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高职院校要起与普通高校不一样的特殊作用，要更直接地为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培养大批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技能、高技术、应用型的一线人才。我们看到，高等职业教育日益受到社会关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前程不可限量；我们也注意到，高职院校应该强调开展科学研究，注重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规范创新，同时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一、加强高职院校的自身建设
我认为“高职”姓“高”名“职”，既然姓“高”，那么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功能都应该在其中有所体现。因此，从高职院校自身出发，应该加强这几方面的建设，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然，现在提出高职院校开展研究生教育还为时过早。值得欣慰的是，受访的很多高职院校的院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有所行动，丁金昌院长就说：“高职院校没有地位，实际上是忽视了高教性所导致的。”
第一，高职院校的院长对学生的培养有特殊考虑。
在这方面，高职院校院长们的做法令我敬佩。他们对待学生有着特殊的考虑，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们更关注树立学生的自信心。高职院校的学生和普通高校学生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会认为自己是高考的失败者。但在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李大卫院长的眼中，“不要用同样一把尺子来衡量生源质量”。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执行院长苏志刚也明确告诉学生，“你们高考或许没有考好，但是，就像人有左右手一样，左手看上去你是‘差生’，右手看来你却是国家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落脚点还是人才”。为了鼓励学生，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马军院长还设了进步奖，只要前进的步伐大了，后进的学生同样可以得奖。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赵居礼院长说得好。要变“补短教育”为“扬长教育”；“不要把学生当知识的容器，要把学生当火把点燃”。我认为，这对于普通高校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在访谈中，几乎每一位院长都会在开学典礼或开学的第一节课上，给学生做报告，给学生打气。撒承贤院长就告诉学生，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都决定在起跑线上。刘翔起跑并不是最快的，但是后程加速。一样得冠军。
其次，他们关注就业质量和学生能力的提升。很多高职院校的院长告诉我，相比就业率，他们更关注就业质量。我觉得，提出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例如，马军院长提出，“以就业为导向不等于以就业为宗旨”。为了提高就业质量，一方面。他们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另一方面，把就业部门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例如，曹勇安院长用职业发展中心代替了传统的就业部门，不仅负责学生就业工作，还承担起素质拓展、职业生涯辅导、心理咨询、创业教育等工作。在描述这个中心重要性时，他说，部队里有政委、教导员，中心的职责就相当于部队里的政委、教导员。
最后，他们不放弃每一位学生，并使他们成才的态度令我感动。例如，俞仲文院长说，因为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高职院校实际上是“搂底校”。但他认为，学生“高进高出，是名牌，那是北大、清华的任务；高进低出，是冒牌，这样的院长要撤掉；低进低出，是杂牌，就是野鸡大学；低进高出，是品牌，是最令人尊重的”。又如，曹勇安院长说，“是泥巴，烧成砖瓦；是矿石，百炼成钢；是金子，就闪闪发光”，“学校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影响生命，老师的天职是教学生如何做梦、圆梦，将自然生命转化为价值生命”。再如，赵居礼院长提出，“我们提出要关心家庭贫困的学生，但是我们对学生心理上的关心太少……我们的做法是，学生一旦有不及格的课程就不给毕业证，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教学有没有问题，他不及格的时候，是否主动提出帮他查找原因？”
第二，高职院校应该强调开展科学研究，注重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规范创新。
我认为，目前高职院校的科学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制约高职院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科学研究短缺，可能使得高职院校无法承担起本科甚至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同样作为高职院校，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以创新作为生命，提出“人人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并把科研作为对老师的基本要求，每个教师每个学期都要有创新项目。
在调研过程中，国内很多高职院校的院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司徒渝院长理解高职的灵魂和生命力，“其实就是工艺、技术的创新和管理规范的创新”。又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陈智院长有着“985”高校的管理经历，深知科学研究对大学的意义，他就坚持，“示范校可以不办，但是‘研’字不能少。没有研，高职不可能获得根本上的提升”。他认为，高职的“研”和普通大学不是一个概念。普通高校是上游研究，他们是下游开发，对上游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和再开发。再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单强院长认为，“从技术改造入手是高职产学研中‘研’的重要体现”。在工业园区，以前三星集团生产的产品在进行调整以后，整条生产线都会被淘汰。后来他们学校发现，并不需要整条线都淘汰掉。里面还有很多核心环节可以用，只是一些模块需要更新。于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就和企业的工程师一起，根据新的产品，重新进行设计和改造，使得原来淘汰的生产线，可以用于新的产品生产；不能用的东西，也不必丢掉，或者用来教学，或者维修好了卖给中小企业。
在实践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每个专业都设有一个或多个针对企业或行业的研发中心，实现了产学研的结合：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农业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并通过与中职学校合作进行推广；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产学研合作大楼，引进跟专业相关应用研发机构迸驻。虽然高职院校都已经开始关注科学研究，但大家也普遍认为，目前科研的总量还不够。参与科研的老师也不多，将学生融入科研团队中进行培养的做法也不多见。
第三，高职院校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高职院校为地方服务，在丁金昌院长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是高职院校，是地方政府办的学校，就要为地方的经济建设服务。”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王毅院长也说，“如果我们不研究政府和企业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政府、企业、学生可以离开我们，他们还有新疆农业大学可以选择：但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要是离开了，就是死路一条”。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徐建平院长通过很多生动的案例告诉我，“有为才有位”，只有为地方服务了，才能赢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而高职院校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因为很多工作“在地市这一级可以先做，包括校企合作、解决教师编制等”。 在服务对象上，高职院校由于所在区域不同，服务的对象也不一样。董刚校长就对比了温州和天津的情况。他认为，温州一带比较活跃的是小微型的民营企业，欠缺技术人员，这就决定了其对高职院校科研力量的需求和依赖度较高，所以这些地区的高职院校与企业科研合作要更深一些。而天津正好相反。它的企业是以外资或国有大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科研实力雄厚，科技水平处于世界前沿，天津区域的高等院校通过校企合作想要参与其中，至少在技术层面上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和难度的。天津职业大学的做法是，常年派驻两名专职人员在空港经济区，全方位寻求合作契机，一旦地方上有招工、培训、技术升级改造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他们便能做到有针对性地全力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服务方式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陈建民院长强调，“设置专业更加强调需求度”，他们学校坐落于北京石景山区，随着首钢搬迁，石景山区计划变成“中国动漫基地”。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该校主动调整专业，撤销以前针对钢铁行业的专业，并把过去的计算机专业改造成动漫专业。反过来使学校成为促进石景山区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助推器。同样，李大卫院长提出，“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契合度很重要”。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来设置专业。他们抓住空客项目落户滨海新区的契机。围绕产业链的发展，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先是进行培训课程的开发，通过培训逐渐把师资和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紧密结合，然后申报飞机制造技术专业。
在服务定位上，马军院长把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定位在城市高职上，提出要“与长春市同生共长、同频共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叶鉴铭院长把原来“立足杭州、面向浙江、辐射长三角”的办学定位改为“立足开发区、服务杭州市”，将科学研究的重心下移，使其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阎红院长把学校定位在服务于生活美上。她认为，学生来自乡土，有不同地域多元的文化传统和直觉经验。在我看来，社会服务的定位没有高低之分，关键要看是否有行动、是否能行动。
第四，积极建设大学文化。
担任大学领导职务十几年来，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对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它对一所大学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它是大学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办大学就是办环境已经成为很多大学校长的共识。
文化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代表着大学的特色和性格。
我认为，我们高职院校更应该关注大学文化建设。叶鉴铭院长说得好，“为什么我们学会开车以后不会再回驾校看教练，而我们的学生毕业很多年后对母校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关键在于高职不是培训中心。而是有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对学生的熏陶和引领”。在访问和调研的过程中，也看到一批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学校。例如，刘洪一校长提出建志愿者之校，“要让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成为大学生的固有品格，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内涵。要把志愿者精神浸透到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让学校成为社会道德的思考者、城市文明的引领者和先进文化的策源地”。我认为，志愿者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与大学价值的终极追求相一致的。对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有多种形式，但我是特别欣赏用志愿者精神的建设来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也作为熏陶学生的重要价值体现。又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自创校之始就强调大学文化的建设，陈智院长告诉我，他们学校接受的捐赠很多，也有人捐了很多大树。不是说简单地栽几棵树能体现大学文化了，但起码这种捐资助学的精神是大学文化的一个方面。
但明确提出大学文化建设的高职院校还不是很多，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我认为，在现阶段，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有一个比较好切入点——通过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纲要》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实施素质教育”。我认为，强调素质教育，大学文化的熏陶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前段时间，我应邀参加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高职素质教育协作会。我在会上提出，素质教育不在于上了多少门课，而主要是靠养成，通过大学文化建设对学生进行熏陶。下来后，与会的杨叔子院士对我说，很赞同这个观点。他说，素质教育其实就是营造一个酱缸。把学生丢进去就行了。董刚校长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学校的文化，通俗地讲就是做泡菜，文化便是那一锅汤汁，你放黄瓜、白菜、洋葱，无论你放什么，出来的都是‘泡菜’的味道。如果不同种类的果蔬代表不同性格的学生。当他们通过学校文化熏陶后走出校园，个性之中便又都具有某种共同的、可以明晰辨识的内涵属性，如同汤汁浸染过的‘泡菜’。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校园文化所应发挥的作用与功效”。在此基础上，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熊仕涛院长做了发挥。他认为，一所学校里历任校长作用就是往这个泡菜缸里加佐料，通过不断的积累，才能形成今天的味道。我认为，他讲到大学文化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就是尊重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继承历史。在参观实训基地时，我对他们学校1954年建的武汉高校第一碑很感兴趣。上面铭刻着“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而奋斗”。这所学校秉承这样的理念，一直坚持为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培养人才。当年的这句话，现在看来都还催人奋进。此外，由于学校改办工厂的经历，现在负担的退休教职工比较多，但熊仕涛院长说，不能否认当年办厂时的辉煌，因此，也不能把他们看成包袱，而是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种对信念的坚守和对历史的承诺，难能可贵！
现在，很多学校开展通识教育，也有一些人会把实施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混为一谈。认为素质教育可以通过几门课来实现。我认为，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面：通识教育主要依赖课程；而素质教育主要靠养成，是在知识之外，主要是指文化育人、养成教育。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认为在就业需求上，不仅仅需要技能型人才，更加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因此，学院提出开展综合素质的全员全院全程皆教的环境育人和养成教育。难能可贵的是，阎红院长通过实践证明，在三年内，养成学生好的品质和习惯是可能的。 与素质教育相类似的是，现在强调大学里面要培养创新人才。我觉得通过开多少门课进行创新人才培养还不够。我现在的想法是，创新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例如，我到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去。看到他们的GameBoy大楼，楼前是学生用废弃的汽车制作的“大黄蜂”机器人。学校就是提供给学生一个创新的空间，给了一些创新的经费，让有兴趣的学生自由地做创新的活动。又如。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林靖东院长在七个半小时的访谈里就讲到他们的文化。他告诉我，从院长和领导团队的层面来说，他们主要的贡献包括在办学和管理理念上提倡创新：而老师的贡献是从事创新工作，带动学生创新。创新不能光靠读书，创新是一个环境，一种文化，一种思维。因此，我们也不要把创新看成非常神秘的东西，关键是成为学校的文化，里面的学生自然就会想着要去创新。
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还应该注意将大学文化与企业文化进行结合与融通。高等职业教育强调“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高职院校的院长提倡将企业文化或行业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里，学生一入学就可以感受到企业文化和氛围，为工作以后迅速融入企业奠定了基础。但不是用企业文化来代替大学文化，也不能将某个企业的文化简单地嫁接在大学文化之上。在这方面，即使在以工科为主、与企业联系紧密的高职院校，也不例外。例如，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不是移植某个企业的文化，而是更注重引入工业文化。工业文化不是简单的哪个企业的文化，而是抽象的，强调学生的社会责任，培养强国意识和精神。
二、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有两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一是落实高职的生均拨款。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和相关部门有过沟通，并提出了《加大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人大建议，建议根据“谁举办，谁出钱”的原则，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使得高职院校在“十二五”期间的生均财政拨款与当地本科院校的生均财政拨款相一致。
二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今年“两会”期间，我还提交了一个《高职院校试点四年制职业本科专业》的人大建议，建议在产业聚集、有产业强烈需求的部分地区。选择与当地产业紧密联系、有实际需求的相关专业，依托办学水平高、办学条件好的高职院校，进行四年制职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试点。以上两份人大建议，也得到了高职院校以外的人大代表的支持。
三、对调研经历的回顾和对高职未来的展望
其实，我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是既懂也不懂。一方面，在工厂待过十年，对实训场所比较熟悉；同时，我从普通高校出来，又做过校长，对高等职业教育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高职院校毕竟是一种不同于普通高校的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又是一个门外汉。也正因为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没有审美疲劳。才会越看越有味道，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
第一，在调研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高职院校是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一个类型。
例如，马军院长在归纳这两者的区别时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他攀登的是珠穆朗玛峰，无限风光在险峰；我是住在山底下，有山有水有河流。又如，苏志刚院长把普通高校比作汽车，而他更愿意把学校办成拖拉机。在高速公路上，最差的汽车都比拖拉机快，但事实上，拖拉机的作用汽车不能替代。再如，曹勇安院长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路，坚定不移地走政校合作、校企合一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探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律，并总结为“本科衣穿在身，心还是职教心”。虽然升为本科，归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管了，但对学校的定位非常清晰。
第二，高等职业教育日益受到关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整个调研过程下来，我很愉快地看到，高职院校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撒承贤院长就说，通过这几年示范校的建设，高职院校在硬件上和国外相比，可以说一点也不差。高职院校的院长们也普遍认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发展道路。陈建新院长就说，“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传统的协同创新，都不如跟校企协同来得直接、有效”。
在发展模式上，院长们也认识到，学校的发展要有特色。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劳汉生表示，“有了特色，社会自然就认同；没有特色，社会上就会认为，缺了你也可以”。李时雨院长从做校长的角度。提出“要以学校的特色作为强大的支撑”。林靖东院长也建议，高职院校应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而且学院文化、办学理念、专业能力、校企合作以及所在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等都可成为办学特色的构成因素。
第三，通过调研，感受到高职院校的院长们对所从事的高等教育事业付出的心力。
他们对教育政策的熟悉程度，令我感动。几个月前，偶遇中大的李延保老书记，他就说为了调研创新人才培养，走访了一批学校后一个感受是，基层里面有一批教育家。我说，高职院校里面也有一批教育家。
我从未从事过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工作，但是通过为期半年的调研，和这些高职院校的院长们成了朋友。在访谈中，我感觉到他们都非常坦诚，深深为他们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热情和执著所感动，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些高职院校的院长们办学的艰辛与责任。有两位高职院校的院长，都是东北汉子，性格都很豪爽，说到动情处，甚至流下了热泪，他们对高等职业教育充满了激情。有人说，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很难，但是徐建平院长告诉我，“只要校长有激情，校企合作就一定能够走下去”。
第四，高职的前程不可限量。
我曾经说过，我们要打造一批高职中的清华、北大。实际上，很多院长已经有考虑了。例如，戴勇院长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上去了，我们国家‘985’大学今后可能可以跟世界上的同等高校进行交流，那高职院校能不能也有一批跟世界上同行对等交流的学校？”陈智院长通过调研的数据说明，“北大、清华要在世界争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路，但是高职不一样，我们目前的发展势头很好，所以高职弄好了，还可能在世界上争取到一席之地”。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阎红院长通过分析国外高职院校发展历史得出，加州理工学院现在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100年前他们也只是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只要与历史比，心态就会放平，不要急功近利。
最近，在杭州与叶鉴铭院长再次相聚，他认为现在高职院校还普遍缺乏危机意识，要抓紧时间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有了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高等职业教育会有新的发展契机，有必要对高职进行重新定位。站在国内的高等职业教育圈外，林靖东院长建议，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和产业发展会有改变。南洋理工学院从1980年代的应用型定位发展到1992后创新型就是例子。“高职教育定位是否合理和适宜，对学生未来的就业、工作和升学都有影响。定位不当或落后，会造成企业及社会对学院或高职教育的不满和失望”。
我一直认为，高职如果有一个好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本身是一种促进。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徐建明院长也说，“如果高职办好了，对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和民办学校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促使这些类型的学校思考自身建设问题，那个时候，高等教育真正的发展就到来了”。
（责任编辑 余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