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理是个好理。惜乎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观念未必总是经得住推敲。我们见过太多善者未得好报而恶贯满盈者寿终正寝的例证。况且何为善者，何为恶者，常常不像泾渭那样分明。不同的阶层对善恶是非的认识也有明显歧异。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证的问题，所以且罢。至少在我这个小说中，杨百顺没有逃脱这个逻辑。尽管他也行善，甚至虔心礼佛，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善报，不仅深获房东老太的好感，甚至还收获了谢露娟的爱情。尽管这份抑压已久的爱情来得像电一样醉人，去得却也似风一般迅疾。“解脱”感亦如此强烈却又如此短促，皆因他必须为自己的恶付出应有的代价。
但是，尽管你可以如此解读这个作品，但若仅此而已，我不免要为自己的笔力不逮而感到遗憾。因为这类因果报应的主题，一篇新闻报道就足以完成了。而我写的是小说，小说和新闻的最大差别在于，新闻是生活的传声筒，而小说是人物心灵的塑形器，人物个性的解剖刀。记者更多重视的是看到了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什么别人没有看到的事实；作家则应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在大家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或感觉到的东西或意趣。即作家要用真实的情感、成熟的的思想和敏锐的视角认识和感受生活，在独特的人物或事物中看到其中的惊绝之妙，并尽可能深入地探索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纠缠的人性的深度，从中剖示出让读者的心灵战栗而豁然的深义。坦率说，我这个小说就是缘起于文末那篇不足三百字的新闻报道。但使我怦然心动的，不是杨百顺那必然的甚至可说是命定的结局。而是他努力行善，乃至成为“和尚”的自我救赎的努力与挣扎、及其动机与意义。想象从此展开翅膀，随着构思的深入，我发现我自己就是杨百顺，虽然我并没有杀过人；我们很多人也是杨百顺，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终其一生实际上都是在循着疾恶向善的本能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自我救赎——虽然性质有所不同，结局亦可能大相径庭。因为我们都不可能是完人，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缺憾甚或是“恶”（更多的情形下，我们的善与恶竟像藤萝与树一样紧紧地绞缠在一起），我们又不甘被命运播弄或自暴自弃——即便是杀人者杨百顺，即便他最终仍得要为自己的恶承受倒悬的结局。但只要他的良知未泯，谁又能说他的自我救赎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不是他所期望的，最终他仍然获得了他苦苦争取的“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