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第八辑(华东师大出版社，3.75元)令人伫望已久，看到《编辑后记》中言，多少了解一些编辑与出版的艰难，则它终于问世，已使人欣慰了。本集所收马兴荣《张炎的北行及其他》、谢桃坊《姜夔事迹考辨》等论文，仍是用考证、校勘、比较、归纳等传统的方法，探索作家作品在其特定时期的真实情况或意义。而《词的接受美学》(赵山林)、《境界说给词学批评的启示》(邓乔彬)则是尝试运用西方现代美学理论，展开的对文学创作的评论。关于词的音律问题，有冯统、何令龙两家的研究文章。文献部分，收录了纳兰容若的手简三十四通。启功先生曾在《成容若手札卷跋》中写道：“先生高才早世，遗墨流传，稀如星凤。每思披寻尺素，以寄仰止之思，而不可得。今见此卷，摩挲展读，其欣幸真有譬喻所不能尽者。”仰止之思，人所同慨。只是书简此番刊出，未能将《启功丛稿》中对手札进行大略考订的内容一并收入，未免稍觉遗憾。
见到新出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3.10元)，不由记起泰戈尔的一首小诗：“我能热爱我的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以否认上帝的自由。”正是由于上帝的这种宽容，方使人们在与上帝的一次又一次冲突之后，又一次一次取得和解吧。“生活的意义，亦即世界的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作为一位父的上帝之符号与此意义相联。”“相信上帝即意味着看到，对世界的事实还不能漠然置之，相信上帝即意味着，生活有意义。”――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表述，当作何理解？汉斯・昆的《维特根斯坦与上帝问题》对此进行了阐发。“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但不可说的东西却是“人在他的真实、他的存在的深层里所遭遇的那种真实”，对之怎能保持沉默呢？H.奥特在《对不可说的东西的言说》一文中所作的讨论，很有深意。除六篇译文外，集中尚收有韩彼得的《论先知》、唐逸的《安瑟伦的真理论》、何光沪的《上帝死了，只剩道德吗？》等论文七篇。
《新价值观――人能实现自我吗？》(〔美〕丹尼尔・扬克洛维奇著，东方出版社，14.90元)向读者展示了美国人追求自我实现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它对美国的社会生活和美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和自我实现不可逾越的障碍。本书对于近几十年来发生在美国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经济状况、文化变迁，以及美国民众家庭、婚姻、性生活等伦理道德上发生的变化多有涉及，因此读者可以从书中比较全面地了解美国社会。同时，本书所列举的事例和观点，有许多在我国也为人们的亲身感受、思考和讨论过。而此书会对人们的思考以新的启迪。
《天空中的现代神话》(东方出版社，3，50元)。是荣格晚年的一部著作，作者应用他所建立起来的心理学体系来分析飞碟现象。荣格认为，此起彼伏的飞碟现象是一种集休无意识心理投射。“令人感到非常绝妙的是，在荣格所分析的并没有听说过飞碟传说的人的梦境中，竟然出现了与那些自称目睹过飞碟的人所描述的形象相同的飞碟形象……”这些听起来似乎荒谬，荣格也似乎意识到人们的这一分析的必然反应，表示“我必须冒险，哪怕这意味着将我求实可信以及科学判断能力等等来之不易的声誉毁于一旦。”
不管是研究近代史，还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史或者国民党史都不能“不研究蒋介石，甚至研究近代政治经济等等都离不开蒋介石这个人物，一七二七年的“四・一二”事件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每一政治、经济事件都也蒋介石有关。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蒋介石就是罪恶的代名词。给这样的一个人物写传记，我想无非也是蒋介石＝罪恶。这是我看完《蒋介石传》(杨树标著，团结出版社，9.00元(精))之前所想的。《蒋介石传》记录了蒋介石撤离大陆前的前半生。并不是如我想象的，作者在罪恶和蒋介石中间划一等号，作者认为，蒋介石在大陆上的几十年有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过程。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活动就是循着这样一个过程走过来的。作者对蒋介石的描写也是这样一步步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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