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存最悠久的出版机构。该馆出版的辞书、名著，都对我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一是《现代汉语词典》，它作为一部简明、权威的工具书，对我的求学与创作提供过扶持性、基础性的帮助；二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作为一个出版系列，它使我徜徉于域外学术世界的深邃与广阔之中。对我来说，商务印书馆是一座仰之弥高的学术殿堂、文学楼台与文化宝库。
由朱铁志先生担任编辑的“四方风杂文文丛”已在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丛书由朱铁志先生的《沉入人海》、瓜田先生的《活着听悼词》、徐怀谦先生的《酷的脸》及在下的《薛蟠的文学观》四本文集组成。除了在下，三位作者不仅都（或曾经）供职于中央党刊党报，而且都是立意高远、视野宏阔、成果丰硕、影响广泛的杂文作家。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老牌出版机构出版杂文显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而杂文作品得以由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前所未有的隆遇。这对于杂文事业无疑是值得祝贺的，而我本人，则有叨陪末座之幸。
这些年，杂文作品虽然每年出版多种选本，但杂文作家个人文集的出版仍然存在诸多困难。据报道，我国每年出版图书30多万种，比“文革”前17年的总量还要多，年图书总印数超过70亿册，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5月10日《光明日报》）。这其中，杂文所占比例究有几何，不得而知。这些年，图书业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商业化。数字化对图书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形式和载体；商业化对图书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内容与实质。一些图书界人士在分析行业问题时，往往指出结构失衡、重复出版、原创薄弱、内容低俗、过度包装等弊端，而杂文作品以其观照社会、干预生活、评说万端、关涉时事的完全原创性质，对于这种种弊端，恰是一种矫正与克服。
从事杂文创作的人们，基本上是以媒体人员、作家、教师、公务员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其经历、学养、职业、视野来看，他们大多属于国家基石、民族精英、社会中坚、“中国的脊梁”。他们以对国家社会爱之深、责之切的心境与笔触，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他们崇尚自由独立，不肯人云亦云；他们追求独树健帜，不肯复制抄袭。他们是权力天然的监督者，也是时弊天然的听诊器。他们不媚时，更遑论趋炎附势；他们不媚俗，更遑论商业炒作。杂文作家决计不会成为明星与政客。作为文如其人的一般规律，杂文显然多了一息健康之风、清新之气。杂文作品作为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它的存在与发展，却是构成我国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务印书馆出版杂文文丛，扶持杂文的创作与出版，体现的正是致力于文化建设的系统观与大局观。
就杂文这一文体而言，鲁迅先生曾指出：“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而在当今的文学界，却对杂文的创作与发展仍然存在某种偏见与误区。大家知道，鲁迅先生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杂文，近代杂文的巅峰者是鲁迅先生。但在我国唯一的综合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中，在某些届次的参评或获奖作品中，杂文作品竟付阙如。这其中当然有杂文创作本身的问题，但更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朱铁志先生在“四方风杂文文丛”序言中指出：“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在下从事杂文创作已逾20年，这是我所看到的对于杂文性质与特征最为准确、最为精当的概括。商务印书馆推出“四方风杂文文丛”，从编辑思想上，体现了朱铁志先生的一贯坚持，从而展现了杂文创作新的成就与样貌。
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文丛，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化事业。这套文丛也许难以成为畅销书，但一定会受到众多读者的喜欢与推崇。这套文丛的出版，作为一个文化案例，无论如何都体现了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出版机构，对于社会与文化批评的肯定与支持，体现了对杂文这一文学体裁、文学样式的促进与扶持，体现了商务印书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社会使命，从而在实践与操作的层面贯彻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