭动了钥匙――门开了,主任惊叫、母亲晕倒,可他还担心公司责怪,恳请秘书主任对经理说点好话,以保住职位;父亲发出嘘声,最后终于挥出一拳,把他打回屋里――格利高尔晕倒过去。
这一看就是荒诞的、超出正常人想象的、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小说艺术上讲,这是象征主义的顶极发挥,也可称荒诞手法、变形手法,也有人称之为表现主义。
然而,作者真的是在写一个叫“格利高尔・萨姆沙”的人的身体的忽然变异吗?
我们做个简单推理――人的肉体靠什么支配?灵魂。如果一个人的灵魂真的变成虫子、老鼠、狐狸、豺狼样的,那这人的肉体难道就不能去履行那虫、那鼠、那狼的行为吗?否则怎么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731部队、南京大屠杀、卡廷森林2万波兰军官的失踪,古拉格群岛的苦役,还有张志新被割断的喉管和刘少奇主席的惨死呐?不要以为这都是政治、国家、党派、乃至某些领导人的问题;这其实都是人的“灵魂变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其民族其群体在这些事件中,都是负有责任的。
综观世界各语种的文化,德语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重砣。“她”不仅产生了最优秀的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黑格尔)最优秀的音乐家(如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也产生了顶极戏剧家――布莱希特和顶极文学家――歌德、黑塞、卡夫卡等。
这,都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执牛耳者。
卡夫卡的文学之路,也算世界文学史上一道怪异风景了。
他不是专业作家,生前默默无闻;他也从没想以发表小说成名,乃至赚钱什么的。直到人生将结束时,他还对自己那些被后辈们奉为经典的小说,一直都不满意;他一再嘱咐他的挚友布洛德把他全部作品烧掉。他的这种创作意图(或说生命意图)与他的文学实践的悖论,几乎是跟文学、跟小说、跟我们、跟人类,乃至跟他自己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他出生在捷克布拉格一个犹太批发商家庭,父亲管教严酷;所以,他的性格忧郁而悲观。这便形成了他能用冷眼看世界的心态。当他的好友布洛德出于友谊和崇敬――违拗了他的意志、把他的小说整理出版后,人们在研究他的小说时惊异地发现:他的《变形记》《城堡》等小说与早他出生近一个半世纪的另一位德语文学大师――歌德的《浮士德》的文学精神,有着一种承接。那就是歌德的《浮士德》是表达一种灵魂的“欲望张扬”,而卡夫卡的《变形记》与《城堡》乃是一种灵魂的“绝望陈述”。
这既是哲学的生物学的人类学的,又符合人和人类的精神成长乃至变化过程。
如果说《浮士德》那充满生机的和灵魂辩证的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形象里,有着一种人性的“清晨”的激动之感,那么我们也该理解《变形记》《城堡》这种――无论是变成甲虫的“公司销售员”还是无所适从的“土地测量员”,他们所表现出那种人类灵魂“黄昏”之忧患。这不单单是人的“灵魂”的变化对比,也是对人类社会、对人类思想道德、对人类各种生存模式、各种社会环境的“警示”。这既需要人的个体的敏悟,又需要人的众心的感知。也就是说,不但“格利高尔”要警惕自己灵魂的变异,他父母、兄弟姐妹,乃至同事、公司、他的邻里、同胞乃至整个人类,都要负起责任来。
这让我又想起德语文化的又一巨子――亲历过纳粹迫害的犹太籍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她在谈到法西斯德国的集体犯罪时,说过这样一段深刻的话:“群众就是步调一致的庸人,他们成了极权主义这架残酷无情的统治与灭绝机器的帮凶,甚至与职业犯罪相比,他们能犯下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有序、又摆出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
是的,经历过“文革”的人对阿伦特的这段话,是会有深刻感触的。当年“破四旧、抄家、打人、派系武斗”哪一样不是下层普通人干的?而具体干事的这些人,被谁强迫了吗?没有。那么这些人没一点责任吗?这些人的灵魂,不该受到谴责乃至自责吗?
说来,即使在如此优越的德语文化的国家里,都能产生纳粹那样的集体暴乱与犯罪。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理由不悉心呵护自己的灵魂?“灵魂异化”问题还不值得关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