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一月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一次晚餐会上，一位留美归来的人类学博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翻译由自己撰写的有关美国妇女社会的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她发觉中文下的美国有违原意之处，似乎有些“美”“中”“不美”的感觉：不仅原来用比较流畅的英文写的文字在(被自己！)翻译成中文以后读起来不再那么流畅了，而且对美国文化的著述在转译为中文以后似乎已不再是关于美国文化的叙述了。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如何向本文化介绍异文化，而且它还关系到如何向异文化介绍本文化的问题。人类学是以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的性质，人类学者在研究对象时，采用非“植物人”、非“数字人”，有时甚至用非“客体化”的记述手法，其中包含了站在当地人的立场记述当地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这样，人类学者时刻都面临着主观与客观的对话问题。到目前为止，将本学术的科学性置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拉锯状态下的人类学者不得不面对这种烦恼。上述“美”“中”“不美”的问题实质上涉及的是人类学家自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类学与文学或语言学之间的对话问题。
在实践过程中，如何著述一种文化？这在人类学界至今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三十年代在美国提出了文化相对论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除美国与西方学术界之间的分歧之外，还有对由西方人固执的自尊而产生的“东方主义”的批判。六十年代，哈佛大学的一批学生曾展开了真理相对论问题的讨论。七十年代人类学界又出现了“文化相对论热”。它曾一度被推崇到一种“绝对文化相对论”的境地。它的产生来自于下述两种社会压力。
一是文化在实践意义上的变迁。这首先使我想起了八年前看过的一部名叫《教会》的电影。该电影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由英国国王和罗马教皇之间为如何统治非洲所直接引发的非洲一个部落与英国势力之间的局部战争。其结局是以罗马教皇的传教士与原住人联合击败了英国军队而告终。但是，影片的最后，原住民对英国国王有这样一句道白：
国王殿下，尽管在战场上死去的是您的士兵，但真正死去的是我们的儿孙！
那个年代的惯性无论是战争形式也好，经济形式也好，一直延续了近两个世纪。文化相对论的出现无疑对西方模式的霸权地位提出了异议。许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提出，照搬西方模式进行开发所造成的文化变迁是一种对本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更直观的变化，如同我们在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所看见的那样，文化被当成一种可出售的商品用于观光。为了迎合异文化游客的好奇心，当地人不得不将他们原有的活生生的系统性文化压缩到原来的几分之一，使之变得戏剧化。另一方面，国家利用这些戏剧化了的文化来获取大量的外汇资本。这种文化的商品化已经失去了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它的内涵与结构都同时发生着异化。当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异文化观念也难免陷入一种错觉之中。
二是文化在笔下的变迁。如何著述文化，自有人类学史以来一直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撰写时是使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时间(历史)在文化意义上是直线性进化还是沉淀性积累？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对所记述的文化本身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它还能反映出作者的立场和方法论。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影视人类学的张展鸿博士在研究日本原住民阿伊努(AINU)之后，撰写了题为《脱写真论》的专著。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并不是通过摄像机或照片所反映出来的阿伊努本身，而是摄像机或照片背后的那种作者的动机和大和人的民族主义认同。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著述一种文化的同时，作者的文化背景以及他的思考也同时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照片或影视背后的、代表作者一方的民族自白。大和人笔下的阿伊努，只有通过特殊性、异己的诸特征才能反映出来。他们使用极其现代化的设备重复着类似于我们中国人的《山海经》那样的工作。这里有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值得对文化感兴趣的人注意：在自我意识极强的背景下所著述的文化，在作者的笔下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在讲“一般性”原理时，往往会被下面一个陈述所困惑：在一部反映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电影中，透过茂密的树叶窥探一片发黄的水利工地，居住在原始森林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酋长对他的儿孙们说：
在那绿色的尽头居住着一群野蛮人。
他们认为自己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都是让那些搞开发的白种野蛮人一天天地给破坏了。原来所谓“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扮演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角色。同样，对中国这种多民族的国家来说，让人回答成吉思汗和岳飞谁是民族英雄这类问题时，人们只能选择“无可奉告”，否则人们会担心陷入某种被文化或政治润过色的立场而不能保持作为一个学者的“崇高境界”。人类学在这类问题上显得极为敏感和认真。但是，包括人类学家自己在内，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事实上每时每刻又被这类问题所困扰。当参与接近处于矛盾双方的任何一方时，尽管你主观上并不那样认为，但对被考察的矛盾双方来说，你都会被认为与被考察对象之间处于某种亲近或对立，其结果往往会造成研究的倾向性。我们不得不正视这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学术界还会表现在：针对经济学，人类学中的作为主体人的非物化记述手法；针对历史学，人类学的共时性；针对社会学，人类学的本土知识特征；以及针对人文科学，人类学的诗意性等。
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的背景下，人类学所面临的就不仅是一个记述文化的问题，而且它还要面临如何叙述文化。在记述文化的问题上，它采用民族志的手法力图避免以往的那种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抽象的人与物，以此来展示第一手资料不是考察对象在理论框架中的位置，而是记述当地人自己谱写的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思考。这样同时也就势必涉及到具体的、实在的场景条件，这种场景条件也就是人类学所说的社会“文本”。在这种社会文本中，有关人的行为分析就会引出下面的议论：如笔者一次在马来西亚的考察中发现，同样是在国王统一指挥下的“土地改革”，在由马来人执政的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对马来的华人来说，土地改革意味着工业或商业开发，也就是一种商业性行为的前提；然而对马来人来说，它不仅有促使马来人勤劳致富的含义，而且还有一层维护马来人主权的政治底色。因而在行为层面上，马来西亚有些地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卖给华人的。这样，如果用抽象的土地改革这一概念去解释马来西亚的社会发展，就会丧失对本土社会文本的解释力。当我们著述一个文化时，会经历记述与叙述这两个过程：前者是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进行绵密的行为对话过程；后者是记述文化之后引发的哲学思考。这两个过程无论在思维层面或经验层面，都是一条延长线上的研究过程。这样就促使人类学家每当进入田野时，对他的哲学思考进行再思考或反思。
人类学研究中的记述与叙述的命题，促使了它不可能只停留在民族志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记述文化之后的叙述问题。这里面蕴藏着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在学术意义上的文化批评的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早期的人类学家以外，后来的人类学家们都想试图在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其它学科之间寻求一种对话的可能。这种对话以现在为轴心，试图想达到纵向的历史性对话，同时也想实现横向的异文化之间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在文化记述方面一向讲究“深描”的格尔茨本人也并不回避这种对话的问题意识。他承认通过对巴厘小政治体系的功能性原理和力量源泉的分析之后所获得的知识。首先是对印度尼西亚传统中驰名的玛塔拉姆(Mataram)、玛加帕依特(Majapahit)和什利维加亚(Shrivijaya)等强大的国家机构的理解；其次是理解诸如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和马来西亚这种“东南亚印度圈国家”；第三则是理解西欧中世纪国家以及殖民主义统治以前的一部分非洲国家。在另一方面，人们对格尔茨的理解也并没有拘泥于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本身的理解，因为他的研究成果毕竟引起了我们对韦伯提出的一连串“封建制国家”、“官僚制国家”、“家产制国家”等传统国家类型的思考。格尔茨曾有下面一段话：
无论读者以什么为直接的理解对象，但作品所叙述的与被叙述的对象之间以什么形式、有多少程度发生关系的判断却在于读者。
格尔茨的民族志来源于本土知识，但读者将注意力投向了格尔茨的造诣，也就是格尔茨其人的“文化解释学”。如果我们将它称为格尔茨的文化学的话，那么格尔茨的文化学同样也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与其它学术领域的对话。由于他的思想对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学科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同样也会产生一种知性的对话。
亚洲的多数新兴国家都是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独立的，然而，殖民主义统治结束之后的整个世界，所谓真正的“独立”、“孤立”的民族事实上已并不存在。如果异文化之间不能互通有无，或者如同绝对文化相对论者提倡的那样，不使异文化之间在理解层面上相互沟通，这在当今国际事务关系中是极不现实的。如同中国的文明不是汉人独家的创举一样，如果说文明是文化的一种升华的话，那么，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就在于通过对文化记述之后的叙述，提供一种通过思维能够产生相互对话的环境。换句话说，著述一个文化所包含的两个过程：记述与叙述，它的落脚点并不是将所记述的文化当作“宠物”关进博物馆供人观赏，或者象当初英国人为了更有效地统治殖民地所作的那种分门别类的百科，而是通过您的研究发现被研究的文化对人类知识的一种哲学思考。
前述“美”“中”“不美”不仅仅是一个归国学者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这里也涉及国内学者的“中”“法” “非法”、“中”“德”“无德”的问题。同样，它还暗含了汉人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时所面临的问题。批评“洋学”的“国学”者在研究国内文化时，是否也存在着同质的问题？本问题的意识出于笔者的如下思考：在海外和在国内的研究生活之间，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它并不意味着一种经验上的隔绝，相反，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他的经验研究。同样，文化人类学家把有关文化的调查研究视为“田野工作”，这也并非说是一种异文化体验，严格地讲，我们的“田野工作”和我们自身的每日每时的生活相互关联，并且互相发生着作用。所以，我们在研究一种认知空间或者一个村落时，研究者在严格意义上的笔下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中间包含着知性的再生产和积累的过程。它本身也就是一个研究者自身提炼和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记述文化应该是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共同拥有的部分，而文化学则是研究者在叙述该文化时所沉淀下来的一种哲学思考。换言之，人类学的真实性在于被研究对象本身，而它的生动性则出于“讲述老百姓”故事的情节，然而，它的理性出自于田野工作过程的知性积累。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北京丰台
推荐访问: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