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政治有着引领、规范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性质、发展路径等主导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中西方政治主导既有不同的内容、表现形式和特点，也有阶级社会共同的实质。考证中西方政治主导的历史发展，可以获得诸多启示。
【关 键 词】中西方；政治主导；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唐元松，法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管理学研究。
政治主导就是坚持政治对国家社会主要方向、方面和重点的引导，并在维护阶级和国家利益中发挥政治的规范、导向和秩序作用的特性与活动。换言之，政治有着引领、规范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性质、发展路径等重要功能。在人类历史上，中西方政治主导有不同的内容、表现形式和特点。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主导的历史变迁，有利于更好厘清政治主导的发展脉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主导提供历史借鉴。
一、我国政治主导的历史变迁
我国的政治主导，可以按照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划分。不同历史阶段政治主导有不同的内容、表现形式和特点。
1.奴隶社会的政治主导。我国的奴隶社会政治主导有着鲜明的特色和内容。第一，宗法政治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宗法政治始于殷商，发展完善于西周时期，有着鲜明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在国家形成之后， 奴隶主继承了氏族血缘关系，严格区分姓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1]。在殷周时代，“族”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皆须依赖“族”的组织才得以进行。“族”使宗法制与等级制相结合，从而形成我国古代意识形态的鲜明特点：帝（上帝或天）、君、父三位一体。“帝”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君是帝之元子，服从国君就是服从上帝。君又是宗族之长，服从族长就是服从祖先，服从一家之主的父。子女听命于父，全族听命于宗主。这种宗族关系，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亲疏关系来确定等级地位。在宗族组织中，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集中体现在君主一人身上。宗法制度对于统治者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保证了政权与族权合一，父权与君权合一，宗庙与国家合一，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亲，皆有等衰”[2]的状态。第二，神权政治居于主导地位。“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宗教开始，都从天道天命开始”[3]。奴隶社会的政治主导主要围绕统治的合法性展开，宗教是为政治合法性服务的，因此神权政治观占据统治地位。“殷商王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识，整个社会中到处弥漫着原始宗教的气息，原始的神学观念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4]。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王”或“帝”有意无意地利用人们对“天”的虔恭敬畏来实现其统治，造成神权凌驾于世俗的王权之上的局面。“神权政治体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而以先秦时期为甚，可以说，殷商时期是神权主宰、决定王权的时期；西周时期则是神权从属于王权的时期”[5]。第三，伦理政治开始萌芽。西周引入了“德”的思想观念，标志着伦理政治的萌芽。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政治策略，主要表现为三个要素：“明德”“敬德”与“惠民”“保民”以及“慎罚”的思想，形成了“敬德保民”的观念，并提出“德，国之基也”[6]的理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成为周人新天命观的起点。社会各阶层皆有其应遵循之德，如天有天德、王有王德、臣有臣德、民有民德，且王德又分为先王之德和嗣王之德，臣德又细分为周公之德、为官之德及一般意义之德等[7]，周初统治者通过“德”把“天”和“民”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地达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略”[8]的目的。由于德与“天”“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敬德”也就是“敬天”，就是“保民”。后来这种思想被总结成为“敬德保民”或“敬天保民”。统治者通过伦理建构其政治秩序，“天”被人格化、神圣化，“德”被实用化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伦理工具，伦理具有政治的功能与结构，政治具有伦理的属性和特质，初步培育出了一种伦理政治生态，确立了新的天命价值观，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伦理政治的最初萌芽。
因此，奴隶社会的政治主导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其实质就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而展开的政治活动。
2.封建社会的政治主导。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政治主导具有鲜明的儒学色彩，伦理政治居于主导地位。第一，伦理政治贯穿封建社会政治主导的全过程。我国封建社会中，把政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将伦理的原理直接上升为政治的原理，使政治具有伦理的原理和形式，伦理具有政治的结构和功能，政治和伦理实现了有机结合，形成独特的伦理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言：“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上以各足之道导天下，而天下安之。”[9]王夫之在这里所说的“道”，实际上就是道德伦理，即通过道德伦理治理天下，天下可以太平无事。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得天下，实现政治统治的稳定是实行德治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伦理纲常是重要的统治工具。伦理纲常既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提供思想基础，同时又以政治手段的形式为君主专制服务。通过统治者的努力，我国封建社会实现了“政治和伦理的有机结合，形成独特的儒家政治伦理”[10]。伦理政治成为贯穿我国封建社会政治主导全过程的一条主要线索。第二，以专制君主为轴心的一元集权结构。为了中央集权，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以君主为轴心的一元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皇位实行世袭，皇帝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个人专断独裁，从决策到行使各项权力都具有独断性。皇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对中央、地方各级官吏及百姓实行严密控制。封建社会实现了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有机结合。以专制君主为轴心的一元集权结构，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主导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主导实施的重要组织保证，使我国多民族、广地域的封建国家得以巩固和发展。第三，官僚政治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居于中心地位。“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框架结构和社会体制的最终基本定型。秦以后的中国古代文明框架表现为政治体制官僚化（或科层化）和经济体制的地主——小农经济化”[11]。自秦以来，中国发展出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一个在行政意义上分工细密、架构庞大的官僚系统，这个官僚系统以行政权为主导，政治体系与意识形态系统合二而一，形成“政教一体化”的集权结构。中国专制皇权体系如同一架结构严密的机器，“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这样，政治权力就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12]。政治对主要资源的分配以及一般经济活动的干预，范围广、力度大。政治对经济、社会的强制性主导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资源分配和经济运行的主要形式。政治权力在国家社会中居于中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中国“官本位”思想与此有直接关系。第四，儒法并用是封建社会政治主导的重要策略。在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主导政治思想的过程中，为了提高统治效果，统治阶级并没有遗弃法家学说，而是被巧妙地运用到统治过程中。法家和儒家两种思想在汉代即开始交融，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事实上，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讲法制，重在政治事功。儒学为统治者披上了一层仁德的外衣，法制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封建统治者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者，即是触犯法律，得到的将是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制裁，实现了伦理的法制化，这种被称为“外儒内法”的统治术，从形式上看，一切法都被规范在仁德的范围内了，但实际上，法外有情，“刑不上大夫”，导致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即是人治而非法治。从此，外儒内法，儒法并用，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相结合，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持、巩固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主导的重要策略。 因此，我国封建社会政治主导的实质，是建立在落后农业社会基础之上，为维护封建地主阶政治级统治与根本利益服务的。
3.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政治主导。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儒家伦理政治主导面临挑战，局势异常复杂。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确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导，我国政治主导的性质和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治主导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但也发生了偏差。第一，确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政治主导的任务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对政治主导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探索，特别重视政治和思想路线问题，认为“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问题的关键是路线问题。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13]。路线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主导的方向问题。中国共产党结合形势要求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4]总路线和总任务简称“一化三改”，通过“一化三改”，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第二，界定我国的主要矛盾和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建国初期，政治主导的任务是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共八大及时进行了国家重心的转移，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确认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5]。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中共八大摆正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主导的任务和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探索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三，初步构建政治主导的法治基础。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完成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了标志性进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法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体制，从法律上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可以说，在政治的主导下，以宪法的形式确认和保证了中国人民的选择，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法制保障。第四，在社会主改造顺利结束后，政治与经济关系被扭曲。建国后的前七年，中国共产党较好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呈现出积极景象。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政治。然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遭到破坏。这一时期，政治未能正确主导国家建设，给国家带来损失，造成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丧失了正确的功能，无法发挥主导作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导致生产力遭到破坏，国家损失严重。
二、西方古代政治主导的演变
西方政治发展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但这种完整性是在古代希腊思想的基础之上，通过吸收古罗马和基督教思想和日耳曼民族的政治、法律传统，逐步形成自身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导实践。
1.西方国家奴隶社会的政治主导。古希腊和古罗马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也成为研究西方国家奴隶社会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导发展的代表。第一，政治主导体现奴隶社会等级思想与伦理观念。古希腊雅典的政治主导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大家的影响。柏拉图的等级观念和贵族思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对古希腊雅典的政治主导产生了深刻影响。柏拉图将城邦中的公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哲学家（统治者）等级、士兵（保卫者）等级和劳动者等级。三个等级公民的后代具有不同的禀赋，不同等级的人，其后代也具有相应的禀赋，这些人可以子承父业。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建立是为了某种“善业”。城邦国家作为最高的社会共同体，应该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包括：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认为道德是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躯体更可珍贵”[16]。人的优良生活的前提是具备高尚的道德生活。柏拉图的等级观念和贵族思想适应了奴隶主阶级的需求，为古希腊雅典奴隶社会的政治主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为西方国家的政治主导注入了道德、伦理因子，对奴隶制国家的政治主导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政治主导突出法制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总结了雅典法治实践的经验，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思想。他说：“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还须辩明，即使有时国政仍须依使某些人的智慧（人治），这总得限制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慧，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的权力。”[17]法的精神体现在雅典城邦的治理过程中。在雅典，“法律的格式均以‘会议与民众决定’的字样开头”[18]，以显示其威严和庄重。同时，公元前6世纪末至7世纪古代罗马制定和实施了大量法律，统称罗马法。罗马法包括：习惯法、成文法和万民法，适用于整个罗马帝国范围。罗马法是世界史上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善，是西方国家奴隶社会法制建设和法制观念的体现，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古代法律，标志着其政治主导渗透了法制理念，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第三，政治主导求助于宗教。罗马帝国时期，政治主导开始求助于宗教。古希腊“泛政治”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哲学与政治的分离也带来了人们精神上的空白。特别是从罗马共和国中后期开始，整个罗马道德堕落，社会风气败坏，国家由盛转衰。“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基督教是客观世界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它的传播与发展需要适应一定社会土壤，罗马帝国时期世风的蜕变恰好为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提供了条件”[19]。基督教适时而生，其雏形是由犹太教发展起来的一个派别，它从犹太教继承了一神论思想并逐渐与各种东方宗教及希腊哲学思想相融合，形成了独立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即“神学”。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充满了惨淡的罪孽意识、深重的苦难意识以及对彼岸生活的渴望与对灵魂得救的向往，反映了苦难深重的犹太人祈求上帝拯救的心愿。公元392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把基督教定为国教，西方逐步进入了“政教合一”神权体制的黑暗年代。基督教亦由被压迫者的宗教转变为压迫者的宗教。西方基督教的兴起，象征着古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标志着奴隶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正式确立，其政治主导也有了适应新时代的理论支撑。 “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20]。古希腊文明深刻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迪。但是，雅典民主制是奴隶制下的直接民主，是奴隶主阶级拥有的少数人的民主，妇女、外邦人和奴隶无权参政，其政治主导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这也成为西方国家奴隶社会政治主导的实质。
2.西方封建社会的政治主导。在西方封建社会里，以欧洲（西欧）为代表，主要集中在中世纪这一时期。在神权与王权的较量中，神权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政治主导宗教，成为神权政治。第一，封建王权的政治体制形成。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主要有三种政治势力：封建君主、封建诸侯和教会组织，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却又彼此独立、互相制约，封建政治展现出多元化特征，封建王权确立。中世纪的欧洲政治处于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期，欧洲国家逐渐形成了分封体制，政治不是所有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共活动，也不是为了共同信仰而实现正义的活动，而是成为了国王和大臣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政治。第二，神权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中世纪，欧洲封建统治者为了借助神的力量愚弄群众、强化政治主导、巩固统治地位，大力支持基督教的发展，教会组织参与了国家管理，但教会组织本身从来不曾属于国家政权组织系统之列，而是始终属于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教权系统。“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怡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失掉了文明的城市”[21]。教会法规具有法律效力，神职人员犯法只能由按教会法规审理，教会拥有不受国家权力干涉的特权。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教权日益扩张，居于主宰地位。在已经确立了封建王权统治的情况下，教权和王权在斗争中形成了独特的王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导致中世纪政治主导的首要问题是教权与俗权的关系问题。
整个中世纪，世俗权力服从于教权，教权高于王权，教会高于国家，神权压倒一切，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教皇的权力在世俗问题和宗教问题上都是至高无上的”[22]。
3.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主导的发展。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政治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导开始形成。第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博爱”“平等”政治思想的合理性。资产阶级在掌握、巩固了政权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各种民主力量的长期斗争，为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反抗宗教神学对人们的禁锢，在欧洲早期“天赋人权”思想的启发下，西方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博爱”“平等”的政治口号。资产阶级高举“主权在民”或“民主”的旗帜，在形式上把“自由”“博爱”“平等”“人权”当作人人天赋的“自然权利”， 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利当作全人类普遍的自然权利，用超阶级的、抽象的形式体现、表达资产阶级的意志，使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成为其政治主导的基础和核心。在这些政治思想、政治口号的包装下，资产阶级宣扬人与人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构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是资产阶级主导、享有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排斥无产阶级的。第二，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导通过法治实行。在资产阶级为争取政治统治而斗争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极力倡导“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23]的思想，认为法律是公意的行为，人人均需尊重，这为其实施法治提供了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为了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意志、根本利益用法制保护起来，通过国家专政工具强化政治主导，实行法治成为其施政的一个重要手段。西方国家在治国实践中，践行了资产阶级式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即：法律在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政府实行“法治”而非“人治”，一切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活动以法律为依据。同时，法律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不准官员或政府非法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遵循的重要政治原则，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阶级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口号而有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第三，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导进一步借助宗教的力量。为了增强政治主导的有效性，提高政治主导的权威，资产阶级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强化其政治主导。为此，西方国家在多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宗教的地位，对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采取接纳、扶持的政策。特别是在法律上通过立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为宗教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24]。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在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宗教无所不在与世俗精神历久不衰的共生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宗教影响政治，政治通过宗教为其服务。因此，“不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政治”[25]。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宗教维护和巩固统治的目的十分明显，其借助宗教施加政治影响、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主要有：包括和平示威、公民抗议、公共宣传乃至暴力活动在内的直接行动、直接或间接的院外游说、助选或参选。在政治的主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帮助其完成了很难达到的不少政治目标。第四，强化资产阶级政治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完成对财产和资本的占有后，资产阶级通过登上经济舞台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了对权力和地位的占有。其后，资产阶级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资产阶级击垮了封建残余势力的反击，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通过立法，确认和肯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通过政治主导，确保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伴随着资产阶级政治上平等和经济上自由的实现，政治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弊端也愈发突出，政治主导的职能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保证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
资产阶级政治主导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资产阶级政府对于社会的公共管理活动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保证一般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其实质就是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导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实现。 三、中西方政治主导历史
变迁的启示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导实践看，中西方国家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内容和特质，但也可以从分析中发现中西方国家的政治主导有不少共性的规律，总结规律，可以获得诸多启示。
1.政治主导维护、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中西方的政治主导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所实施的政治主导都是围绕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从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利益的角度展开政治活动。政治主导是统治阶级的集体行为，是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和力量的表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巩固和加强其经济利益和统治地位，必然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和活动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规范，保障其沿着统治阶级设定的方向发展，这是政治主导的重要任务。在政治的主导下，统治阶级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制定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法律、政策、命令，并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强迫被统治阶级接受与遵守。可以说，任何社会的政治主导，其目标明确，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政治主导维护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可能维护和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是政治主导特性的集中体现。
2.政治主导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政治主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围绕着这一根本目的，政治主导首先要确保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兴衰史表明，政治主导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如果只重经济发展，没有正确而有力的政治主导，经济、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陷入困境。换言之，任何时期，正确的政治主导是经济能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保证，只有坚持政治的正确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才有可能步入良性轨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导致经济社会形势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正确的政治主导尤为重要。
3.政治主导在任何社会都是一元化的主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必然要使自己的主张、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它是统治阶级意志在上层建筑的集中反映”[26]。政治主导思想一元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社会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所谓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一元化的政治主导，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
4.政治主导的有效实现取决于经济基础、政治权力和管治能力。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当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时，政治主导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经济发展陷入低谷乃至衰退时，政治主导就失去了根本，其有效实现将遇到最大困难。其次，任何社会的政治主导，以维护政治权力主体地位为出发点。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权力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政治主导的重要手段。政治统治的强弱状况首先取决于作为其首要基础的政治权力的强弱状况。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就很难保住政权；而一旦失去政权，就会丧失一切。列宁曾说过：“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27]只有掌握了政治权力，统治阶级才能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始终掌握和控制超过敌对阶级和其他反抗势力的有效力量，才能够有效掌握和运用压制敌对者进行反抗的各种政治手段，才能够有效掌握动员和运用足够的社会力量建设国家。统治阶级只有将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和控制上升到普遍的国家权力，才能使自己的意志要求转变为对全社会的合法、有效的秩序控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政治主导。再次，统治阶级要有效发挥政治的主导作用，还必须运用政治权力全面承担和完整履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在社会管治过程中，可以通过有效手段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确立国家权力的合法地位，实现统治集团的社会职能，实现对社会和政治资源的控制和运用，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强统治力量。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2010年度重点资助项目《当代大学生政治信仰调查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C110201）
注释：
[1]《左传·隐公八年》。
[2]《左传·恒公二年》。
[3]徐复观：《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新儒家学案》（下册）第60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5]王 杰：《先秦时期神权政治思想的演变》，载《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2期。
[6]《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7]王 莹：《论周人“德”观念的繁复性》，载《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3期。
[8]《尚书·奉陶谨》。
[9]《读通鉴论》（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常欣欣：《儒家政治伦理批判》，载《开放时代》1995年第4期。
[11]张旅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第13-14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12]刘泽华：《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第13册）第24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6][1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41、2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8]由 嵘：《外国法制史》第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赵 涵：《古罗马世风的蜕变与基督教的传播》，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下半月。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7卷）第4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彭 琦：《中西政教关系史比较研究》第16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册）第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4]譬如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对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国会将不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活动的法令。”
[25][美]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第1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6]秦 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27]转引自彭大成：《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第217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