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15日傍晚,在大上海的奥迪安电影院门口,红男绿女们鱼贯而入,一幕新电影就要开映了。几个印刷厂的学徒在影院外面,正向来来往往的摩登男女吆喝着,这次叫卖的东西有点特别―――一份新鲜出炉的画报。
画报封面是一个手持鲜花、笑靥迎人的美人,那美人正是日后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封面用彩色铜版纸印刷后,显得格外鲜艳夺目。人文荟萃的上海素来无奇不有,却从未见过这么一份靓丽的画报,而且此画报只售大洋一角,为优待街头读者还打了八折。路人的目光一下被这份画报吸引住,纷纷为之解囊。很快各个书店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地前来订阅。画报初版3000册即靠这种最原始的方式销售一空,后来又追加了4000册。
这份叫《良友》的画报从此不胫而走,一纸风行全国。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知识阶层还是妇孺之辈,都对它爱不释手;无论在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布满了它的身影。“以致后来画报上印上一张世界地图,密密麻麻地印上良友的销地,并在地图上写着‘良友遍天下’。”(马国亮:《街头叫卖传遍天下》,《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三联书店,2002年)
《良友》画报在民国期间绵延近二十载,直到1945年10月才停刊,正式出刊共172期,另有《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和《良友八周年纪念刊―――美术摄影专集》特刊。那么多年基本每月一期,每期销量均数以万计,最高时竟达4万余份,不仅为当时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新闻时事、都市时尚等诸多资讯,也为历史留存了中国尤其是上海社会的斑斓图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良友》出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销量之大,读者之众,在画报史上无出其右,连美国的《生活》亦相形见绌。这份画报几乎见证了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到40年代中期中国乃至世界的风云变幻,成了民国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综合画报。
从鸳蝴派到海派
《良友》前四期均由伍联德亲自操刀,他把画报推广到港粤,同样大受欢迎。但是“因成本过重,售价低廉,销数愈大,亏损愈重,乃于第四期起,每本改售二角,幸承读者之体谅,销数并无消减,反日见增加”(余汉生:《良友十年来》,《良友》100期,1934年12月)。《良友》在中国画报界的江湖地位于此奠定。
伍联德把《良友》含义推而广之,渗透到了那些潜在读者日常生活之中,希望成为读者最亲密的良师益友。在第2期“编者按”中,他这样娓娓道来:“作工作到劳倦之时,拿本《良友》来看一躺,包你气力勃发。作工还要好;常在电影院里,音乐未奏,银幕未开之时,拿本《良友》看一躺,比较四面顾盼还要好;坐在家里没事干,拿本《良友》看一躺,比较拍麻雀还要好;卧在床上眼睛还没有倦,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眼睁睁卧在床上胡思乱想还要好。”(编者按:《良友》2期,1926年3月)
《良友》画报一炮打响,深受广大读者青睐,使得伍联德对出版事业信心大增。胸怀大志的他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觉得有必要腾手再大干一番,所以从画报第5期开始,便邀请周瘦鹃来担纲主编,以仰仗周氏在上海文化圈里的名气,自己则抽身去开拓一片新天地。
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因编《爱之花》被几家剧社争相演出而暴得大名。周瘦鹃办刊路子是遵循游戏消遣原则,而《良友》办刊则是含有开启民智之图。周氏原则与《良友》抱负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两者在办刊理念上没什么共鸣。并且这位新主编对画报编辑实是外行,只是负责文字工作,图片编辑仍归伍联德亲自负责。周瘦鹃接手后唯一特点是对文学方面颇为重视,开始连载一些小说。原来“礼拜六派”的程小青、刘恨我、范烟桥等名字开始出现,浓烈的才子佳人气息与《良友》新闻综合显然相悖甚远。
画报第8期上曾刊出一篇“礼拜六派”小说《颤动的心弦》,立即有读者来信反映是篇肉麻的淫秽小说。大度的《良友》倒也毫不护短,第9期竟如实刊出批评其连载《春梦余痕》、《鬼火烹鸾记》格调低下的读者来信。这时有的读者甚至直斥画报为鸡鸣狗盗之徒出其门,所以士之不出也。
其实,一两篇文稿的选择失当实属寻常,但周瘦鹃确实不是画报称职的好主编。他对图片的组织、选择、编排都是外行,伍联德不得不考虑重新物色合适的人选。不过,周瘦鹃的趣味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良友》文学部分,或许这是当时大众趣味所决定的。
1927年第12期《良友》上刊出一则启示云,原总编周瘦鹃因忙于其他业务,从第13期起总编将由梁得所继任。送走了文坛名家周瘦鹃后,一位只念过半年大学的22岁青年走上了主编之位。
新主编梁得所是广东连县人,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中学毕业于广州的美国教会学校,后进入山东齐鲁大学学医。但学医并非其兴趣所在,最终半途而废地放弃所学。恰好伍联德此时诚心邀他加盟,他幸运地成为《良友》画报的第三任主编,从13期一直主编到79期,他把画报推向了巅峰。
伍联德之所以决定延聘梁得所,是因周瘦鹃的前车之鉴,使他认识到画报销路重在内容,而不在主编是谁,所以他敢于大胆起用新人。
伍联德跟梁得所并非深交,两人之前只有几面之缘。梁本人其貌不扬,身材瘦小,举止文弱。伍联德第一次见他后,觉得他貌似只会读书。但几个月后却重用这位年轻的辍学大学生,转变之大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后来从伍联德回忆中获知,梁得所此间因事前来接洽印务,伍氏再次会晤后,颇觉得他年少有为,并且较能领会伍氏办刊思路。尤为关键的是他俩有着一个共同爱好―――对美术的热爱,他们不约而同地翻译过西洋美术史,一人为《新绘学》,一人为《西洋美术大纲》。
重用梁得所反映出伍联德的独具慧眼,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决策是无比正确的。
梁得所加盟《良友》伊始,一洗鸳鸯蝴蝶派的旧习沉疴,大踏步地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改良,使这份画报实现全面现代化。《良友》逐渐从消遣无聊成为增广见识、深入浅出地宣传文化美育,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的杂志。
梁得所上任后开始注入了新办刊思路,在他一次征订广告中,这么鼓吹道:“以美术的方法,集刊美术作品,时事照片,文艺和科学,与及其他有意趣的材料,务期供应各界民众之需求。”(封二征订广告,《良友》15期,1927年5月)
在伍联德之前提出的单纯知识诉求基础上,梁得所对办刊理念进行完善,前置了“美的,艺术的”两个平行定语,把其与知识放在同等位置―――《良友》目标是在普遍性园地培植美的、艺术的、知识的花果。换一句话说,这杂志不是供少数人的需求,而是“到民间去做各界的良友”(封二征订广告,《良友》15期,1927年5月)。在梁得所看来,“美的”和“艺术的”观念传输要比一般知识启蒙要求更高,也更能体现《良友》自身水准。
原先画报以图片为主的叙述方式缺乏深入剖析,因此新闻背后少了意识的拽撑,苍白的文字经常仅作为图片的讲解和连缀出现。改换门庭的《良友》不仅办刊理念大变,还尽量吸引活跃文坛的新锐作家加盟,文稿涤尽“礼拜六派”奢靡之风,出现了田汉的《荆棘之路》和郁达夫的《祈愿》等。之后画报下面汇聚了一批海派文人,成了海派文学、海派绘画、海派摄影等重要阵地,像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等著名海派作家在这儿陆续登场……
良友遍天下
由于“成功”一词让人感觉帽子太大,一般自谦之士不敢自诩,所以给画报组稿带来困难,于是后期索性改为“名人生活回忆录”。山到成名自然高,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背后肯定有很多不同寻常的故事,回忆录可是一个励志的好题材,自然受到读者的欢迎。
各界名人的回忆录在《良友》开始出现,有出身穷苦的冯玉祥的《我的入伍前后》(101期),丰子恺的《学画回忆》(103期),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运动场上十二年》(110期)、巴金的《南国的梦》(144期)……除此还有很多各界名人,比如政治方面的陈公博,教育方面的张寿镛、廖世承,艺术方面的马思聪、黄柳霜,体育方面的李森,戏剧方面的洪深等。
《良友》以名人事迹鞭策启迪那些彷徨迷惘的人们,从而深受读者欢迎,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位读者来信可见一斑:“《良友》每期的‘名人生活回忆录’给我非常的感动。我常常对朋友说,《良友》光是这一篇东西,已经值回四角钱以上。我看到现代许多名人的出身,都是如此刻苦,实在使人起舞,同时也使我得到无限的勇气。我现在的境遇也非常难过,但我看见许多有名的人物都同受过这样的命运,并且可以说比我更甚,我不敢自怨。贵志这几篇文字实在给我许多力量。我特地写信给你们致谢,并望你们能继续多登几篇。”(马国亮:《名人生活回忆录》,《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三联书店,2002年)这段话不仅是对画报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办刊思想最恰当的诠释。
《良友》犹如中国出版界园地里一朵可爱的蔷薇,逐渐成为大众心中挥之不去的良友,赢得了大众由衷的认可,如有读者来信称“良友曾给我们温暖,如黄昏暖室中的伴侣,从一九二六年起他代表着中国出版界、读书界、文化界,在国际发射着光辉”(杨彦歧:《再生之歌》,《良友》172期,1945年10月)。
《良友》读者众多,在其百期纪念特刊中号称―――“《良友》无人不读,《良友》无所不在”。刊出的“本志读者一斑”,有一幅对开两页的读者群像,既有老舍、叶灵凤、张天翼、胡蝶、金焰等社会贤达,也有家庭妇女、职业女性、黄包车夫、小职员、学生、掌柜先生、戏院顾客等一般市民。“人人读《良友》”固不可能做到,或只是其一种宣传策略,但可看出其远大抱负和美好设想。
事实上,《良友》确已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读者不仅遍布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但凡有华人的地方也都有《良友》。“《良友画报》行销世界各地华侨社会,是国内唯一能赚大量外汇的刊物。”(赵家璧:《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编辑忆旧》,三联书店,2008年)
当时军阀割据宛如独立藩镇,货币和邮政有时都互不通用,以致有的地方读者想订阅画报十分艰难。“例如当时有一个远处云南省的读者,寄来用头发编成表链一条,希望可作为订阅《良友》画报的报费。信里说,如果不行,他将改寄火腿或大头菜。”(马国亮:《良友遍天下》,《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三联书店,2002年)读者对《良友》的求慕之心惊天泣地,《良友》真的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
1928年2月25日,《良友》主编梁得所,邀请画家司徒乔一起拜访居于上海的鲁迅。梁得所把最近一期画报递给鲁迅,并忐忑地提出拍张照片刊上。鲁迅翻着画报,风趣地说:“这里面都是些总司令之流的名人,而我又不是名流哩!”梁得所说:“读您著作的人很多,大概都喜欢见见作者的像,只因此想发表您的照片。”(梁得所:《关于鲁迅先生》,《良友》25期,1928年4月)
最终这位倔强的文化斗士破例同意拍照。于是目光桀骜的鲁迅,坐在书房中的形象出现在25期画报上。同期还有梁得所所写的采访和司徒乔的一张速写,并转载了《语丝》上的鲁迅自叙传略。自此鲁迅也成了《良友》的良友。
在鲁迅逝世之时,“原定当月出版的《良友画报》第121期,稿件早已编排好了,部分已在印刷中。为了表达我们的哀思,我们临时抽掉其他四个满版的稿子,代以《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之丧》为题,全面报道了我们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实况”(马国亮:《鲁迅与〈良友〉画报》,《读书》8期,1981年)。画报不吝用这么大的篇幅报道,表达了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怀念之情。
随着《良友》的社会声誉渐隆,朋友真是遍布天下,很多社会名流都对它主动示好。作为学术界领袖的胡适赐稿《良友》,写了《请大家照镜子》奉上。著名记者戈公振甚至经常去《良友》办公点走动,提供一些国外拍摄的照片。丰子恺、老舍、郁达夫等名家几乎都与《良友》保持较好友谊,留下一些动人的故事。
从《良友》的13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社会名人题写刊名。学术界如蔡元培、胡适、叶恭绰、王云五、马君武等,军政界方面则如蒋介石、宋子文、宋庆龄、孔祥熙、何应钦、张群、孙科、于右任、谭廷�等。知名人物所题的“良友”两字琳琅满目,各逞才情的书法既装点了画报的文化品味,画报又借用这些书法做了无声的广告。名刊名人,锦上添花。
由此可见,《良友》比较善于利用名人效用,借势名人来扩大画报的影响力,这点还鲜明表现在画报的几大著名栏目―――“近世十大伟人画传”、“现代成功人物自述”、“名人生活回忆录”。
大凡名人都有自己主观努力和奋斗历程,这往往能激励青年人奋发向上,“成功人物生平的介绍,既非说教,只以真实人物的事例作楷模,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给人教益,因此一再成为《良友》的编辑计划之一”(马国亮:《成功人物自述》,《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三联书店,2002年)。画报从27期开始以“近世十大伟人画传”为题,陆续刊登了包括孙中山、罗斯福、马克思、爱迪生、卡内基等,从国内到国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为读者搭建了一个近距离接触名人的桥梁,潜移默化地激励青年人奋发向上。
《良友》从45期开始,还设立含有强烈励志意味的“现代成功人物自述”,呈现出名人们成功背后的奋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最初连续刊载了七篇“成功人物自述”,发表了球王李惠堂(45期)、画家徐悲鸿(46期)、交际家黄警顽(50期)、细菌学家伍连德(56期)等名流自述。这些成功人士自述的推出有着启蒙意义,不同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成功人士”形象。
画报元老的衰落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受战事的影响,原已编好并在印刷的131期画报,连同原稿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良友》被迫停刊。“良友图书公司因地处战区,损失惨重,随即宣布破产。”(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忆旧》,三联书店,2008年)改组后的良友图书公司决定于8月15日迁往英租界范围内,但不久被侵入的日寇查封。
良友图书公司审时度势之后,决定把画报迁往香港出版。1937年11月1日,马国亮单枪匹马鏖战香江,已停刊两个月的《良友》在香港正式复刊,仍接续列为131期。在那战火纷飞的年头,再展现名媛时尚显然不合时宜了,《良友》积极调整刊物方向,成为宣扬抗日救亡的舆论高地。
当时香港是中国人密集,又较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内地一些媒体和名流纷纷转战香港。但香港当局迫于日寇的淫威,对各个媒体不得不采用严格审察的制度,《良友》也屡屡被亮红牌。
这时《良友》刊载了大量宣扬抗战的内容,连封面都改成抗日将士和与抗日有关的妇女。由于一些珍贵的照片都在战乱中丢失,为了不使历史脱节,画报仍用图片和文字详述了“八一三”事变的经过,对日寇劣迹斑斑的罪行进行披露。
1938年,在《良友》画报工作十年的马国亮辞职了,因为创办人伍联德与余汉生等良友股东发生摩擦,公司内部纷争逐步升级。他目睹分裂无法弥合,在出版了138期画报后便提出辞呈,结束了他在《良友》漫长的职业生涯。马国亮的离去,也标示着这份曾经盛极一时的画报走向了没落的黄昏。
1939年2月1日,《良友》在上海复刊,由张沅恒主持了139期到171期。张沅恒原先参加过《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对摄影美术颇有造诣。他主编后的《良友》依然以宣传抗日为主旨,详尽地报道了国内各条抗日战线和欧洲战场的实况。终于在1941年12月26日,“日寇铁蹄踏进租界,以《良友》宣传抗日的罪名,悉数查封。这一期是第171期”(马国亮:《张沅恒―――第五任主编》,《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三联书店,2002年)。
1942年2月1日,日本人又同意《良友》复刊,这当然不是鬼子大发慈悲,而是想利用这份享有盛誉的画报,来效忠天皇美化侵略。为避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深明大义的《良友》职员决定内迁。1943年张沅恒和赵家璧带着“良友”的牌子到了桂林,但由于战时条件受限,复刊遥遥无期。
上海光复之后,张沅恒的弟弟张沅吉出版了172期《良友》,刊登八年抗战的成果。这期画报虽挂“良友”之名,却未得到良友公司授权,所以只出一期后便再无后续。
《良友》恰如一道美丽的彩虹消失在天际,让很多人无限遗憾和怀念。创办人伍联德内心更是无法割舍,他于1954年在香港以海外版的名义重新出版了《良友》,这时主要以艺术类图片为主。后来由于伍联德年事已高,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至1968年不得不宣布海外版《良友》再度停刊。1984年其子伍福强继承父业,在香港让《良友》老树开出新花。到上世纪末后改为网络版,成为留存至今的文化奇迹。
《良友》前前后后延续了近80年之久,在民国时期的画报中刊行时间最长,又最富有历史文献价值,“无论中国的哪一种画刊,是从来没有支持过这么久的,而又这样富有意义的”(阿英:《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良友》150期,1940年纪念号)。
《良友》在画报界可谓开辟一个新纪元,乃中国首家真正开始大量刊登摄影照片的现代画报,至终刊共刊登各类照片3万余张。它是“图配文”而非“文配图”,将出版物图文并茂形式推向了极致。
这本民国名刊以一种独特的叙事形式进行着现代想像,为历史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能继续不断而在内容,印刷,销路方面再超人一等的,只有《良友》。因此,在国际画报界中……Life代表美国,而以《良友》图画杂志代表中国。这因为假如是一个《良友》的老读者,在过去一百三十八册良友图画杂志中,便不但可以看到中国的人民生活,思想习惯,风土人情,而且反映了十多年来,中国是经过了怎样长的一个苦难时期,到了这十八个月里,才在烽火血泪中逐渐生长成为一个独立健康的现代国家。”(赵家璧:《“良友”十四年》,《良友》139期,1939年2月)
然而,《良友》却长时间被认为是低级的文化读物,烙上资产阶级低俗趣味的烙印而被扔进历史的暗角。半个世纪来它像被人遗弃的怨妇,在正史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这种挽歌般的抒情让《良友》的过去显得辉煌无比,相形之下也让现在的落寞更加凄凉。
《良友》为历史保存了太多珍贵的瞬间,这些照片可以讲述故事、交流思想或表达感情。当怀旧在生活的河中悄然泛起,与小资情调构成同谋,《良友》在这股热潮中成为旧上海风情的典范,如胶似漆地被一起贴上了时尚的标签。《良友》上留下的旧上海的风花雪月、金枝玉叶还有红颜遗事,吸引着无数小资男女去寻寻觅觅。
(选自《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周为筠 著/金城出版社/2009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