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着海派文化的升温，海派小说渐受重视。在上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４０年代，海派小说的取材和立意始终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具有鲜明的特点。但现已出版的一些权威性文学史专著，几乎都未对海派小说进行阐述。本文谨从三方面对早期海派小说作探讨。
海派小说的孕育背景
海派小说，在中西文化冲撞和交汇中孕育，完全是一个现代都市成型的产物。
上海开埠后，许多高楼拔地而起。１９０９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已称：英租界南京路“房屋高敞，为沪上冠”，美租界“高屋连云，轩窗洞辟”。在南京路上，最早的高楼是１９０６年由英国香港上海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兴建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这里首先引进电梯，继而则有外商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等耸起；从１９１４年起，华侨投资的先施公司（今上海时装公司）、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厦）、新新公司（今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和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等商业大厦也相继落成。更令人惊叹的是黄浦滩，经过几次建筑高潮，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鳞次栉比的高楼荟萃各国建筑样式，如英国古典式、英国文艺复兴式、法国古典式、法国大住宅式、巴洛克式、哥特式、爱奥尼克式、东印度式、中西掺合式等，堪称“万国建筑博览”。这些前所未有的人文景观，既使作家们得以俯瞰都市，获得新的感觉，又使他们扩大想象空间，激发奇妙的创作灵感。
在“十里洋场”，好些娱乐活动起初都与华人无缘，如１８８３年刻印的《淞南梦影录》谓：“西人与朋友聚集之处，谓之总会。沪上法总会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英则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东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马高车，如云而至……任意嬉娱，毫不拘检。惟华人之寓沪上者，虽意兴飞扬，终不能问津而至云。”然而，在西式娱乐刺激下，上海现代娱乐业迅速崛起：民国初期，“楼外楼”、“新世界”、“绣云天”、“大世界”等综合性游乐场不断涌现；１９２８年起，大光明大戏院、南京大戏院、国泰大戏院、大上海大戏院等一流影院陆续迎客；１９３１年后，“百乐门”、“仙乐斯”、“新仙林”、“丽都”等高档舞厅纷纷开张。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各种娱乐场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上海成了“东方不夜城”。对于作家们来说，那些有闲阶层的摩登都市生活，一方面为他们准备了素材，另一方面又为他们作品中的各种人物设计了活动场景。
在向商业性、消费性大都会转变过程中，上海的人口急剧增长。位于县城北面和西面的平畴沃野上的租界，凭借“国中之国”的特殊制度“独行其是”，使之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投机者的天堂”，外国商业资本接踵而至。相对旧式城镇而言，这里既充满光怪陆离的异域情调，又更容易觅得各种谋生职业，所以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１８７６年刻印的《沪游杂记》云：“在洋场，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统计，自有人口数字记录的１８５３年起到１９３６年止，租界居民从５００人增至近１６６万人。当然，在这“远东人口最多的城市”里，增长的主要是华籍居民，如以１９３０年为例：华籍居民有近１４０万人，外籍居民则不满５万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日益壮大，构成都市新型的大众群体。新型的大众群体成为海派小说的基本消费对象。
另外，在１９世纪末，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随后，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为此提供理论依据。到上世纪２０年代，日本诞生新感觉派，它也属现代文学派范畴，不主张客观单纯地描述外部现实，强调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进客体中，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新感觉。这种新兴文学潮流的影响，很快扩散到上海，促进了海派作家群落的形成，以及小说创作技巧革新。由于上述原因，海派小说应运而生，并冲破藩篱成为都市文学的先锋。
海派作家群落的形成
在我国，小说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直到近代，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才改变小说的地位，使之逐渐出现空前的繁荣。民国初期，以“游戏”、“娱乐”、“消遣”为旗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盛极一时，垄断了上海文坛。鸳鸯蝴蝶派著名人物包天笑、周瘦鹃等，都被视为重要的海派作家。从小说发展史角度来看，鸳鸯蝴蝶派属都市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其创作意识而言，仍坚持晚清“改良小说”的思路，因袭着传统的观念。所以，鸳鸯蝴蝶派的一些作家，只是处于海派的边缘。
海派作家群落的形成，是在上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１９２６年３月，刘呐鸥从日本青山学院毕业回国，到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插班入学，结识班内同学杜衡、施蛰存、戴望舒等。１９２８年９月，他们合作办起《无轨列车》杂志，系统介绍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尝试用新形式创作小说，仅出８期就遭查封。１９２９年９月，由施蛰存、戴望舒、徐霞村、刘呐鸥任编委的《新文艺》杂志问世，它虽存在不足一年，但推出不少带海派倾向的小说，并吸引穆时英等同仁加入进来。１９３２年５月，施蛰存受现代书局之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标志着这些作家构成了一个有实力的流派集结，他们许多体现流派特点的小说，如穆时英的《公墓》、《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街景》，刘呐鸥的《赤道下》，施蛰存的《薄暮的舞女》，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七号女性》，杜衡的《蹉跎》、《重来》等，都陆续发表于该刊。此外，相随而起的海派作家尚有黑�、禾金等；他们的作品多登载在《新时代》、《文艺月刊》、《小说》等刊物，如黑�的《伞・香水・女人》、《咖啡座的忧郁》，禾金的《造型动力学》、《副型爱郁症》，也颇具现代性、都市性。
应该说明，施蛰存在《现代》的“创刊宣言”里曾宣称：“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当时的海派作家群落，完全是一种松散的聚合，没有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但其文学倾向却受到都市现代生活方式的支撑，显得坚实有力。这些作家分别被冠以“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等诸多名称，主要代表为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
刘呐鸥早年生活在台湾省，１５岁赴海外求学，历时数载，较早就受到现代主义的熏染。从１９２８年起，先后在《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发表小说。他的作品，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了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现代风景和生活。所以，《新文艺》第一卷第一号的“文坛消息”称：他“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手腕，他把飞机、电影、Ｊａｚｚ（爵士乐）、摩天楼、色情、长型汽车的高速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刘呐鸥在１９３０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收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年所写小说八篇），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
穆时英生于浙江慈溪，１０岁随父亲来沪。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就向《新文艺》投稿。１９３２年起，在《现代》等刊物接连登载小说，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叠合交错的表达方式，来反映都市的繁华和喧哗。杜衡在１９３４年６月发表的《关于穆时英的创作》中谈及：“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者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时英。”穆时英在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５年，出版过《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雕像》、《圣处女的感情》四本小说集，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
施蛰存原籍浙江杭州，后迁居上海，曾就读于上海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从事文学活动，主要是在抗战前，最具流派特点的小说多收进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３年出版的《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三个集子。这些作品不断变换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人物的潜意识，表现人物“超我”与“原我”的冲突，显示心理分析的特征，葆有古典的神韵。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沈从文发表的《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中这样评价：施蛰存的作品“略近于纤细的文体……清白而优美”，“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确实，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堪称独步，并为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海派作家群落对我国现代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诚如施蛰存晚年在《关于“现代派”一席谈》中所说，他们“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
早期海派小说的特点
海派小说在快速的节奏中，展示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大都会的畸型和病态，捕捉市民的复杂心态，对人物进行潜意识开掘和心理分析，为我国现代文学带来一种新气象。具体来说，它有以下的特点：
一、把感觉客体化，组成立体画面。如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这样开头：“游倦了的白云两大片，流着光闪闪的汗珠，停留在对面高层建筑物造成连山的头上。远远地眺望这些都市的墙围，而在眼下俯瞰着一片旷大的青草原的一座高架台，这会儿早已被赌心狂热了的人们滚成蚊巢一般了……尘埃、嘴沫、暗泪和马粪的臭气发散在郁悴的天空里，而跟人们的决意、紧张、失望、落胆、意外、欢喜，造成一个饱和状的氛围气。”它通过视觉、嗅觉、触觉使描写具有可感性，从而把赛马场的精魂揪住了。再如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出现如此的都市夜景：“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它利用光线、色彩做文章，造成身临其境的效果。早期海派作家无论写人、记事、状物，往往把凭人的感觉才能体验的东西逼真地加以反映，让都市的风景“活”起来。
二、快节奏情节推进，跳跃式镜头组接。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开门见山点出“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但整篇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只有纷乱的夜上海场景，别墅、舞厅、街头、赌场、饭店等似一个个电影镜头闪过，但这一切都映衬了主题。再如穆时英的《街景》，在秋天的同一条街上，切换了修女们“慢慢地走着”、有钱男女去“野宴”、可怜的“老乞丐坐着”三组镜头，展示出天堂、人间、地狱三个层次的世界。作品中用了这些随手切割的生活画面，无需更多的笔墨便能透彻地表现主题。
三、罕见的用语，新奇的修辞。刘呐鸥的小说中出现过许多独创用语，如：“正中乐队里一个乐手，把一枝Ｊａｚｚ（按：爵士乐）的妖精一样的Ｓａｘｏｐｈｏｎｅ（按：萨克斯管）朝着人们乱吹”（《游戏》）；“最有特长的却是那像一颗小小的，过于成熟而破开的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嘴唇”（《风景》）；“在马路的交叉处停着好些甲虫似的汽车”（《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穆时英在修辞上更巧妙，如：“一列‘上海特别快’突着肚子，达达达，用着狐步舞的拍，含着颗夜明珠，龙似地跑了过去”（《上海的狐步舞》）；“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Ｒｅｖｕｅ（按：法语，轻歌舞剧）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上海的狐步舞》）；“舞着的人像没了灵魂似的在音乐里溶化了”（《夜》）。早期海派作家为了充分表达在都市里体验到的带现代气息的情绪，在大胆想象的基础上，创造了大量赋予感觉性的比喻，形成一种独特风格。
毋庸讳言，海派小说多以情爱为主要内容，不少作品存在明显的媚俗和猎奇倾向，甚至格调低下；更严重的缺陷是，远离革命运动，避开重大事件。还有，在１９３９年秋、１９４０年春，刘呐鸥、穆时英由于担任伪职，先后被暗杀。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昔日上海一道色彩跳跃的都市风景线。
另外，即使到抗战期间，海派小说在危局中延续和发展。“孤岛”沦陷后，张爱玲、苏青、予且、谭惟翰、施济美、汤雪华、汪丽玲、程育真、丁谛等海派作家，分别亮相于《小说月刊》、《万象》、《紫罗兰》等刊物，显示上海文学并未因形势骤变而沉寂。其中，张爱玲最为瞩目，发表中、短篇小说２０余篇，代表作系《沉香屑・第一炉香》、《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等，１９４４年结集为《传奇》出版（１９４６年又有《传奇》增订本），作品里的主角几乎全是都市中、小有产者。张爱玲的小说意象常不是用现在时向都市生活里挖，而是用过去时向已逝的时代挖，她曾在《都市的人生》中说：“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此外，张爱玲善于从不同侧面展示人物特定性格，字里行间流淌浓稠的色彩，传统与创造融汇得颇成功。张爱玲的登场，是海派小说创作达到一种新水平的标志；她那雅俗共赏的作品，也表明上世纪４０年代海派作家既秉承流派先驱的余绪，又在艺术风格上更加舒展。
（作者系《哈哈画报》主编、作家）
编辑秦维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