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时代大潮涌入夔门。重庆这个封闭的“铁屋子”也悄然发生着变化……1919年五四运动后，重庆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迅速增多，科学与民主思想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愚生、吴玉章、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陈毅、杨�公、张闻天等一批时代先驱纷纷宋重庆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一时之间重庆的舞台上，众星闪烁，异彩纷呈……
陈愚生的开拓之功
1920年底，受川东道尹叶炳臣推荐，陈愚生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
陈愚生，四川泸州人。1911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民国初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9年7月1日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副主任、主任，《少年中国》月刊经理。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进步社团，荟萃了众多时代精英，会员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都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
陈愚生以愚公自许，他对社会改造有着“种树期成荫，移山任笑愚”的胸怀。他的思想一度比较倾向共产主义。他在1921年重庆联中自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不是马克思才有这种理想，何以今马克思独享盛名，读道社会主义，莫不是推为鼻祖呢?这就因为前此倡社会主义的，只是一种理想，到了马克思才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故。”
虽然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已经绿了大江南北，但在僻处西南的重庆，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只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展开，而以这两者为载体的重庆教育界犹如一池死水，学校多被守旧顽固势力把持，学款常被军阀挪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仍是老一套。
陈愚生来渝后，迅速改变了这种局面。他以一个新时代开拓者的胆识，大刀阔斧地撤换了重庆几所主要学校的校长，把具有新思想的熊俊、张方谷、沈懋德等人分别委派到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校任校长。同时，还将一批从京、津、沪、宁及国外回到重庆，深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引进教育界，这批人到来后，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训育方法，改变了国文、伦理、修身等课程的内容，并允许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有择师的自由等。在陈愚生等新人物的带领和倡导下，重庆教育界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和最有生气的领域。
为了给重庆“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1921年2月1日，陈愚生在鲜英的支持下，在白象街创办了《新蜀报》。开始“猛向最顽固、最腐臭的旧社会基址作不断的攻袭”。开办后仅三个月，《新蜀报》就因为支持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谴责买办商人毒打学生的罪行，谴到军阀嫉恨，被勒令停刊改组。经多方斡旋，始得复刊。1922年上半年，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陈毅、周钦岳先后被聘为该报编辑，陈毅和周钦岳均于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者还是重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团地委”)的书记。次年夏，共产党员萧楚女到《新蜀报》任主笔，开始系统地向广大青年介绍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无情地抨击时弊，解答青年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受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欢迎，《新蜀报》的发行量由原来500份猛增到10000份。在陈愚生、萧楚女、周钦岳等人的先后努力下，《新蜀报》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正当陈愚生意气风发，准备在重庆做一番事业时，他的妻子金绮留下不足两周岁的女儿，撒手人寰。1921年5月，陈愚生怀着悲痛之心前往北京奔丧。7月20日，李大钊参加了陈愚生夫人金绮的葬礼。李大钊与陈愚生是留日同学，私交极厚，陈愚生在北京的住宅就与李大钊相邻。
办完丧事后，李大钊商请陈愚生以为夫人守墓为名，在陶然亭旁的慈悲庵内租用了两间南房，作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北京地方组织秘密工作场所。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中共早期革命领袖都曾来此开过会。这两间房现辟为“李大钊纪念室”。
这年暑假，在陈愚生、刘泗英的提议下，由川东道尹叶炳臣出面，聘请了北京和南京两地的学者高一涵、陈启修、陶孟和以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同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在暑假期间来重庆讲学，分两处进行学术演讲。一处设在重庆总商会，由来自北京的学者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主讲。一处设在巴县中学校内。他们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情况，并针对重庆青年身受封建势力严重束缚的问题，宣传男女平等、社交公开、教育革新。“暑期讲学会”持续了近一个月，在重庆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回川后，陈愚生又参与发起了重庆裁兵运动。那时，四川军阀由于长年内战，军队数目恶性膨胀。陈愚生认为，对于军阀，民众虽然不能“强去虎豹之爪牙”，但是应当有勇气集众人之力“设法去虎豹之爪牙”，必要时，甚至可以抗粮抗税为最后手段。鉴于此，陈愚生与蒙裁成、周钦岳等人发起了重庆裁兵运动。1922年10月26日，包括学生、工人在内的重庆各界群众5600余人举行集会，宣告“重庆裁兵促进会”正式成立。陈愚生在会上发表演讲，激励大家“坚持今日此志彻底实现”。会后，与会全体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刚刚成立的重庆团地委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以学生、工人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重庆裁兵运动，标志着重庆人民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23年，陈愚生对社会改造的兴趣转到“开发大西北”，担任了新创办的富川储蓄银行的协理，着手为实现“开发大西北”的计划积蓄力量。遗憾的是，这年6月，伤寒病夺去了陈愚生的生命。
陈愚生在重庆的一系列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等对重庆马克思主义运动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都是由他直接或者间接介绍入川的。在重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陈愚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
恽代英的旅行读书团
1921年10月，恽代英离开白云黄鹤的武汉，逆着当年李白乘舟东下的河流，来到重庆。他是应陈愚生的约请，到泸县川南师范任教的。
他到重庆后，即去走访于当年暑假应邀来渝讲学的邓中夏，但邓已离开重庆。23日，他应邀到重庆联中讲演。据听过演讲的重庆联中学生危石顽回忆，恽代英“小个子，戴深度近视眼镜，穿一件鱼肚白的洋布长衫，显得很突出。”恽代英新人物的风度，给闭塞的川中青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在重庆联中的讲演中，以“青年应该怎么做?”为题，猛烈地抨击了那个“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互相争杀” 的靠不住的政府，指出了青年肩负的社会责任。他说：“现在要说青年有希望无希望，只看我们青年努力不努力。什么全要靠自己，靠别人是不行的。”他以极大的愤怒列举了四川军阀给人民造成的种种灾难之后说：“我敢说现在社会仍是有希望，只怪我们不做，怕什么!责任在我们身上!至少一个人应当想到我们将来对社会做点什么事。所以中国要靠我们，任谁都是靠不住的。”
恽代英的演讲在联中的学生中激起强烈的共鸣。重庆联中当时在校长熊俊等人的主持下，一派求新之气。他们非常希望留住这位学问渊博、思想激进的先生。为此，联中的教务主任连同学生代表十余人一起找到恽代英，言辞恳切地挽留他作该校的训育主任，大有“拦劫”之意。恽代英婉言谢绝了。随后，他又到川东师范演讲，给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恽代英在重庆只停留了5天，就动身到泸县。他任教后，积极努力地开拓革命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将火种撒遍川南。他在泸县发展了四川的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1923年1月，恽代英离开泸县，应吴玉章、王右木之约，要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乘着寒假之便，带着追随他离开泸县的张霁帆、余泽鸿等9名学生，组织了一个旅行读书团，到重庆江北刘家台，在染织厂附近，离嘉陵江不远的一处农舍里，租了三个房间，安顿下来。
青年们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每天按时学习。学习时因为桌凳不多，有的坐到了床上，有的索性就坐到恽代英的桌上。英文由恽代英教，国文和社会科学自修，疑难处互相讨论，由恽代英做总结。在附近的治平中学可以借到必要的书籍。如逢晴天，大家就在附近坟地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年龄小而活泼的，还喜欢爬上树去读。这种学习方式，很对学生的胃口。
生活方面，伙食由集体自炊。生活费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各尽所能，大家身上的钱，不论多少，都拿出来公用，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小集体。
学生们对这种生活非常满意。恽先生说，开学时步行到成都，到了暑假，还要同游峨眉。让他们生出孔子门徒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之慨，感到真是有趣。
孔子周游列国传播文化。恽代英的旅行读书团则在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恽代英一向主张学生应当参加革命实践，重庆学校多，学生多，正可以施展。活动首先从附近的治平中学开始。大家一方面帮助治平的学生组织读书会，向他们介绍一些应读的书如《共产党宣言》等，一方面通过他们的介绍，与重庆联中、巴县中学、川东师范、二女师等认识的同学建立联系，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在他们中间展开活动。这样就如以石投水，一个个圆环式的波浪，就向周围越来越大地展开了。
这些学校的学生，三三两两地到刘家台，无论学习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家庭婚姻等问题，大家都来请教恽先生，而恽代英深入浅出的解答，最终使大家怀着对革命的向往，满意而归。
通过恽代英的旅行读书团在重庆的活动，不少学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连有些原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如治平学校的老师陈小寅等，也开始转向。
恽代英在重庆活动期间，还对重庆地方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并向团中央反映，对地方团的“指导者”唐伯�的作风提出严厉批评，并认为重庆地方团的最大缺点是缺乏办法。他对重庆地方团的意见，是后来促进团中央下决心派萧楚女整顿重庆团地委的原因之一。
恽代英在重庆活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于重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曾说：四川青年受恽代英影响的“特别多”，从“四川那样的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有九个是受了代英鼓舞的吧!”
邓中夏与二女师择师运动
1921年7月下旬，时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邓中夏，与黄日葵等人一行，应陈愚生之请，到重庆参加暑期讲演会。在历时40余日的讲演中，他针对重庆青年遭受封建势力严酷束缚的现实，以男女平等、社交公开、教育革新等为题，进行讲演。同时，向青年们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字申。
邓中夏等人的讲演在重庆青年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特别在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重庆二女师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重庆二女师，全称是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创办已经7年，是川东地区女子的最高学校。当时，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重庆几所主要学校的校长已经换成具有新思想的熊俊等人。在教育界的一派新气象中，二女师的学生却深受学校封建管理和教学之苦。校长长期不到校，主持工作的教务长认定“女子学问幼稚，不能独立”，连几个女生剪发，也要“重责无赦”。为此，二女师的学生在邓中夏等人演讲的启发下，决心要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掀起了择师运动。
邓中夏对二女师学生的处境十分同情；支持她们的择师运动，并亲自为她们修改驱除不称职校长的宣言。在渝期间，他住在小井4号刘泗英的家里，二女师择师运动的骨干在学生会长钟复光的带领下，天天都去他那里，听取他对择师运动的指导。
在邓中夏的指导下，8月22日，二女师的学生到川东道尹公署请愿，要求撤换长期不到职的校长。9月开学后，以钟复光、萧长华、文秀娥等为首，举行罢课。二女师学生自治会还油印了宣言、传单、专刊，分送各报馆、学校，并派代表向省长刘湘请愿。二女师学生出版的《人格》日刊宣称，“此次运动：完全为女子教育前途改良和向上起见，并非对人问题，我们此次运动所以再接再厉，不肯罢休，是为着我们学校得不着好校长，便得不着好教员，便不能够把学校革新。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读书哪有进步的希望?当此学术竞争时代，我们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
二女师学生的择师运动是一场反对封建旧教育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标志着重庆女青年的进一步觉醒。择师运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最后以省署另行派人组织临时校务维持会，允诺物色新校长而胜利告终。
择师运动结束后，邓中夏于10月上旬离开重庆。但是他仍然关心着他培育的这些青年的思想，专门写信给他们，信中有一首诗叫《问》：
光明在山顶上，
可是山前山后，荆棘丛丛，
山左山右豺狼阻路，
青年朋友们，去呢不去?
不用说，他期望这些热血青年们不要害怕前方道路崎岖，奋力追求光明和真理。
萧楚女整顿团地委
萧楚女，原名秋，字树烈，笔名楚女，1893年出生于湖北省汉阳鹦鹉洲。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宣传家和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人。1922年9月到1925年3月，他两进夔门，三上渝州，播火种于巴山蜀水之间，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四川和重庆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 组织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萧楚女第一次来重庆，是1922年9月。他由恽代英介绍入川，本来准备去泸州川南师范，却被重庆联中校长熊俊“拦劫”，准备留在联中任教。不料熊俊在这时被军阀撤换，重庆联中由是发生挽留校长的学潮。萧楚女等人因支持学生运动，相继离校。随后，萧楚女、熊俊等人在陈愚生的支持下创办了重庆公学，专门接收重庆、成都、泸州等地因从事学生运动而被开除的学生。在重庆公学遭当局逼迫解散后，萧楚女到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课教员，并任杨森军部秘书长，做杨森的工作。1923年6月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编，兼在省二女师任教。
“谁得到青年，谁就得到胜利。”萧楚女常讲这句话。萧楚女所到之处，以报纸和学校讲台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积极从事青年运动。他在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自编国文讲义，将鲁迅的小说、《新青年》的文章等列为教材。课余，他鼓励成立读书会，广泛阅读新书报，还指导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新蜀报》则为萧楚女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宣传阵地。《新蜀报》的社论和评论，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积极反映民众的疾苦。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文字流畅，深入浅出，生动感人，不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十分仰慕，广大商人、市民、店员、学徒也喜欢阅读，在群众中很有影响。为了引导青年走向革命，他在《新蜀报》上专门开辟“社会青年问答”专栏，解答青年们最为关注的读书、就业、婚姻、家庭等切身问题，诱导青年透过各种社会现象，认清社会制度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萧楚女不懈地在青年中传播真理，而他的独特魅力和才华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他们说，“萧先生是我们青年的百科全书!”“萧先生是我们青年在黑暗社会里的开路人!”很快，在他的周围就集聚了一大批渴望光明、敢作敢为的优秀青年，他们以后都投身革命，有的人更成为四川乃至中国革命的中坚分子。
1924年1月萧楚女曾到上海，在团中央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8月他仍回重庆任《新蜀报》主笔，继续领导重庆的青年运动。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重庆地区已于1922年10月9日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但是，重庆地方团在成立之初还很幼稚，领导不太得力，发展比较缓慢，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团中央对此一直不甚满意。1924年9月1日团中央又得知重庆、成都、沪县三个地方团与国民党“缔约”并接受其津贴的事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组织原则，决定解散这三个地方团，委任正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萧楚女任驻川特派员，全权处理重庆团地委的问题。
但是，重庆团地委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指导者”唐伯�的鼓动下，对萧楚女不信任，甚至进行攻击。
虽然受到无端的攻击，但是萧楚女并没有急于亮出“尚方宝剑”解散重庆团地委，而是静下心来，仔细调查。不久他便发现，团地委完全不知道缔约事件，此事纯属一个团员潘学海的个人行为。而重庆团地委虽然“指导者”唐伯妮生活腐化，素质极差，但以杨�公为代表的大多数团员却都是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干练之才，只要善加整顿，团组织便可摆脱“狭小”“幼稚”的状态，发挥真正的战斗作用。
于是，他一方面就潘学海缔约问题如实向团中央汇报，澄清了事实；另一方面开始着手整顿团地委，团结反对过他的杨�公等多数，集中反驳唐伯馄的攻击，谋求整个团组织的团结。
就在萧楚女的工作渐有成效之时，11月中旬，重庆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德阳丸案”事件，由此引发了重庆人民的反日斗争。萧楚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锻炼重庆团、提高全团素质的良好契机，他立即推动重庆团地委积极投入这场反帝运动，并迅速成为领导运动的中坚力量。
此时杨�公尽管对萧楚女仍有成见，但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杨�公毅然抛开个人意气，与萧楚女合作，两人并肩战斗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共同领导了这次反日斗争的胜利。事实证明，这场反帝斗争成为重庆团地委摆脱“研究小团体”，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转折点。
通过这场斗争，萧楚女对杨同公坚强的信念，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他不计前嫌，积极支持杨�公出任重庆团地委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改选。在萧楚女的指导下，杨�公、童庸生、罗世文等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分子被选进团地委担任主要领导。
萧楚女整团，这是四川共产主义传播和党团创建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通过整团产生的以杨�公为首的团结、坚强、很有作为的重庆团地委，日渐成为全川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为在重庆建党和建立统一领导四川党组织的中共重庆地委奠定了基础。
张闻天奋斗在“死人之都”
1924年10月，张闻天辞去中华书局的工作，买舟西上到了重庆。
他受聘于重庆二女师，主要讲授英语，一周12节课。
尽管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并留学日本、美国，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相当的了解和信仰，但张闻天此时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更醉心文学创作，已是颇有名气的新文学作家。
暮气沉沉的重庆，令张闻天感到莫名的压抑，“试跑出通远门或是过江赴江北新城，在我们眼前面所能看到的只有重重叠叠高下不齐的死人的坟墓，除此之外，就什么也很少了。……一切生人应该享受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死人占了去!”
他把重庆叫做“死人之都”。他要给死人之都注入一些清新的气息。他利用学校讲坛和报刊，鼓吹“五四”精神，宣传新文化，主张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反对旧道德，旧制度。
二女师位于重庆城里临江门附近的文庙后山，学生们非常喜爱这位才情横溢，满脑子新思想、新观念的张先生，有一次上课，他在黑板上写下“Loveis life”(爱即生命)一句，然后大加发挥，学生们都听入了迷。
大约在1925年2、3月间，他在《新蜀报》上发表了题为《“野合”》的文章。文章写道：“中国的旧礼教向来不把女子当做人的”，“中国女子在这种旧礼教下所处的地位差不多是一种长期卖淫的地位，因为她们除了陪丈夫睡觉，生小孩子，理理家事之外，什么事也不得过问。”
重庆教育界的封建卫道士们对张闻天激进的言行非常恼怒，在地方军阀王陵基等人的支持下，他们向张闻天发起了恶毒的攻击，散布有关张闻天给女学生梳头、张闻天和女学生自由恋爱的“桃色新闻”，张闻天被迫离开了二女师。
但是张闻天并没有屈服。他受聘川东师范后，指导那里的进步学生创办了《南鸿》周刊，并写作了其中的主要文章反击黑暗势力。他要冲破“死人之都”的沉闷，代之以活泼的、自由的空气。
在一篇文章中，他大声呼吁青年朋友把“生命变作狂风，变做暴雨，把世界上一切肮脏的东西扫荡一个干净”。
张闻天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共产党人萧楚女和重庆团地委的杨同公等人早就注意他，欣赏他了。杨�公四处组织党团员支持他，萧楚女则直接用大气磅礴的文章同张闻天联合作战。
重庆团地委以平民学社的名义创办了《爝光》周刊，张闻天和萧楚女在《南鸿》和《爝光》上大量撰文，宣传阶级斗争，抨击反动势力，支持革命运动，并肩向反动势力结成的“神圣同盟”发起了反攻。
置身于与黑暗社会作斗争的漩涡，张闻天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重庆的旧势力压迫他，却是他的“良教师”，他“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
《南鸿》和《爝光》的战斗火焰把重庆变成了一个造反的大世界，引起了反动势力对张闻天更大的忌恨。
“神圣同盟”的总后台、反动军阀王陵基终于暴露了狰狞的面孔，5月中旬，他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悍然下令将《南鸿》和《爝光》封禁，并勒令张闻天、萧楚女等人限期离开重庆。
张闻天已经不是初到重庆的那个忧郁的青年了。在这里，他结束了个人生活中苦闷的“梅雨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带着山城重庆的硝烟，他回到“五卅”前夜的上海，在暴风疾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 任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