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爱尔兰所有银行罢工，而由于当时人人诚信，各大小商铺纷纷自行印发支票簿。你可以开出没有银行名称的支票，待罢工结束再偿还。那年我２６岁，任职教师，和父母及两妹一弟同住，每天前往都柏林上班。
我喜欢查看地图，也爱读旅游文章，老是担心自己没走遍全世界便撒手尘寰。虽然我已去过好些地方，但确实不够，连“还可以”也说不上。这都怪我一直手头不宽裕――当教师的周薪只有１７英镑。银行大罢工期间，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个主意：开张１０００英镑的支票拿去兑现，然后环游世界。
我知道有位男性朋友会有这么多钱。他是律师，我告诉他我在“芒斯特及莱茵斯特银行”有３７英镑存款，现在想兑现一张１０００英镑的支票。“行，没问题，”他说，“我乐于帮忙。”我于是得到了１０００英镑。
其后，我写了封信给那银行的经理。“雷迪先生台鉴：本人谨通知阁下，本人已透支了一点信贷额。”信贷额！我的存款只有区区３７英镑！“本人原打算先与阁下商谈才透支，可惜贵行正在罢工。”可惜？才不是呢！
我有位表叔在香港高等法院当首席法官，比我们富有得多。他每次回爱尔兰探望我们，总会说：“你们一定要去香港玩玩，在我家住几天。”他心里有数，知道我们谁都不会有钱去的。但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信，通知他，他家族嗓门最响、个头最大、举止最粗鲁的女性即将到访。
我发现有艘客轮“越南”号会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香港，途经吉布提、孟买、斯里兰卡和泰国，都是我一直渴望一去的地方。我登上客轮，了无牵挂地踏上旅途。那段日子真是快乐极了。我遇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人物，令人眼界大开。
我终于抵达香港，在香港山顶区一幢豪华房子里做客，住了两个半星期才回都柏林。这次旅行刚好用了１０００英镑。
我买了礼物送给家人，也准备了礼物送给那位银行经理，因为知道回国之后一定会有麻烦。我当然不是杞人忧天。我还没抵达香港就已有一封信在等着我，信封背后印有“芒斯特及莱茵斯特银行”的字样，信中字句充满火药味。“阁下未与本行商议便擅自从阁下账户透支９６３英镑，本行深感不安。阁下如今身处香港，本行更感不安。”
我去见雷迪先生。因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所以我买了三份礼物送给他。第一份是个精巧的望远镜，第二份是盏小鸦片灯（“雷迪先生，这小摆设现在很热门，送给你放在架子上”）。我听说他和太太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买了串念珠送给他。
我记得他当时曾用力狠拍桌子一下，桌上的三份礼物都跳了起来。“不要用我的钱买礼物给我！”他怒吼，“告诉我，你打算怎样还债？”
“这样吧，”我说，“一星期还四英镑。”我在飞机上计算过，我只能负担这么多。他说不行，然后问：“你没办法多赚点钱吗？”我回答：“试试看吧。”
于是我开始写作。我从没有生养过孩子，却写了一本育婴指南。我也写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星座运程预测――自此我再也不相信星座，因为我所写的全是凭空杜撰。
不知怎地，我的收入突然大增，不用一年便偿清债务。我拜访雷迪先生：“我已偿清欠款了，是吗？”他说：“是的，你真棒！”然后大力拍了我的后背一下。
许多年后，我已小有名气，有一天在公车上碰到雷迪先生。他随即对车上所有人说：“瞧见那位女士没有？我是她人生中第一个激励她奋发向上的人。”我对车上的人说，实情大概是如此。“雷迪先生，阁下当年是真的想激励我奋发向上吗？那时候你如果可以把我抓进牢房，你一定会那样做！请不要篡改历史！”
其实，他也不是全无道理。那时候爱尔兰与外界隔绝，人人肤色相同，阶级相同。我和任何爱尔兰人一样对外面的世界所知有限，原因是我已拥有一个愉快的家。我猜想是香港之旅开拓了我的思维，让我放眼世界；而令我更开心的是，我发觉外面的世界原来充满机会，就算我丢了那份安稳的中产阶级教职，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从事写作一样可以维持生活。�
�陈述译�
《海外星云》（2001年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