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消失了，”鸟类学家史蒂夫・希提说，“地球上至少三分之一的鸟类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件事。” 他指的是生活在亚马孙丛林盆地、广袤的澳大利亚热带旱生林和印度尼西亚山坡上的鸟类，它们与世隔绝。其他可能注意到这件事的动物――比如说，因为被猎杀而濒危的大角羊或黑犀牛――会不会庆祝我们的离去呢?这是我们无法获知的。我们只能读懂少数几种动物的情感，而且大多数是驯服的动物，譬如狗和马。它们会思念吃喝不愁的生活，也许还有它们亲切的主人，虽然它们被链子和缰绳束缚。我们认为最聪明的物种――海豚、大象、猪、鹦鹉和我们的同胞黑猩猩、倭黑猩猩或许压根儿就不会特别想念我们。尽管我们颇费周折想要保护它们，但事实上真正的危险却来自我们自己。
没了我们就不能生活的生物才会悼念我们的离去，因为它们对人类有依赖性，比如说生活在头和身体部位的虱子。后者经历了特殊的进化，不仅能寄生于人体，还能靠我们的衣服为生，这在各种生物中(大概除了服装设计师吧)算是个显著的特点。命运同样悲惨的还有毛囊螨虫，它们极小，我们的睫毛中就生活着成百上千只螨虫，尽管我们对它们深恶痛绝，但它们对我们却有所帮助――它们大口咀嚼皮肤细胞的同时却也使我们免于头皮屑过多之苦。
我们身上大概寄生了两百多种细菌，尤其是在大肠、鼻孔、口腔和牙齿上。我们的每一寸肌肤上都含有好几百种微小的葡萄球菌，腋窝、胯部和脚趾间则高达上千种。它们的基因几乎都适应了这种寄生生活，所以当我们离去的时候，它们也会随之消失。能在我们的尸体上大开欢送宴的恐怕为数不多，就算是毛囊螨虫也不会如此：与普遍存在的迷信说法恰恰相反，死亡以后毛发根本不会再长了。失去水分后，我们的身体组织逐渐缩小，结果便是暴露在外的发根让发掘出土的死者看起来似乎需要理一下发。
如果我们所有人突然间同时死去，按照惯例，食腐动物会在几个月之内清理完我们的尸骨，除非谁的骨架落入了冰川的缝隙而被冰冻起来，或者谁陷入了深深的泥潭，氧气和生物“救援人员”尚未抵达之时就被全部覆盖起来。然而，那些我们在葬礼上小心安葬、先于我们去了未知世界的亲友会怎么样呢?人类的遗骸能存在多久?我们美化了自身的形象制造出芭比娃娃和肯，可我们万古之后还能像它们那样可被辨识吗?
人类一起消失的概率极低，更不用说立刻消失了，但是也并非全无可能。只有人类死亡，而其他一切事物都照常生活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但也绝非是零。托马斯・希埃赞克博士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特殊病原体分部的负责人，他担心有些物质能够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他以前是军队的兽医微生物学家和滤过性病原体学家，他提供的咨询服务小到生物攻击人类造成的威胁，大到其他物种引起的意外灾难，比方说他曾经帮助辨别SARS的冠状病毒。
有些未来设想十分严峻，尤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那么多人都居住在一些被称为“城市”的特大号皮氏培养皿中，在这里，微生物齐聚一堂、兴旺繁盛。虽然如此，但希埃赞克博士并不认为有什么传染媒介能够消灭整个物种。“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试验过毒性最强的药剂，但就算如此，还是有一些能够幸存下来。”
在非洲，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这类间或发生、令人恐惧的疫疾杀害了村民和传教士，当然还有大批的医疗卫士工作者也因此丧生――剩下的一些逃离了医院。不管是何种情况，最终打破传染链条的行为只不过是命令工作人员穿上防护服装，在接触病人之后用肥皂和水进行清洗。这类疾病通常的发源地是缺乏这些保护装备的贫困地区。
即便是最致命的靠空气传播的各种流行性感冒也没能消灭所有的人，因为人们慢慢形成了免疫性，研发出流行性疾病的疫苗。可是，如果哪个神经错乱、精通生化的恐怖分子把什么病毒嫁接在一起，制造出进化速度比人类的免疫能力发展速度更为迅猛的新基因结合体――或许，可以把什么病毒的基因物质剪下来嫁接到种类多样的SARS病毒中，然后这种新型病毒既能通过性交传播，又能通过空气蔓延，可此时的人们还没来得及出台消除病毒的方案，这又该怎么办呢?
希埃赞克承认，人们也可能设计出极其恶毒的病毒来，正像有些能够改造基因的杀虫剂一样，改写基因到底有什么后果谁也不知道。
在这个时代，自然的现实在衰落，与之相伴的是，虚拟的现实却在兴起。持相反观点的人并非那些把人类死亡换取优质生活嗤为疯狂的人，而是一群深受敬仰的思想家和知名的发明家，他们也许把灭绝理解成智人的事业。这些人把自己称为超人类主义者，他们希望开辟虚拟空间，研发出把他们的思想转变为电路信号的软件，这些电路系统会在众多领域赛过我们的大脑和肉体(顺便说一句，也包括永远不会死亡)。通过电脑(不过是一大堆硅罢了)的巫术、记忆模型和机械附件提供的大量机会，人类的灭绝就像丢弃容量有限、不怎么耐用的容器一样微不足道，而这些容器也实在是容不下我们过多的科技念头。
超人类主义(有时被称为“后人类”)运动中的显著人物有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壮姆；举世闻名的发明家雷・库兹威尔――光学字符识别机、平台扫描仪和印刷品阅读机的发明者；还有三一学院的伦理学家詹姆士・休斯，他是《电子公民》和《为什么民主社会必须回应崭新的未来人类》的作者。尽管对知识和权力过度崇拜，他们抛出的永生不死和超自然能力的诱饵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乌托邦一般的信仰――认为一台完美的机器就可以违反熵的定律――也几乎令人动容。
机器人和电脑要想逾越物体和生命体这条鸿沟，最大的障碍在于没有人有本事制造出一台有自我意识的机器：如果没有感知的能力，超级计算机尽管能计算我们周围的事物，却从来不能思考它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不过，人们也经常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更主要的一个缺陷在于，没有哪台机器曾在无人维护的情况下自行运作。即便是静止不动的零件也有出错的时候，自我监测维修的功能也会有问题。如果通过拷贝备份的方式来挽救这个局面，那么结果会是，满世界的机器人都会拼命想复制到最新的技术，因为最有竞争力的知识只会转移到最新的技术中。这就好比低等灵长类动物的抓尾巴游戏，可毫无疑问，还不如抓尾巴来得有趣呢。
即使后人类主义者以后真的成功地将他们自己转变为电路信号，这也不可能是眼前的事。对于我们其他人，我们依然对以碳为本的身躯充满情感和坚持，而志愿灭绝运动的倡议者莱斯・奈落曙光般朦胧的预言触到了我们心灵的柔软之处：目睹着许多生物和美好事物的崩溃和消逝，人类真的感到了疲惫。没有了我们，世界如释重负，放眼望去，处处都是欣欣向荣、美好奇妙的野生动植物群落……这个设想最初颇具诱惑。然而接踵而至的是失落和刺痛，因为人类编织的一切美好将与我们造就的邪恶和暴行一同消逝。如果人类最奇妙的杰作――孩子再也不会在青青的草地上打滚和嬉戏，那么，我们还能留下些什么呢?我们的精神还能真正地永存不朽么?
大大小小的宗教对死后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描绘，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定论。我们全部消失以后，什么才会成为所有信条和不可知论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呢?是说出灵魂深处的感受，因为这是我们无法压抑的需求。可是，我们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表达方式此时还剩下哪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