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走我自己的路》这篇谈他治学经验和人生道路的短文，我是在几年前看到的。那时还在长沙求学，站在麓山门那个书店的书架前，从一本谈治学的专集里读到李先生的这篇短文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文中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淡淡的忧伤感慨，那“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超脱旷达，那无畏地“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第4页)的坚毅执着，都深深地感染、震动着我。而现在再来重读以此篇名作为书名的这本李先生的文集，心中就不由得又生出了许多温馨亲切的记忆，这本文集收录了李先生几年来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谈治学方法、美学艺术的短论以及各种序跋文章和近期有关美学、文化的几篇专题研究。
这些年随着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研讨方法论的热潮有增无减，一时各标异帜、众说纷纭。李先生从他切身治学经历中总结并针对学术界现状和年轻人的实际提出来的一些治学方法虽然并不系统、完整，也比不上那些所谓“新思潮、新方法”来得更富魅力和引诱人，但却很为实在、很为深刻，有着独到的识见。比如他一直很为重视整体性研究，在多种场合呼吁学术研究要微观宏观并重，分析综合齐举，多层次、多角度、多途径、多方法去接近、处理和研究某个学术问题，因为“真理是在整体，而不只在某一个层面、某一种方法、途径或角度上。”(第21页)而研究课题的选择，方法、角度的确定则又须是在“客观上最符合时代、社会或学科发展的需要性，同时有具体环境、条件中的可行性；在主观上又最适合自己的基础、能力、气质、志趣的方向、方法、专业和课题，而不是盲目地随大流或与各种主客观条件‘对着干’……”(第14页)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在谈论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且还有更深刻的命题在。
李先生这些年的研究就正是紧紧抓住文化心理结构这个中心概念，从这个角度来展开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创造性转化的，并进而他又提出了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相对立的“西体中用”说，“即认为未来的道路应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和日常现实生活)和本体意识(科技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它源自西方，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包括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心理的客观存在这个实际)相结合。”(第225页)
作为哲学家李泽厚的深刻还在于在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过程中，同时又把人类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困境和可能的选择作为思考的前提条件，在这两条发展迥异的坐标系的交叉点上，他寻求着解决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可能途径，他的探索的最辉煌的理想是建立“主体性实践哲学”即“人类学本体论”。(第281页)在那里“人与自然、社会与个体、情感与理知、历史与心理、理想与现实的悲剧性的冲突和分裂应该被克服，为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个体生物性的存在和为存在主义所发现的个体精神性的存在的巨大对峙应该消除。回到感性的人，回到美，回到历史，将与个体的全面成长相并行。”(第296页)从他那里我们也许还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哲学，“它是科学加诗”，“哲学并不许诺什么，但它表达希望。”(第296页)
(《走我自己的路》，李泽厚著，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2.8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