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地主制经济的变化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抑制了地主制经济规模的扩张，但并未能促使其向现代农业经营方向转化。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和高利贷剥夺农民的生产剩余，转而投向城市部门。农业部门缺乏积累与投入，技术进步停滞，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这不仅削弱了农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也使广大地主顽固地坚持租佃制经营，反映出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农村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实践表明，只有彻底摧毁地主制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才有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城市化;地主制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研究”（12BZS059）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3-0113-06
一、引言
关于旧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点，已有广泛讨论。第一种观点强调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封建性。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地主租佃制经济在唐宋以后逐步得到确立，地主和农民近似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主体，租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社会经济结构，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综合体，因此具有很大的融通性，显示出“弹性”的特征。③ 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使地主制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种看法是封建地主制经济在近代趋向衰落。④ 相反的观点是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在农村占据统治地位。⑤
本文的重点是考察城市化进程对地主制经济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也有初步探讨。⑥ 近代中国工业与城市部门的发展，对传统农业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关于旧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点及其变化，需要结合工业及城市部门的影响加以分析。以往研究虽有涉及，但是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特征缺乏辨析，因此，城市化进程对地主制经济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十分清晰的说明，以致人们对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状况莫衷一是。本文拟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进一步考察近代工业与城市化对地主经济的影响，并希望能对旧中国地主经济的特点有所辨明。
二、工业化与社会动荡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
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估计，1843—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从2072万增至2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从1894—1949年，城镇人口从2351万增至5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在长达近11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为5.5个百分点的增长。⑦
德怀特·珀金斯认为，1900—1910年，中国城市人口数（不含香港）1464万人，1938年为2456万人，1953年为4753万人。⑧据卜凯调查，1929—1933年间，中国城市人口约占10%;市镇人口约占11%，村庄人口约占79%。⑨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人口的职业分布作过详细估计。1933年，全国就业人口为2.5921亿，其中2.0491亿人即79%从事农业;5430万人（包括一定比例从事双重职业人口）即21%在非农部门就业。总人口中，有73%生活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里，27%为非农家庭成员。⑩
从1912年至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11} 20世纪中叶中国各省区城市化水平，以东北最高，在20%左右;广东、江苏等10余省在10%以上;其余在10%以下。{12}
近代中国城市化有两个动力源泉：一是工业化所推动的城市化，一是社会动荡所导致的城市化。
19世纪80年代，农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6.79%，非农业占33.21%。非农业部门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贸易、金融等。不过这时的制造业，几乎全是手工业。{13}
19世紀末期，小型的近代工业部门出现。1894年前，商办和官办工厂合计108家，资本1.8亿元，雇佣工人约8万人。{14} 1913年中国工厂数698家，资本3.3亿元，雇佣工人27万人。{15} 1920年，中国工厂数1759家，资本约5亿元，工人约56万人。{16} 1933年，中资工厂数3167家，雇佣职工55万人，总产值约14亿元。{17} 到1943年，在大后方有工厂3758家，工人24万余人。{18}
在中国近代工业经济中，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外资部门。{19} 巫宝三推算，1933年工厂总数为3841家（中资3167家，外资674家），雇佣工人73万余名，总产值约22亿。在计入满洲工业发展数据后，刘大中和叶孔嘉推算出1933年工业产值超过26亿，雇佣工人超过107万。{20} 1937年中国工业资本38亿，其中中国资本约10亿，占26%，外资资本约28亿，占74%。{21}
在中国工业制造中，手工业制造要超过工厂工业制造。1933年，工业制造净值约为19亿元，其中手工业净值约为14亿元，约占工业制造净值的72%。{22}
从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1942年为8.4%; 1912—194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5.6%。{23}
根据刘一叶的估计，1933年国内生产净值为288.6亿元，其中农业净值187.6亿元，约占65%;非农部门净值101亿，约占35%。{24}
在工业与城市部门就业的工人，其工资水平远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25} 近代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有了新的变化。
1922年江苏等5省9县，南方省份农村离村率约为3.85%，北方省份农民离村率为5.49%。{26} 离村农民流动的方向，一是往西北、东北新垦区流动{27};一是流徙海外{28};一是流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