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张爱玲唤其“易先生”。 她，“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张爱玲称其“王佳芝”。
在《色・戒》里，张爱玲用短短万字，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和她”活色生香的故事。
至于写作的契机，有人说，是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和胡兰成热恋时分，后者讲给她听的。
关键词往古了说是“特务”，往近了说是“卧底”。
然而小说真正面市，却到了张爱玲客居美国、年近六十之际。
之间那段漫长岁月里。张爱玲几易其稿的结果是，最终改变了整个故事的面貌。
三十年过去了。2007年秋天，张爱玲按下不表的东西，导演李安替她说了；张爱玲戛然而止的地方，李安接着前行。
李安的《色・戒》循着小说，展现了一条如此清晰的线索：蛊惑人心的“色相”，诱发了让人难以脱身的“色欲”。目的鲜明的“色诱”，最终因为一颗六克拉的“戒指”而道出了“戒止”的真意。
这一内在逻辑，既是李安的，也是张爱玲的，更是王佳芝和易先生的。或者，它还是郑苹如和丁默村的。
郑苹如是名媛，丁默村是汉奸，郑刺丁案在上海轰动一时。
有考证说，这就是《色・戒》的原型。
镜头里，1942年的上海，易先生和王佳芝的第一场性爱充满暴力，王佳芝的羞辱痛恨和易先生的狂泄激情……
故事在这样的天地里才像个故事了，尽管它的火辣辣引起了无数争议。
其实，老上海天地如香水一样细腻，得要时间才能弥散开来。
丁默村、郏苹如；或者易先生、王佳芝；还是胡兰成、张爱玲……
幸好有李安，这背后听不见、看不到、抓不着的爱恨情仇才能如此这般楚楚动人。
故事的两个主人
易先生原型：“76号”魔窟头目丁默村
丁默村，湖南常德人，曾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参事、军委会少将参议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处长。
1938年，丁默村受戴笠排挤由武汉逃香港，转上海暂住。在上海，丁默村在李士群(丁默村早年曾在上海主办《社会新闻》，李士群在其手下当编辑)的拉拢下投靠了日本人。并与吴云甫(即吴四宝)一起成立汉奸特务行动队，配合日本宪兵工作。汪精卫出来当汉奸后，日方决定让丁李的特务组织首先与汪合流。1938年冬，丁默村和李士群一起组建汪伪特工总部，并分别出任正副主任。征伪特工总部又称“76号”，那是因为它用了一栋日本人给的私人宅邸做据点。那栋别墅的门牌顺序为极司非尔路76号。
随着“76号”的势力逐渐庞大，李士群开始后悔当初招来丁默村当老大，但一时又难以翻过脸来，把丁赶走。
而丁默村也凭借与周佛海的同乡关系，不甘心做李士群的傀儡，渐渐独揽特工大权。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成立时。丁默村就提出一个庞大的组织计划，想在委员会内设八个处，把特工权力集中到委员会，由周佛海领虚衔，而由担任副主任委员的自己掌握实际权力。李士群识破了丁默村的用意，紧紧抓住特工实权不肯放手，结果，丁的组织计划未能实现，伪中央特务委员会之下只设了一个总务处。这样。伪中央特务委员会名义上虽是汪伪特工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全部特工力量都在其下属的特工总部掌握之中。伪特工总部成立后，丁默村又极力扩张自己的人马。当时参加“76号”的头面人物，很多都是通过丁默村关系进来的。这一切，使李对丁默村暗中恨之入骨，必欲除去而后快了。此外，丁默村还一手掌控“76号”的经济大权。丁利用手中握有的经济大权，对李不时掣肘，使得李既眼红又痛恨。丁、李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这时，一个名叫郑苹如的美丽女子出现在了丁默村面前。
王佳芝原型：《良友》封面女郎郑苹如
郑苹如，浙江兰溪人，1918年生。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为国民党元老。他在东京时与日本名门闺秀木村花子结婚，花子亦改名为郑华君。他们先后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
郑 回国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历任江苏、山西和福建等地高等法院检察官，t938年兼任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检察官。
1937年7月，《良友》画报上登出了一个艳光四射又名不见经传的封面女郎，她就是郑苹如。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
杂志出版一个多月后。潜伏上海的中统负责人陈宝骅(陈果夫、陈立夫的远房侄儿)，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结识了正就读上海法政学院的郑苹如，陈宝骅想尽办法吸收她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
郑苹如凭借母亲的关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那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她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但上级命令她中止这一危险的游戏。
郑苹如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可惜当时政府并未重视。直至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出走河内，与日本人合作。重庆方面才意识到郑苹如的价值。
因为丁默村是国民党特务出身，对中统与军统的内部机构及活动规律一清二楚。因此在特工战中。中统与军统常常遭到致命的打击。重庆当局下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丁默村。
丁默村有一个要命的嗜好一女色。陈宝骅决定抓住这个致命弱点。选派一个年轻漂亮善于交际的女特务去施展美人计，诱杀丁默村。郑苹如在民光中学读书时，丁默村曾当过这个中学的校长。因此，中统派郑苹如去实施美人计。
计划实施前，父亲郑钺鼓励郑苹如：“抗日除奸，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四万万同胞有利，非做不可。”
那件轰动上海的刺杀案
皮草行门口的枪声
1939年12月21日傍晚，一辆黑牌轿车由西向东驶近西摩路。当年上海最大、最有名望的毛皮商店――西比利亚皮草行就开在西摩路与静安寺路的拐角上。那一辆由西向东、疾驶而来的黑牌轿车在西比利亚皮草行边上停下，右侧车门打开，一男一女走下车来，挽起胳臂……
这一男一女就是丁默村和郑苹如。高挑美貌的郑苹如接下暗杀丁默村的任务后，凭借日本血统，进入日军报导部新闻检阅室工作，担任电台播音员。后来，她又进入日军上海特务机关担任翻译，在日本宪兵队长藤野之的介绍下，郑苹如结识了丁默村。 据了解，在汪伪汉奸集团中，好色无耻之徒比比皆是，尤其是丁默村更荒淫到了极点。他虽然病骨支离，弱不禁风，肺病已到了第三期，却依然靠着壮阳药纵欲无度。他的好色已为特务圈中人所共知。
丁默村本是个色中饿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村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村神魂颠倒。自此以后，郑苹如与丁默村频繁接触，终于取得了他的信任。
为了刺杀丁默村，郑苹如此前已经发动过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村到她家做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村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突然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这一次郑苹如志在必得，她想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把丁默村诱杀在西比利亚皮货店。
两人携手走到店门口时，老奸巨滑的丁默村觉察出周围的气氛有些异样，路边晃晃悠悠的几C A好像有所企图。他不动声色地亲密地贴着郑苹如走进店堂。在郑苹如试穿貂皮大衣时，丁默村窜出商店，纵身跃人防弹专用小车，急令司机驾车逃离。这时枪声大作，不过都打在了防弹玻璃上。
汉奸夫人团群审郑苹如
事后。虽然有人担心丁默村已经怀疑郑苹如，但郑苹洳依然不甘心，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在向丁默村甜蜜问平安后，凭着身上一半日本血统，随身暗藏了一支勃朗宁手枪的郑苹如，让日本宪兵分队长陪同前往汪伪特工总部，避开了门卫的盘查和猜疑，并伺机下手。
没想到的是，丁默村和郑苹如的电话早已被李士群手下监听，当郑苹如进入特工总部，还没见到丁默村，就被另一个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心腹林之江扭获，押解到忆定盘路37号汪伪特工第一大队驻地。
审问郑苹如的是吴四宝的老婆余爱珍(1954年在日本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结婚，据胡兰成《今生今世》中所述，吴四宝于1942年被李士群毒杀，第二年李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杀)与女翻译沈耕梅。郑苹如承认，打丁默村的人是她请来的。但又说：“这是男女之间的问题。因为丁默村和我发生关系之后，又别有新恋，要把我抛弃，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出钱请人来打他，使他知道天下女子不尽是可欺的。”至于与“中统”的关系，郑矢口否认。此事传开后，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等人都来“观光”，一时闹得整个汪伪集团几乎人人皆知，甚至惊动了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这对丁默村来说，自然是极其难堪的事情。1939年底，李士群瞒着丁默村下条子给林之江(据著名中医陈存仁所述，林之江后苟活于香港，上世纪50年代因长年精神分裂，死于血管栓塞)，将郑枪毙。
1940年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郑苹如在监牢里醒得很早。她开始精心地梳妆打扮。她穿了一件金红色的马海毛上衣，披了一件毛皮大衣，头上还插了一朵花。她知道，这是她最后的美丽了。
来到刑场上，郑苹如的美丽令刽子手心惊，半天都不敢开枪。郑苹如很冷静地只讲了一句话：“不要打我的头部。”
枪声响起，郑苹如倒下了，死时年仅23岁。
满门忠烈
在郑苹如牺牲之前，其父郑钺因不愿以出任伪职来保释女儿而一病不起。1941年郑钺抱恨而终。郑苹如的未婚夫是空军军官王汉勋，1944年牺牲于桂林；郑苹如的哥哥郑海澄在1944年对日重庆空战中牺牲。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母亲郑华君女士于1966年以八十高龄病逝于台湾。
丁默村在此事件后，被排挤出“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丁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于1947年2月在南京被枪决。
在郑苹如被杀后，也有一种说法流传出来――她对丁默村动了感情，因而在服装店里的关键时刻情不自禁，暗示丁默村有危险，让他得以逃脱。这种说法，被张爱玲在《色・戒》中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