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以国学为讲题的演讲，也有很多次。重要的几次是：1906年在日本建立“国学振起社”，前后讲学五年余，至武昌起义始停讲。在此期间，讲授了《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说文》、《尔雅》、《庄子》、《楚辞》等专题。1913年，在北平人身自由受到袁世凯的限制，于共和党本部主讲经学、史学、小学、玄学。先生受软禁后绝食，袁氏怕干众怒，允吴承仕（简斋）入先生之门受业。有《�汉微言》传世。1922年应江苏教育会之邀，讲了《国学大概》等专题，也有记录本传世。在苏州开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以先生次年即归道山，时间较短，可却是最重要的一次。讲习会创办了《制言》半月刊，先生的再传弟子徐复（汉生）协助事务。该刊发表了与讲习会相关的很多文章，章先生的讲演稿，由其再传门人王乘六、诸祖耿记录，孙世扬校订，于《制言》发表。今传世之《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均为此次讲习会的记录刊本，是历次讲习会最系统、最全面的讲本，所讲内容，为章先生晚年成熟之论。《说文解字•序》也在《制言》半月刊上发表。然战事不断，十大几年的社会沧桑巨变，加以出版时印数较少，故海内外难求是本；1963年先生钟爱的再传弟子石禅潘重规（其名即为先生所改）教授，听从友人之劝告，为免散佚并广流传，于香港寰球文化服务社将前五种结集出版，名曰《国学略说》。以山河尚未一统故，是本亦未能在内地流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教学的需要，南京大学中文系编一套参考资料，我应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之约，与程会昌（千帆）先生合作，据讲习会单行原刊本，重校了前五种，定名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由程会昌先生题签，内部铅印数逾越千册，在宁流行颇广。然纸质、印刷均不精、豕鲁鱼亥多有；衍讹脱倒间亦有之。还有几处误点失校，但业内使用尚无大碍。2008年3月，凤凰出版社拟出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约我点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我答应了。原因无他，一则纠正铅印本的讹误；二则，借此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给读者。
下面概括地谈谈《讲演录》各讲的内容。领略其精髓，自应认真研读章先生的文本。
首先讲《小学略说》。“小学”这个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但含义与近代区别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初等教育的“小学”不同，虽然内容与启蒙教育机构有关，所谓“古者八岁入小学”是也；可其内涵却主要是指儿童所受的教育内容，即“六书、九数”，重点为“六书”，也就是语言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故传统上，一说“小学”，学界一致没有歧义地理解为语言文字学。狭义的“国学”，也是指“小学”及其所附庸的“经学”。它原本就是为经学服务的工具，脱离经学而独立成为语言文字学，是太炎先生的一大贡献，尽管先生仍旧娴熟地以之解经。
在此讲中，先生分别阐述了“小学”三方面的内容。文字一项讲了”六书”，强调六书均关造字。先生认为六书是文字出现后人们归纳的造字条例，而非文字产生前预先制定的造字原则。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关乎个体；转注、假借关乎文字的关联。有转注而能济文字不敷用之穷不必另造新字；有假借而能通方国之音，知字虽不同而义却一。两者均通过字音起作用，但方向却相反，起文字繁杀（增多、减少）的调节作用。先生特别指出不要把写别（白）字与六书中的“假借”混为一谈。先生于“六书”均有独到的阐释，如言会意“信”字云：人言必须诚信，否则与鸡鸣、犬吠无异；言“武”云，止戈为武不是停止用兵，而是戢兵除暴，否则有不抵抗主义的嫌疑；又说“止”为步之省、“戈”为“伐”之省，步伐整齐森严，斯为武矣。胜义纷披，令人目不暇给。音韵这一项，除了介绍一些基本知识而外，特别强调地有南北、时有古今、字有变异、音有转移的道理。论述了《广韵》为明古今音的阶梯。先生继承乾嘉诸儒，完善了“阴阳对转”（有鼻音ｎ、ｎｇ的字为阳声字，无之则为阴声）的学说。阴阳对转现象，文献中、口语中，在在多有。如“喀喇、劈啪”对转为“康啷、乒乓”（均状声响，意义无别，阴阳收声不同）；苤蓝（学名“球茎甘蓝”，一种常见蔬菜名），百姓恒称为苤ｌ�（无恰当的字书之，姑录其音）；“马何罗”之改为“莽何罗”，其理亦同。“反切”注音源于双声叠韵，非学梵语拼音之法也。欲得准确音读，必须明古今音变，且须知其“法门”（即反切规则）。而于训诂，先生特重《尔雅》，云：“学者有意治经，不可不明故训，则《尔雅》尚已。”“《尔雅》者，�正故训、纲维群籍之书也。”“以《尔雅》释经，最是《诗》、《书》。”“古文《尚书》，读应《尔雅》。”章先生认为，尽管有学者认为《尔雅》是抄撮故训而成书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尔雅》成书极早。张揖以为是周公所作，“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尔雅》成书之后，代有增益，但它故训渊薮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欲明故训，离不开《尔雅》。
小学含文字、音韵、训诂三部分。音韵为枢纽。不通音韵，不足与言训诂；不通训诂，不足与言文字。治小学当熔形音义于一炉，三者一以贯之，斯为得矣。
其次，讲《经学略说》。
“经”古代训诂家多训为“常”；常见的事物往往重要，比如空气、日光、水分，谁也离不开，从而说明“经”的重要。其实，这是儒家经学产生之后训诂家的说法。最初，儒家典籍并不叫做“经”。比如，《易》（又称《周易》）、《书》（又称《尚书》）、《诗》（又称《诗三百》）、《仪礼》、《春秋》，都没有冠以“经”字；书中单篇内冠“经”字的有《墨子》《经上》与《经下》，文内冠以“经”的有《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其意义盖为后世的目录或内容提要。根据古代书籍制作的质料与形制、装帧情况，章先生认为“经”的含意犹如后世说“线装书”。此为确论。为了舆论一律、钳制思想如同秦始皇主张“以吏为师”一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易》、《书》、《诗》、《仪礼》、《春秋》都尊之为“经”了。同时诱之以利禄，设立“五经博士”（“博士”非近代学衔，而是官职），通一经即可博得功名。自此，士子皓首穷经，不给皇上找麻烦，而“入吾彀中”（唐太宗李世民语）。入“经”的部头则不断增多――由“五经”而“七经”而“九经”，到了宋代始定型为“十三经”。它们是《周易》、《尚书》、《毛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梁传》）、《尔雅》、《孝经》、《论语》和《孟子》。因“经”地位尊崇，各家各派纷纷抢此桂冠以名自己宗派的典籍：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佛经，《老子》称为道德经，《庄子》称为南华经，医学书有《黄帝内经》。但总的说来，儒家经典在整个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居于最尊崇的地位，经学成为显学并与封建社会相终始。
经学产生于汉代，从一开始就有“今古文”派别区分。秦始皇焚书，项羽火烧阿房宫，大量典籍毁灭、散佚。而秦汉之际是汉字形体发生巨变的时期：汉字由籀篆而隶草（章草）。秦火之余保存下来用籀篆书写的是为“古文”，而由经师口述用汉代文字记录下来的典籍为“今文”。今古文经不仅在文本上不同，于经义解释也大不一样。今文经师强调“微言大义”，于字里行间找出孔子为后世君王治国平天下预设的理论，甚至制造谶纬妖言，为刘氏皇权“天命神授”张本。古文经师则强调文字训诂，实事求是，探求经典文献的真谛，同样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西汉直至东汉初，一直是今文经学占着统治地位；至东汉中期，古文经学才逐渐取代了今文经学。不过今文经学并未式微，它与古文经学始终此消彼长，直至封建社会灭亡。汉代今文经学大师是董仲舒，古文经学大师是刘歆、贾逵、马融和郑玄。康有为是最后一位今文经学大师，而章太炎是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经学是与封建社会相终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帝逊位后，除康有为、章太炎之外再也无“大师。”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经文比较简要，但也没有简要到如同《辞源》“十三经”条（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一版，合订本页218）所说的那样少：十三经总字数为“147560”（该辞条云系据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八。检阅《日知录》的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条，无一字言及十三经的总字数。这么一部权威的辞书，也信口开河，怎不令人齿冷！）仅韩愈所称道的“左氏浮夸”一经，就近200000字。据黄季刚先生引郑�老、欧阳修两家统计（两家稍有出入）总字数为636500有余，与《辞源》所说相差近500000字。话说回来，十三部经书不过六十余万字，不能说不简要，因为简要，故解释的空间大，于是有笺、传、注、学、集解；叠床架屋又有正义、注疏（给注作注）。可谓汗牛充栋，繁琐之极。有儒生释“尧典”二字，居然用了十多万字。这种学术能不衰亡吗？经学中最黑暗的部分是程（颐、颢）朱（熹）的理学，他们以“天理”灭“人欲”，明清科举考试均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奉为圭臬，原因就是其学说特投封建统治者口味。欲知各经的具体内容，除十三经文本外，亦可参看《十三经概论》之类的书籍。
再次，讲《史学略说》。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春秋》自不用说，《尚书》是政令训诂，自然是史料；“礼”（汉代指《仪礼》）是规范行为的，涉及历代文化典章制度，自然与“史”相关；《诗》虽说是吟咏性情，但关乎世风民情、反映政治兴衰得失，且有史料，与史也关系密切；《易》主卜筮，上古迷信，政治大事、决疑问难，均要求卜问卦，卜辞作为史料，历来无异议；乐经久佚，于史之关联如何，不必强为之说，不过不能说于史无关，则是可以肯定的。
“六经”虽与史有关，但它本身毕竟还不是史。
章先生在此讲中，以史籍分类为切入口，纵论中国历史长河的各种史籍、史料、史实、史迹，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典章制度。分析了史学家的史德、史识、史才，比较了同类史籍的优劣。史籍分类，由于数量浩繁，品种众多，难有一定之规；且代有增损，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章先生以《隋书•经籍志》分史籍为十三类，作为权宜的标准展开论述，只是相对方便而已，并不表示章先生认为《隋书•经籍志》分类尽善尽美。章先生强调，史事可疑者自是不少，但不可无故怀疑，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怀疑”。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并且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秉笔直书的史官很不少，如耳熟能详的齐之太史三兄弟、董狐、司马迁等；可谀词媚主、为尊者、长者、贤者讳从而粉饰太平的却更多，两千多年来史书之编撰的话语权，掌握在皇帝手上，读史自应分辨史料真伪（泛而言之，读任何书均要辨伪）。从古至今，秽史实不少见。无征不信是一方面，不无故怀疑是另一方面，两者相辅相成，要允执其中。
又次，讲《诸子略说》。
“子”，古代对于有学识人的敬称。“诸”者，多之谓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化极其剧烈（姑不论其变化性质），“士”阶层（知识分子）极其活跃，纷纷登上政治舞台，鼓吹自己的主张，形成各种派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诸子百家”。章先生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训》、太史公论六家要旨（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区分诸子由流派入手，总论九流十派的要旨及各派源流；然后详述各派（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的思想、主张与别的门派异同。此讲的核心实际上是讲中国的思想史（哲学的、政治的、伦理的）。章先生《讲演录》各讲的内容时有交叉，盖因我国古代文史哲之区分，疆界不甚严也。如《史记》是文学还是史学？《庄子》是哲学还是文学？都可以。《经学略说》一讲几乎全是讲的儒家。这一讲也要讲儒家，角度不同；前者重点讲其典籍，后者重点讲其人物。儒家出于司徒，孔子前有周公、晏子。儒家特点是重人间世，“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也。此讲还以较多篇幅辨析了孟荀的性善性恶论，后世儒者对此的承袭，且以佛学加以比较。道家先述老子，重点抉发其要义是人君驾驭群臣的权术，所谓“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将欲夺之，必先与之”是也。讲老子特别强调了道士与老子无关，而与法家关系密切。次讲庄子，逐篇分析了《内篇》内容。法家出于老子，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同传，而将商鞅单独别为之传，是其卓识。法家偏重于法的是商鞅，其着眼点在于治民，而不能治大臣；偏重于术的为老子，着眼点是为君主驾驭群臣；其集大成人物为韩非，主张法术势并用。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尚贤、节用、节葬、明鬼非乐，均是为了实现其主旨的办法。名家出于孔子“正名”一语，为近世逻辑学派的鼻祖，代表人物为荀子、尹文，强调循名责实；而惠施、公孙龙则流入诡辩。至于纵横家、杂家、小说（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家与农家，因有的其学自废（如纵横家在国家统一后无所施其计，流派自亡），有的则因无自己的独特主张（如杂家系集各派所长而成）或本派主张各家亦兼及之（如农家），故章先生不具论。
最后，讲《文学略说》。
这儿的“文学”，与现在的概念迥异，而与“文章”的内涵大致相当。章先生在此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要谈三个问题：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
第一个问题，如果一部前后关联之书，即谓“著作之文”；而独行之文，则指一部书各篇内容互不相干。譬如《春秋》、《周礼》为著作之文，《诗》、《书》则为独行之文。著作之文以史类为主，诸子之文亦属此类。
第二个问题，章先生以为骈体与散体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辞尚体要，单、偶由文章内容需要决定。骈散各有所宜，二者本难偏废。
第三个问题，章先生以为周代为文章起源时期，战国文体大体具备；六朝时则渐于细密。章先生以为无论在说理、抒情方面，均以周秦文为高；而叙事则以汉文为上。文章优劣，以气骨为主，而不以骈散划分。国势强、尚武时期则文章气骨健，多散文；国势弱、崇儒尚文时期则多骈文。后世无秦汉风骨，故说理、抒情、叙事文达不到秦汉文高度，章先生之见如此。章先生又以为“雅健”为文章入门要诀，明于雅健始可与之言文。
于此三项有关者是文章分类问题。前人于文章分类不尽相同，盖由作者见解不同、一代有一代之文章（前代有而后代消亡、前代无而后代出现者）、分类有粗有细的结果。章先生以为惟能文之士能论文，否则必是皮傅之论。因而先胪列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分类情况，再说依《文赋》为准绳研讨各种文体的原因。然后简要分析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文章的特点、源流、各类之间的同异、擅长十类文章某体的作者及其代表作。先生以为，《文赋》语语谛当，如补充以“祭文准诔，传状准史……记惟游记可作”这几条则完善了。先生自信其论文章分类，较姚鼐明白而收束这一讲。
章先生作古已七十多年，其著述亦在百年前至七十年前，局限、小疵自是难免，善于学习者，从这位大师书中自可学到别处学不到的知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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