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方有个海贼郑广，后来接受朝廷招安当了官。一天与同僚相会，同僚强迫他做诗。郑广推辞不过，开口咏道：“不问文官与武官，总一般。众官是做了官做贼，郑广是做了贼做官。”（《拊掌录》）
上述诗话趣闻，发生在宋绍兴二十六年，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日，郑广到福州府衙参加聚会，满座官员济济，或谈笑风生，或吟诗作赋，就是没有一个愿意理会郑广的。郑广忿然起立说：“我是个粗人，有一首诗献给大家，好吗？”等众人安静下来，郑广大声吟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满座等着看郑广笑话的官员，一时惭愧得鸦雀无声。（见道光版《晋江县志·海防志》）
虽然两个故事在具体细节上有些出入，但“众官是做了官做贼”的基本事实没有变。我宁愿相信郑广说的是实话，不然，众官为何“惭愧得鸦雀无声”，为何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驳和回击呢？其实，在旧时代，一些人“当官做贼”的现象，并非一地所有。
过去广州出贪官太多，从晋代到唐朝，时间长达几个世纪，历任广州刺史当不下一百，可真正能载入史册的清官却只有吴隐之、冯立等寥寥数人。当时有人把这里官员贪腐严重的原因归罪于饮了贪泉之水。可吴隐之不这么看。他不仅痛饮贪泉，并赋诗一首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饮）杯千金。试使夷齐（伯夷叔齐，商代末年高士）饮，终当不易心。”在吴隐之看来，“不见所欲，其心不乱”，他担任广州刺史期间，清廉的操守更加严格。（《晋书·吴隐之传》）另据《旧唐书.冯立传》记载，冯立任广州都督数年，他说“吾当汲而为食”，喝足了泉水才离开。在任几年间，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郑广所言的“当官做贼”，显然是指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窃取民脂民膏。殊不知，小偷比之于贪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有些原本好好的官员，为何当起了“贼”呢？要找答案并不难。余薇野有首《窃贼的逻辑》诗写道：
我偷书，我爱智慧；
我偷花，我爱美；
我偷煤，我爱温暖；
我偷电，我爱光明；
我偷世界，我爱一切。
正是这种极其荒唐的逻辑，使其毫无顾忌，偷瘾十足。一些官员贪鄙严重，不也是一种“为爱而偷”的“占有欲”所导致的么？宋人杨万里说得好：“人心之病，莫甚于一私。”（《答陈国材书》）一个人一旦“私”迷心窍，就会利令智昏，胆大妄为。南梁鱼弘曾聒不知耻对人说：“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人生但有欢乐，富贵在何时？”（《劝忍百箴》）如此大肆贪婪，一心追求及时行乐的官员实属罕见。
当官做贼平生耻，不只因为它较之于盗贼，具有更大的隐秘性和欺骗性，更在于它玷污了官德，亵渎了民心，败坏了风气，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在现今物欲横流的年代，各种诱惑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如何使自己“终当不易心”？答曰：加强自守，并努力破除心中之“贼”——摒弃种种妄念。否则，便容易在不经意间糊里糊涂地登上“贼船”，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见得还少吗？
盗贼不灭，民无宁日；贪官不除，国必遭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
【摘自《红网》2012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