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 故乡在一马平川的苏北大平原上。 故乡的泥土,大多为黑褐色油性泥,散发着特有的土腥气。并不像东北的黑土地,一脚能踩出油来;也没有诗人所说的芳香。周遭间或残存着一些沙梁、沙墩,泥里也常有一些碎了的贝壳和小小的沙砾,那是大海告别时的赠予;有些地方偶尔会挖出一些石器、陶器的古董,那是历史小憩时遗落的。于是,便扩展了这方土地形成的长度,丰富了这方土地内涵的厚度,成了今人的骄傲。
故乡的泥土,晴天干硬,雨天油滑难行,本性难改。但毕竟是农民的至宝。它是咱父老乡亲祖祖辈辈的生存之本,衣食之源。多少年了,在这块土地上,究竟上演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经历过多少战火的洗礼,或者寸土相争的械斗,已经记不清了。或许早已零落成泥,或许早已随风飘去,而脚下的土地却越发厚重了,厚重得令人窒息。
泥土是神奇的。你倾情地付出,它必有丰厚的回报。那一垄垄金黄的麦浪,那一粒粒沉甸甸的稻谷,还有那籽粒饱满的玉米棒,那绿油油的蔬菜,那芳香的瓜果……这是泥土与农人爱情的结晶,是亲爱者之间庄重的承诺。
泥土是无私的。它总是坦然地公正地面对着人们。在泥土的心目中,世上本没有高贵与下贱,没有伟大与渺小,甚至没有人世间的鸡零狗碎、烦烦恼恼。它质朴、憨厚,无怨无悔,只求守着自己的本分,尽着自己的力量,向人奉献,供人驱遣。它养活了人们,庇护了人们,最后又收留了人们,使人的灵魂不致于漂泊。人们在它博大的怀中,找到了历史,也找回了自己。
故乡的泥土又是幸运的。因地处偏僻,避免了滥开滥发,所以,至今还在自由地呼吸,和乡亲们朝夕相见,相亲相爱。
庄稼
苇岸曾对大地上的麦子顶礼膜拜。其实,何止麦子。
庄稼本该是人们礼赞的事物。没有庄稼,或者长得不好,不是土地的失职,而是人的渎职。至少在以农为主的地方,永远是这样。
庄稼是土地心灵的表达,更是农民的宠儿,农民的希望,国家的根基。“无农不稳”,这是对庄稼至高的肯定,也是庄稼们莫大的荣誉和安慰。
庄稼也信奉科学发展观。它最怕人的朝令夕改,胡乱折腾。它虽然不能左右人的意志,但它往往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让人尴尬。上好的庄稼,常常是人与自然、人与庄稼的默契。
每当收获季节,庄稼们列成一个个方阵,庄严地接受农民的检阅,农民们也在忐忑不安地接受庄稼们的评判。庄稼是通人性的。它们有情有义,充满灵性。农民们笑了,庄稼们便手舞足蹈;庄稼们笑了,农民们便弯下了腰,忘情地将它们揽在怀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犁、耙及其他
农具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给田野印象最深的还是犁、耙、锹、锄和镰刀,而耧次之。
犁、耙、锹、耧,是农民在田野上作画的画笔,而锄头和镰刀则常常是田野的美容师。它们和泥土是亲密的伙伴。
当春风唤醒广袤的原野,那些因冬眠而身板僵硬的泥土,便殷切地期盼着犁、耙的光临。
当锋锐雪亮的犁刀,在牛的作用下,插入泥土,泥土们周身一颤,立即涌起痒酥酥的快感。于是,在犁刀两侧和后面,腾挪跌宕,翻起黑色的波浪。而耙的到来,顿使波浪恢复平静,因为此时的大地之母,已按照农民的愿望,欣然受孕。
如果说犁是大刀阔斧的伟丈夫,那么,耧则是小心翼翼的老夫子。它总是把满腹的心事,摇头晃脑地向大地作一字一板地倾诉。那种耐心和细致,令大地久久难忘。
锹,是必不可少的农具。那些边边角角犁耙到不了的地方,锹就大有作为了。况且,挖墒、做埂也需要它来锦上添花。
当庄稼长出,锄头便闲不住了。那些在阳光下趾高气扬、飞扬跋扈的野草,最怕农人的锄头。当然,野草们最大的克星,还是人们发明的化学锄草剂。但这是后话。
这时,白居易来了。他刚吟出“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镰刀就醒了。该收割了。那些如眉似月的镰刀啊,在石的打磨下,闪闪发光。而成片成片的麦子,在与镰刀的絮语中,纷纷扑向农人。这种义无反顾、甘愿献身的气势,着实令农民们热泪盈眶。于是,赶紧将它们接回家中,为它们进行庄严的洗礼。
时间改变了一切。昔日的犁、耙、耧们,昔日的镰刀、锄头们,不知不觉地被现代化的机械所替代。它们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但现在被陈列起来,逐渐凝固成历史,行将成为后人眼中的文物。而唯一不变的,是农民对庄稼对土地执著的爱。
百灵、布谷和牛歌.
百灵是田野上空永远的歌者,布谷鸟是乡村的签约歌手,而牛歌则是回旋在田野中悠长的歌吟。
春夏秋冬,寒暑易节,百灵鸟不离不弃,总在故乡的天地之间飞翔,用它婉转悠扬的歌声,抚慰田园。于是,整个田野、村落便灵动起来,梦幻开来。花儿竞放,庄稼蓬勃,鸡鸣犬吠,牛欢马叫。
等到麦穗由绿转黄,布谷鸟便如约而至,用它那动听的歌喉,反复催促着农人收割播种,不误农时。直到唱得口干舌燥,声带嘶哑,嘴角流血。
而牛歌,则是农民唱给耕牛的情歌。或日出东隅,或月明星稀,在空旷的田野上,在热闹的打谷场,总有一支支或高亢或悠长的牛歌,破空而起,上下回荡,最终滑落大地深处,融入牛的心中。那些嘹亮旷远的牛歌啊,是人和牛之间最深情的倾诉,构成了乡野间最美妙的音乐。如今,牛歌虽已渐行渐远,但它却永存人们的记忆中,成为农耕文明的活化石。
村落
村落,是田野的守望者。哪怕村里走得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有了村落,便有袅袅炊烟,田野也便有了归宿,有了信心,有了希冀,便拒绝荒芜。因为“布谷”一叫,远飞的“鸟儿”便会回来,村落、田野之间,又是一片活气。
村落,是社会的部件,是人的情感纽带。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大家同饮一河水,同处一个村,于是,便有了割不断的缘,便有了千丝万缕的情,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根,也便有了社会的繁衍,国家的兴旺。于是,村落便不仅仅是村落,而是希望的灯,是爱的堡垒,便成了每个人的身份证,每个人的胎记。
村落,又是远方游子梦中的呓语,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结,是他们心灵的栖息地。即使银发飘飘,纵然千山万水。
路与河
路,是田野的茎,是村庄的根须。它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高或低,或曲或直,顽强地伸展着,连接着外面的世界。
河,是田野的动脉;渠,是田野的静脉。数不清的大河小渠,疏通着生命的气息。
于是,田野的叶片,便有了勃勃生机;座座村落,就有了汩汩的生命之源。有了田野,有了村落,有了河渠和道路,才构成名副其实的家园。路和河的命运,往往决定着田野和村落的未来。
有时,不知是历史跟人还是人跟历史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于是,有的路成了河,有的河又成了路。而正因为如此,才诠释出岁月的沧桑,才凸显出家园的重量。有了沧桑和重量,人就不易迷失。
乡村记忆
狩猎
在我们平原地区,狩猎大多集中在春、秋、冬三季。猎取的对象,只有野兔、黄鼠狼之类。而夏天,主要是打野鸡。
在一望无边的原野上,在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堆堤河坎下,常常潜伏着一只只灰色的精灵――野兔。而野鸡,则往往在夏季的麦田里出现。黄鼠狼呢,平时是很难逮的,况且,逮了也不值多少钱。只有到了冬天,钻到草堆里的黄鼠狼才好捕捉,而且这时候它的毛皮极其珍贵。
在我们村,平先可是个出色的猎手,而且狩猎的历史也较长。每当狩猎时节,他总要操起一杆长筒猎枪(我们那里称大土炮),满世界寻找猎物。闲下来,则喜欢吹拉弹唱,演演淮剧中的白面书生。家里地里的一切,统统交给老婆打理。于是,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而他并不在乎。因为他人缘好,队干部们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照样叼着香烟,哼着小调,干他的营生。活得潇洒自在,趣味十足。
平先的枪法很准。虽不能说“百步穿杨”,但在他的枪口下,几乎没有一只野兔、野鸡能侥幸逃脱的。他的打法比较特别,常常等野兔野鸡惊得跑起来、飞起来才抬手一枪。硝烟未尽,猎物已应声毙命。因此,只要他出去,没有一回空手而归。有了猎物,既饱了口福,又卖得金钱,干部那边又能打点打点,老婆还能说什么呢?
也有走火的时候。一次回来,有人瞧见他半边脸乌黑,渗着血。但这种情形极少。
但人无完人。冬天围捕黄鼠狼的行当,他就不会,总是由外村人来进行。那时,各家各户的门前屋后,都有一垛垛草堆。谁家的草堆多、大,堆得时间长,就说明这家富有,儿子讨老婆就容易。而黄鼠狼偏偏特别喜欢钻进那些陈年的草堆。这些外来的狩猎者,往往四五个人一伙,带来二三只猎犬。这些猎犬嗅觉特灵,一旦闻出草堆里的骚味,便嗷嗷直叫。这一叫,猎手们心里就有数了。他们不动声色、轻手轻脚,用丝网先将草堆团团围住,只留一个出口,连着一个大麻袋。然后,敲山震虎,有人用长长的梭标朝草堆里乱刺,有人用棍棒击打草堆,大声吆喝。这下,躲藏在里面的黄鼠狼呆不住了,纷纷向外突围。这一突,就自投罗网,束手就擒。整个过程不消十分钟,却让人看得惊心动魄,紧张万分。看着猎手们的长棍上,晃悠着一只只毛色油亮、肥嘟嘟的黄鼠狼,村民们羡慕不已。要知道,冬天的黄鼠狼皮毛可是上等货,肉也是很好吃的,香。但穷苦的猎手们往往舍不得自己消费,而去卖钱,贴补家用。
平先当然也很羡慕,但他并不嫉妒。毕竟他们是同道,就像他到外村打猎一样。只是后来猎物渐渐少了,猎枪也上交了,加上种种条例,狩猎这一行当也就自然式微了。
看青
“看青”,这里的“看”声调读阴平,守护的意思;“青”,则指正在结实还未成熟的农作物。但我们这里实际看青的时间通常是在农作物将要成熟之际,一直到收获结束。
为什么要看青?一来是怕牲畜糟蹋,二来是防人偷窃。大集体时,每逢生活艰难,为了填饱肚子,有人时不时地会干起这种羞于启齿的事。而看青这一行当则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看青,要选择那些有责任心的思想好的而且敢于铁面无私不怕恼人的社员来担当。为此,每次队委会都要讨论来讨论去,十分慎重。前面说到的猎手平先,就做过一回看青,而且,少年时代的我唯一一次偷窃,就偏偏撞在他的“枪”口上。
那时,一大片一大片黄绿驳杂的庄稼地里,总耸立着一个个高高的了望台。但平先诡异,他轻易不上了望台,而在田头田埂或是田间潜行巡视,一有动静,就突然出击。因为在高台上,你望见别人,别人也望见你,偷窃者就会跟你玩起老鼠戏猫的游戏。平先不愧是打猎的,他不会傻立一处,更不会让你轻易发现他。再说,他早已练就了一双铁脚板,每天走百十里,小玩。
1962年,正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那时我才12岁,读高小。一次星期日,母亲叫我下田割猪草,而生产队的山芋田里猪草特别多,有富秧子,有苣菜,这些猪最爱吃。我顺着山芋行沟割啊割啊,突然一眼瞥见山芋藤根部裂开的土里,露出一段粉红粉红的大山芋,好奇心驱使我扒开裂缝,往上一提,哇,一串大大小小的红山芋,带着细须,豁然入目,顿时,口水直流。我来不及多想,赶紧放到篮子里,上面盖上猪草,一看,四下没人,于是匆匆回家。哪知,我前脚进门,后脚平先就进来了,真奇!这时,父亲正巧回家,他是生产队副队长。这下,我慌了,脸红脖子粗,低着头,听凭发落。只听平先叔慢声细语地对我父亲说:“仁子挖了山芋,其实我早就瞧见,只是不想当场批评他,一来你是队长,怕面子上不好看,二来,孩子小,怕吓着。”他转身摸着我的头说:“以后可不能这样了。要说饿,如今谁不饿?但规矩还得要的,你说是吧?”我想,当时的父亲一定很尴尬,自己的孩子怎么没有管教好呢?有愧啊!
后来,此事并未张扬。父亲主动罚交20斤粮食。我呢,屁股上自然少不了几个巴掌。但打在我身上,疼在他心里。
直到现在,我还打心眼里感激我的平先叔。是他,校正了我的人生航线,而且保护了一个小学生最起码的自尊。可惜,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
抓阄
抓阄,可能是咱中国农民最早的发明,也是大集体那个特定年代最公平公正的分配形式。仿佛现在的高考,一张试卷定前程。考不上,认局。谁叫你分数不够?不像过去,上大学凭推荐,其中关关节节,黑幕重重,老百姓难以心服。
在我们乡下,小到分山芋、分鱼、分肉、分秸秆,大到分田块,往往矛盾迭起。比如分东西,即使队干部一再拍心口,保证公平公正,按人口,论斤两,大小、肥瘦、好丑都一一搭配,但个别小心眼的社员还是认为彼此有差别,不放心。怎么办?只好抓阄。
抓阄之前,队干部们将地上的物品按人口多少秤好,并按人口分成若干组,每组一一编成序号,再回屋内用同样的方法,在每一组的小纸条上一一写上相应的序号,然后,将纸条揉成团,分放在不同的笆斗里搅乱,让各家各户派一个代表按所分的组来抓,抓到什么就是什么,各碰天运,最后按阄上的序号取地上的东西。这样,即使抓得不好,也无话可说,谁叫你手气背?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人耍赖。那好,你跟干部换,怎么样?这才阿弥陀佛,皆大欢喜!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也按此法办理。因为田块总有远近、好差之分。为了尽可能减少矛盾,也只能抓阄。因为咱绝大多数中国的农民还是相信命运的,过去如此,现在也大抵如此。
年戏
过去,在我们乡下,看戏是一件奢侈的事。平素,县里的剧团很少下乡,乡村草台班子的演出,也大多集中在过年那几天。
年戏,通常是乡村的社员自己排演。虽说农村人才缺乏,但演一台淮戏,总还可以找出几个“角”来,只不过层次低一些。剧本呢,当然是找现成的,比如传统戏《牙痕记》、《打金枝》、《三女抢板》等等;现代戏,比如《一家人》啦、《见青天》啦、《渔滨河边》等等。只要花工夫,剧本是不缺的,就是不会自己编,但小改动也还是可以的。这要根据咱农村的演出条件。因此,每逢年关将近,大队便用开工分的办法,请来能唱会演的“角儿”、能拉二胡会敲锣鼓的主儿,由本地的土导演来排戏。只要锣鼓一响,准会引来大人小孩扒着门窗观看,并且七嘴八舌地评价谁谁漂亮,谁谁唱得好。
正式演出即将开始时,农民们便在村部或小学门前的广场上,搭起高高的戏台,但大多是土台子,洋气一点的,是用门板、木头搭成的。四周挂上从百姓家借来的防寒的草帘子,也有用风车布的,但极少。舞台上也有隔幕,分前台后台,出将入相。
在观众吵吵嚷嚷的焦急的期盼中,开场的锣鼓响了一通,红红的大幕终于拉开,这时,在二胡、琵琶、板鼓的悠扬伴奏下,演员总算粉墨登场。观众一下子静了下来。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的情绪也跟着忽起忽落、忽喜忽悲。只有小孩子不安分,在短暂的安静之后,便开始骚动。有的挤到台边,把头钻进草帘子里张望;有的钻进后台,看演员换衣服;有的则挤出去买零食,在外围追逐打闹。但这并不影响台上的演出,台下的观看。
这时,有人发现舞台的左前角大幕后面蹲着一个人,捧着剧本对演员嘟囔什么。知情人说,那是提台词的。因为有些演员由于一时紧张,或是台词不熟,常会“挂场”,这就得有个人从旁提醒。这在草台班子里已是见怪不怪。
乡下人看戏喜欢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即使是悲剧。他们不想伤心地回家。这似乎与咱农民忠厚善良的天性有关,也与他们传统的审美情趣有关。唱到悲处,他们跟着流泪,尤其是那些中老年妇女;演到喜庆团圆时,便又旁若无人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于是,一肚子的委屈、一辈子的苦难,此刻便烟消云散。
演员呢,有时也动了真情。台上一对夫妻、一双恋人,台下便难免演绎出一段段浪漫的故事。听说那时常演男一号的“金嗓子”小张,由于扮相俊美、年轻潇洒,身后常粘着一两个漂亮的女演员,就连观众之中也有小姑娘跟着害起了相思,把他当作心中的“白马王子”,发誓非他不嫁。其他演员呢,因为会演戏,自然受到很多人敬重。这也许就是艺术的魅力。
割草
割草,作为一种农活,一种挣工分的途径,这也是大集体时候的事。
那时,各个生产队都有为数不等的耕牛,春夏秋三季都离不开青草,这得安排一些人专门割草,否则,牛就要饿肚子。而适宜干此事的只有妇女,尤其是那些十几岁的小姑娘。因为她们没有多少家务拖累。
割草,很苦很累。每天天一亮就得起床磨刀,然后背起篮子,踏着露水下地。若草沾上泥,还得下水淘洗,再背着沉重的草篮去社场,由干部称重记工分。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一天起码得割三、四趟。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穿不出一件干净衣服;晚上睡下,总像浑身散了架,到处疼痛。有时,稍有不慎,不是手破,就是脚破。一般的职业割草人,手上脚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疤。因此,姑娘们一旦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就都纷纷改行。
在我们生产队割草的队伍中,要数徐家的小六子、夏家的龙花最能干。她们不但割得多,而且有门道。哪里有草,哪里没草,哪里的草牛最爱吃,甚至如何能多称重量,她们“猴精”。因此,每年她们为家里挣得了不少大工分,要说是家里的顶梁柱,这话并不过分。可惜,割到十七八岁时,这两个如花似玉的生命却突然结束。原因竟奇怪地相同,据说,都是因为向父母要钱买衣服,不成,然后自缢身亡。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但外人不得而知。目睹两家大人哭得昏天黑地,有谁还有心思去刨根问底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穷,兄弟姐妹多,父母手头紧,难以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如花的少女正是渴求美的时候啊!
一想到这两个活生生、水灵灵的少女的生命一夜之间随风而去,村里人没有一个不痛惜。我的老婆甚至不让我再提起她们的名字,因为一提起她们的名字,她的脑子里就会立刻浮现出她们可亲可爱的面影,心里便特别难受。直到现在。
老家
一
“老家”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每每填写履历表时,必须在那个叫“原籍”或者“籍贯”的空格处,毫不犹豫或者别无选择的落笔。
可别小看这一毫不犹豫别无选择的落笔,她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宣示自己的衣胞之地,自己挣扎着爬出来的母亲的子宫,她是我们藕断丝连不离不弃的生命之根。不管我们走多远,离多久,她始终是我们魂牵梦萦的情结。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历经风雨磨难之后,她是惟一值得我们信赖并获取慰藉的温暖的港湾,也是自己一颗因漂泊而疲惫的灵魂最终的理想的归宿。
作家方希说:“在我们这个羞于当众表达情感的文化中,对故乡的歌颂是一个例外。人们可以把向君王表达忠诚、向情人私下求爱之外的激情都用在故乡上而不致惹人反感,听到少年时家门前的小溪、雨中顶着荷叶、街上青黑溜光的石板,多硬的心肠都会陡然软下来,变得安静,变得有些恍惚,变得像一只暴躁之后被主人轻挠脖子安慰的小狗。怀想故乡成了一种体面的公开发情,应者甚众,大家都忽略了故乡具体的区别,而对这个词产生强烈的情感呼应”。
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人,羞于提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在填表时再三踌躇,拿不定主意。或许是因为故乡贫穷,丑陋,与自己目前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或者在故乡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怕碰触心灵深处那刚刚愈合的伤疤……但无论如何,你终究无法改变自己的胎记。这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任何背叛、厌恶都不能改变。
不管世事如何沧桑,不管风云如何变幻,老家,就是这样,始终作为一个物质的精神的存在,屹立在历史的时空里,牢牢地长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和你遥遥相对,和蔼地平静地以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望着你。
二
在游子和一直居住于斯的父老乡亲的眼里心里,原本一回事的老家却有着不同的感觉。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一成不变的习俗,在老家人不觉得有什么新鲜,但在游子的梦里却变得十分优雅、庄重和温润。这也许就是布莱希特所说的“距离产生美”。
我的老家在苏北盐阜平原,那是一个位于废黄河大堤与苏北灌溉总渠夹套之间的极其普通的村庄,每年稻麦两季,沿袭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我的童年、青年时代在那里度过,直到31岁才完全迁至县城。因此,童年、青年时代对老家的记忆尤为深刻。
那时的老家尽管有些闭塞,也不甚富裕,但在我的心里依然美丽。她的美丽,不只在自然风物,还有故乡人的质朴、憨厚、平和、大度,以及由此构成的一道道人文风景。
老家没有山,但有肥沃的土,丰沛的水。有了土,就有了庄稼、树木;有了水,村庄就有了灵气,人就有了精神。
每到春天,那漫无边际的绿,高高低低的绿,深深浅浅的绿,加之有名无名的花儿点缀其间,着实叫人心醉。这时,片片白帆从村前的川里河飘过,悠长的牛歌飘荡在绿野的上空,红男绿女出入田间。原来灰褐色的不起眼的或远或近或簇拥或独立的泥草房,静静地停泊在无边的绿波之中,整个村庄、原野也就有了古典般的诗情画意。
而到夏天,色彩有了变化。有些绿更浓了,更深了,而有些绿,却开始转黄。这时,布谷鸟“刮哥刮哥”,在成熟的麦田上空飞来飞去,催促人们收割、播种。柴刮刮们在芦苇丛里跳上跳下,开始筑巢、育雏。一场紧张的抢收之后,插秧开始了。老牛拉着水车吱吱呀呀地唱,风车洁白的帆在不停地转,把一股股清亮的河水送入秧田。看着那一片片白亮亮的水面上转眼写满了绿色的诗行,一只只白色的水鸟上下翻飞,即使不是诗人的俗人,心中也会长出诗来。
夏天,也是老家最浪漫的情话。每当夜色降临,村中的社场上便是纳凉的绝佳去处。吃罢晚饭、洗完澡的男男女女,手执蒲扇,提着凉席,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在麦子的余香中,男人们抽着旱烟,天南地北地胡侃;女人们三个一簇、五个一团,聊起没完没了的家事私密事;步入谈婚论嫁年龄的青年男女,这时则悄悄地避开父母,流连于绿树丛中、田间小路,呢喃缱绻。有时,忽然瞥见偏居一隅的中年妇女裸着上身纳凉,吓得掉头就跑;小孩子呢,最不安分,东奔西跑,满场乱窜,或捉提着小灯笼的流萤,或扎人堆躲草堆,尽兴地捉迷藏;也有躺在舒适的凉席上、枕着妈妈大腿的,在数天上的星星,寻觅故事中的牛郎织女……这时,夜风轻轻吹过,上帝的手温柔地抚摸着芸芸众生古铜色、乳白色或粗或嫩的肌肤,天地之间,一片恬静。人们说够了玩够了也笑够了,于是鼾声四起,酣然入梦。
秋天是老家最丰盈的季节。金灿灿的稻谷刚从乡亲们的锨中扬起,鼓鼓的黄豆荚又哗啦啦地登场;玉米,挺着丰满的胸脯,多情地等着农人;高粱羞红了脸,向大地颔首致敬;垄中的山芋,迫不及待地支开泥土的缝隙,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金色的外衣卸去了,彩色的裙裾褪下了,收获后的田野,此时正像刚刚分娩后的母亲,裸呈于人们的视野,脸上荡漾着无边的幸福。
而冬天,则是老家闲适的时光。该收的收了,该种的种了,该施肥的施肥了,还担心什么?于是,有人运筹起来年的农事,有人搞起了家庭副业,而妇女们则开始张罗起过年的事了。比如给孩子买件新衣服啦,给老人做件棉袍啦,给自己的丈夫做双棉鞋啦,还有哪家哪家祝寿娶亲要准备人情钱啦……这时,凛冽的北风从西伯利亚匆匆赶来,捎来上帝签发的纷纷扬扬的洁白的名片,春节临近了。庄里杀猪的杀猪,宰羊的宰羊,蒸馒头的蒸馒头,做豆腐的做豆腐,扫尘的扫尘……满村洋溢着欢声笑语。彩色的年画,彤红的春联,脆响的鞭炮,又将老家的男女老少带入全新的一年。即使在那些困难的岁月,乡亲们宁可平时节俭,但过年时总还得想方设法,尽可能地装点些欢乐,最起码把家里家外打扮得亮亮堂堂,一来图个吉庆,二来寄希望于未来。
春节,是增进人与人感情、消解人与人隔阂的大好机会。除夕夜,全家人围在一起,嗑着葵花籽、瓜子,吃着花生,说着闲话;小孩子则吃着糖果、大糕,缠着大人讲故事,全家喜乐融融。那时,还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很少,所以,小孩子不一会就困了。临睡时,大人发给他们开口糕果,再三叮嘱不要乱说话,生怕说出什么不吉利的话来,晦气。大年初一,是老家最热闹的一天,也是最神圣的一天。这天一大早,全村的男女老少在吃完汤圆之后,纷纷外出拜年。小孩子们背着空书包满庄子磕头,要来花生糖果葵花籽一趟一趟往家跑,头上直冒热气;大人们呢,今天全像换了一个人,变得格外和蔼客气,即使以前有过什么恩怨,有过什么不愉快,甚至红过脸,交过手,但此时见面,双方肯定是笑一笑,抽支烟,道声好,新年大吉,大发大发。感情深的,顺便坐下来,叙叙旧,拉拉家常,然后,拿出山芋干酿制的烈酒,烧几样可口的家常菜,喝它个天南地北,一醉方休。
初一过后,就到了吃春酒的时候。咱老家的农民最讲究礼尚往来。只要哪家请吃春酒,那无论如何要还礼。于是,今天吃这家,明天吃那家,兴起一波一波吃春酒的热潮,不到元宵节过后是很难结束的。若是长期在外的游子此时归来,村里更是乐翻天,这家请,那家带,永远是上宾。正月初六、初八,是大家公认的好日子,在咱乡村,娶亲祝寿办喜事的特别多,那自然又是一番热闹。
三
时间的脚步,前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的农业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原有的大集体、大锅饭寿终正寝。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的老家和全国各地一样,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们分得了土地,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命运的主宰,从思想观念到生产力都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且看今日家乡,地,还是那些地,但粮食产量却翻了几番;人,还是那些人,精神面貌、生活质量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一系列利民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后来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肩头的重负减轻了,人人不再为日常生活而发愁。但伴随着 “农民工”大潮的持续高涨,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一些青年人甚至中年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一个个鱼贯似的走出家门,到深圳,到上海,去苏州,去无锡……哇,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开始,一到农忙时节,这些外出打工的还能回来,现在,回来的却越来越少,除非春节。有的干脆在城里安营扎寨,甚至把老婆孩子也接去。这可苦了留守一族。那些老父老母,不得不重新挑起家务和种田的重担;那些难以随夫出去的妻子,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是耶,非耶?幸耶,不幸耶?真是难以说清。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外有出息、挣大钱?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好?难得现在有这样的机遇,要是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作为早已定居在城市的游子,我也只能怅然一叹!
这几年,每当春暖花开或是清明节的时候,我总是抽出时间回老家看看,一来祭祀已逝的先人,二来看望那些七零八落的老友亲朋。“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话果然应验了。满下里的孩子,瞪着惊奇的大眼睛。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只好找我的同辈或是比我稍大一些的长辈谈谈玩玩。有时,想找一个人实在难,不是铁将军把门,出去有事,就是随儿女进城带孩子去了。就连我的同胞兄弟,也大多远走高飞。原先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村庄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有些可怕。尽管泥草房如今已变成楼房瓦屋,尽管烂泥路如今已变成了水泥路,但人气却散了,村庄几乎成了空空洞洞的躯壳。好在干部还在,田里的庄稼、四下里的树木还在,大大小小的河流还在,村头的大喇叭有时还响几声,宣示着这个村庄还有人在苦苦地坚守。但不知能坚守到什么时候?
“老家”,这个令人钟情的字眼,令人一想到她就心中温暖的字眼,但愿她不仅仅是一个词,一个只躺在辞书里的抽象的词。
但转而一想,又释然了。“老家”难道就仅仅指故乡和故乡的那个家么?咱大中国哪里不是咱的家?!咱这蓝色星球不也是咱人类共同的老家么?你还怅惘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