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住在盖特・艾尔－义纳博。盖特・艾尔－义纳博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所以，艾尔－曼施雅广场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地方太宽阔!株立的高楼为圆柱所簇拥，繁盛的棕榈摇曳在花园两侧，栗色骏马拖着货车经过绿草成茵的花园，马蹄滴答作响，敲打着潮湿的黑土，去应和黄壳缆车环绕广场时发出的吱嘎声。这里太美，太静谧，太过空旷，仿佛已是神话境界，令人着迷，甚至在迷恋中心生些微的恐惧。
盖特・艾尔－义纳博却只有低矮的房舍。他就住在那里，那些小楼用暗红泥砖堆砌而成，既不刷白，也没有抹过石灰，最多不过两三层高。楼间的街道尘土飞扬，无人修葺的树丛花园一味疯长，看起来倒像是乡间野地。
他说：我原本不知道，为旧居的废墟洒泪竟如此痛苦!
这些废墟，这些他幼年、童年、和青春时代的废墟!它们破败不堪，却仍清晰可辨。他的心就像是这片废墟，被过往激情的光芒所击溃，唯有廊柱兀自挺立，拒绝被腐蚀，拒绝灰飞烟灭的那一刻。
埃及作家爱德华・艾尔卡拉特(Edwar al-Kharrat，1926－)笔下的亚历山大，是一座“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城市。艾尔一卡拉特1926年出生于亚历山大城的科普特人家庭，17岁时便遭遇了父亲早逝的不幸，不得不在就读大学时勤工俭学补贴家用。天资聪颖的他20岁从亚历山大大学毕业，此后曾因参加左派革命运动而入狱。1955年，出狱后的他就职于某保险公司；1959年，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1960年代，他出任文学杂志Garili 68主编，与被称为“六零一代”的诸多作家过从甚密，却直到1979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拉玛与龙》。上文所引用的章节出自他1986年的小说《番红花之城》，小说背景是1930、1940年代的亚历山大城。作者以其亲身经历为原型，挥霍细腻绵密的感触与语言，描述了科普特男孩米哈伊尔眼中的“番红花之城”。小说结构松散，诗意盎然，信笔道来的各章节仿佛一叠光影斑驳的老照片，网罗着那座城市里微不足道却又不可抗拒的成长与死亡。
盖特・艾尔－义纳博是亚历山大城中科普特基督徒的聚集地，艾尔曼施雅则是穆斯林区的著名广场。何为科普特基督教?它与埃及伊斯兰教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亚历山大城的历史。亚历山大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市和第一大海港，连接欧亚非三大陆，于公元前331年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所建，并且一直作为其后的埃及托勒密王朝之首都，直到641年穆斯林入北非，迁都福斯塔特(Fustat)。古代旅行家曾经记录了当时西方世界的七大奇迹：埃及吉萨金字塔、奥林匹亚宙斯巨像、阿尔忒弥斯神殿、摩索拉斯基陵墓、巴比伦空中花园、罗德岛巨像、以及亚历山大灯塔。七大奇迹中的亚历山大灯塔建于亚历山大城附近的法罗斯岛上，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它为往来船只指引路线，直到14世纪才毁于地震。与灯塔齐名的标志性建筑还有亚历山大图书馆，该馆由亚历山大大帝亲自选址，在托勒密王朝历代国王的任下得以兴建并不断扩张，不仅建筑雄伟、藏书甚巨，而且是第一流的研究机构，堪称古代西方世界的精神明灯。当今伫立在亚历山大城的是2002年重建的新馆，在此之前，该馆几经灭顶之灾，却又总能浴火重生，仿佛暗喻着人类不屈不挠的求知之心。
据1世纪末2世纪初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公元前48年，凯撒用火把点燃自己的舰队以阻挡敌军，谁知火势蔓延到岸上，焚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公元3世纪70年代，帕尔米亚的叙利亚女王泽诺比亚(Zenobia)起兵威胁罗马帝国，罗马皇帝奥勒良(Aurelian，reign 270－275)出兵平乱，占领亚历山大城，洗劫了已是灾后重建的图书馆，并把部分藏书运往君士坦丁堡。391年，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reign 378－395)下令摧毁异教庙堂，亚历山大城的科普特基督教牧首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reign 385－412)是镇压异教的强硬派，图书馆又一次在劫难逃。642年，穆斯林将领阿米尔・伊本・艾尔－阿斯(Amr ibn al-As，573－664)大破拜占庭军，洗劫亚历山大全城，这回沦为异教徒的，正是当年的科普特人。
“科普特”(Copt，Coptus)一词原泛指埃及，源自穆斯林对埃及本土居民的称呼“吉普特”
(Gypt，据说穆斯林把Egypt的“E”误认作冠词)但目前特指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埃及人。由于埃及自7世纪以来一直是由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科普特基督徒便成为了该国的少数民族，他们大部分归属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教会，也有少数的科普特人信奉天主教和新教。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教会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教会，可上溯到公元1世纪中叶使徒圣马可在亚历山大地区的传教活动，该教会于451年迦克墩公会议之后因基督论分歧而与东正教会以及西方教会分裂。此后，东方正教与罗马公教又于11世纪初(1054年)分裂。16、17世纪宗教改革时又从罗马公教中独立出新教，这才是为我们所熟悉的狭义“基督教”。由此可见，与现代欧美文明所并生的“基督教”其实不过是基督教历史长河里某时某地的小小浪花而已，而把这特定环境的产物强行奉为普遍模式，可不就是所谓的西方霸权?
科普特人身为基督徒，是埃及土地上的弱势群体。7世纪的穆斯林征服之前，科普特人因信奉神学异端而惨遭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迫害。埃及成为穆斯林国家之后，大批科普特人迫于压力改宗伊斯兰，
“冥顽不化”的基督徒被视作异教徒，不得享受一定权利，而且要承担额外的赋税。19世纪的改革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769－1849)对科普特人较为宽容，不仅废除了人头税，而且允许基督徒参军。尽管如此，爱德华-艾尔卡拉特笔下的伊斯兰区和科普特区，虽然同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亚历山大城，却是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
艾尔卡拉特笔下的童年记忆混杂着生活的艰辛和趣味，遥遥呼应着高尔基的《在人间》与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又因散发着番红花的异域奇香、折射着大理石的耀眼白光而令人格外着魔。小说的翻译者弗朗西斯・利雅得特这样感慨：
亚历山大城属于他的童年，属于他童年的亚历山大城是一方着了魔的土地：那里，缤纷的五色、熙攘的人群和熠熠生辉的器皿都充盈着某种超凡脱俗的真实；那里，每一尘土都是番红花的碎末。被这些文字所网罗的何止是光与影，还有最细微也最鲜明的色彩、触觉、气味和声响：小钵里芝麻油上的涟漪；踏出酒吧的那一刻小巷里令人晕眩的白光；耳朵发炎时的刺痛。米哈伊尔回忆着、想象着，把虚构揉进现实，又从虚构里拈出现实。他要让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在盖特・艾尔－义纳博的窄街小巷里上演：万王之王奥兹曼迪亚斯流落海滩；舞女扭动起披满鳞片的身躯；陌生妇人泼水冲洗楼梯；面包和牛奶溶做柔软的一团，填 满米哈伊尔的小嘴。
这天真的世界微小而明亮，太过脆弱，仿佛注定要被摧毁。童年的欢欣和激越终究微不足道，被不可言喻的悲剧太过轻易地窒息：邻人神秘地消失，海滨旅店的主人死了，米哈伊尔家突然地，就没落了。霍斯尼娜为什么要出走?为什么拉娜被杀了?为什么爸爸再也找不到工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它们甚至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秘密的揭示总是那样漫长，很多、很多年后，我们忽然就明白了一切。但又能怎样?渐渐地，他懂得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秘密，破解了那些隐藏在眼神和微笑之下的暗号，他所爱的人所经历的痛苦仿佛一柄来自过去的利箭，带着旅途的锈痕，洞穿了那颗业已惯于遗忘的心。天真不再，他拥有了经验。他被流放，流放他的既非时间亦非空间，童年的亚历山大是一座不可复得的永恒之城，他永远、永远地离开了这座城。
这世上的永恒之城又何止是亚历山大?埃及第一大都市开罗的魅力绝不会输给海港亚历山大。上文已提到641年进入北非的穆斯林兴建新都福斯塔特，这便是当今开罗城的前身之一。福斯塔特之前，在当今开罗城的区域、即尼罗河三角洲还曾兴起过古埃及的孟菲斯城，罗马帝国的堡垒巴比伦，以及脱离了西方罗马教会和东方拜占庭教会的科普特基督徒的聚居地。8、9世纪时，随着伊斯兰政权的更替，在福斯塔特北部又出现了新兴都城，它们却不曾取代福斯塔特的中心地位，而且最终被归入后者的区划。自969年始，即中国历史上的北宋初年，法蒂玛王朝(Fatimid Caliphate)统治埃及，格瓦尔・阿尔－斯其利(Gawhar al－Siqilli，928－992)耗费四年在福斯塔特东北建新都阿尔一查希拉，是为今日开罗之雏形。但福斯塔特仍然在未来的200年内行使着埃及行政首都的功能。1168年十字军进犯埃及时，穆斯林为了保护开罗而战略性地焚毁了福斯塔特，此后，福斯塔特以及周围的一系列古都都被日益兴盛的开罗所囊括。1171年，大名鼎鼎的萨拉丁结束了法蒂玛王朝的统治，成为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的第一任苏丹，他击败东征的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不仅巩固了以开罗和大马士革为中心的政权，而且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s)结盟，势力盛极一时。此后虽有13世纪中叶的奴隶士兵马木留克人夺权，但阿尤布王朝的诸多政策仍得以延续，开罗城人口众多，贸易兴盛，学术思想活跃，跃然成为世界级大都市。
13、14世纪时，开罗未能幸免于黑死病之难，从此元气大伤。16世纪奥托曼帝国击溃马木留克政权把埃及收做行省，开罗沦为省会，好在商业仍然繁荣，而兴建于法蒂玛时代的爱资哈尔清真寺以及爱资哈尔大学吸引着莘莘学子，是不亚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问圣地。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殖民势力开始染指埃及。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埃及行省的帕夏(意为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推行改革，虽然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却未能阻挡英法殖民者控制埃及的铁路和运河，并进一步控制埃及的经济命脉。19世纪晚期，埃及沦为英国殖民地，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此起彼伏的民族独立运动才迎来了最终的胜利：1951年10月15日，埃及政府宣布废除与英国的同盟条约。1953年，埃及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结束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历史。
本文所要关注的第二部小说，就是以1917到1944年之间的开罗为背景的《开罗三部曲》，作者是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Mahfouz，1911－2006)。马哈福兹出生于开罗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身居高位的公务员，育有四女二子，马哈福兹是家中幼子，备受宠爱，终日悠游于开罗古城区，为日后的写作积累了无数素材。他著作等身，一生共计创作了近40部长篇小说、百余篇短篇小说、此外还著有众多散文随笔。1956、1957年间出版的三部曲《两宫间》、《思慕富》和《甘露街》堪称马哈福兹的代表作。伦敦大学的阿拉伯文学教授萨布里・哈菲兹为开罗美利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英译本作序，声称这一系列可以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托马斯曼、狄更斯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肩，并且认为无论就社会视野、文学价值、哲学洞见而言，还是风格之娴熟，见地之独特，人物塑造之多样，悲悯之深切以及幽默之动人，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都是当代阿拉伯小说中的执牛耳者。当然，我们大可以质疑哈菲兹的西方标准，阿拉伯文学的丰富性和活力更是不可以被一个马哈福兹所穷尽，但毋庸置疑的是，三部曲如同一尊水晶球，怀抱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罗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
《开罗三部曲》以开罗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展现了家族的兴衰、历史的演变、还有开罗城的风土人情。哈菲兹对小说的时空设定有精彩解读：《两宫间》以1917年奥托曼帝国失势，1919年埃及爆发民族独立运动开篇。《思慕宫》的历史背景是1924年英国政府与独立运动领袖、华夫脱党人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1857－1927)谈判，直至1927年扎格卢勒去世。《甘露街》的故事开始于1927年，新一代的华夫脱党领袖穆斯塔法阿尔那哈斯(Mustafa al Nahhas，1879－1965)继承了扎格卢勒的事业；并终结于1944年大批政治活跃分子被捕。就空间变迁而言，《两宫间》中的嘉瓦德家住在老城区阿尔・噶玛利亚，但老区也逃不过历史变迁，夹着嘉瓦德家所在的噶玛利亚区的“两宫”正象征着长期以来统治埃及却气数将尽的奥托曼哈里发和浴血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埃及。到了第二部《思慕宫》时，嘉瓦德家搬去了新区阿尔・阿巴斯雅，暗示着20年代的埃及热情追随欧洲文明和生活方式。而《甘露街》则是个两元对立的世界，甘露街上的大宅对应着劳工阶层的地下室，嘉瓦德家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也有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这正是彷徨求索、风云激荡的开罗城乃至全埃及的缩影。
与爱德华・艾尔一卡拉特浮光掠影、吉光片羽、贵在心领神会的亚历山大印象相比，纳吉布・马哈福兹笔下的开罗倒像是航行在尼罗河上的厚重驳船，承载着人情世故，穿行于国族命运的风起云涌。前些天我去同事家做客，她毕业于伦敦大学，专业研究中东的世俗化问题，与丈夫邂逅于亚历山大，夫妻俩也曾多次携手同游开罗，我请她介绍埃及当代文学，由此得知艾尔一卡拉特与马哈福兹，此外还抱回家另几部阿拉伯小说，浏览之余，与读者同享这双城记的趣味。
责任编辑 谢 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