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神思篇虚静说柬释》的读书札记。文章短短二三千字，却对历来注家关于《文心雕龙・神思篇》中“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这个命题所作的阐释，提出了完全崭新的见解。当时学术界在经过一段短暂的活跃后，重又袭来了一阵高过一阵的大合唱式浪潮，这棵小小的“野草闲花”，自然就淹没在这股愈来愈猛的浪潮中了。但在一部分对文学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中，是受到了一定的注意的。作者的名字是王元化，熟悉的人知道，这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理论工作者。
风云幻变，忽忽十五年过去了。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刊出了同一作者的《释拟容取心说》。读者中的有心人高兴地看到，作者别来无恙，而且仍在认真地致力于《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宝库的研究。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独立见解，很快引起了辩难驳论的商讨，作者也发表了坚持自己论点的文章，这是学术繁荣的大好景象。而在前几年，批评非讨伐即判决，是不容许申辩和讨论的。正是经历了漫长、寒冷的隆冬，方才迎来了名副其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深埋土中的野草闲花，在春风的吹拂下，终于破土出见天日了。现在，包括这相隔十五年之久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在内的一部《文心雕龙》研究新著――《文心雕龙创作论》，已经由作者王元化写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本新著，分为上下二篇。上篇包括三篇论文，分别讨论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以及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下篇包括正文八篇、附录二十一篇，分别探讨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八个问题：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艺术想象、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最后是关于创作的直接性问题。
凡对古代文论稍有涉猎的都知道，《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含义丰富，文字凝炼，对它的研究始终面临着两个比较复杂困难的问题：一个是名词用语含义的诠释，另一个是全书所表述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的原有意蕴的阐发。这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缺一不可。
从第一个问题来讲，历来的研究者在诠释、访解书中的概念、名词和术语等方面，曾经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古代论著用语缺乏科学性，同语异义的专门名词更是屡见不鲜，因此不免常有曲解之处，造成后来者的迷误。认真的研究者一方面固然应该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又决不能无选择地因循(甚或剿袭)旧说，人云亦云。例如一个“道”字，这是《文心雕龙》中至关重要的专用名词，《序志篇》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故《文心雕龙》开宗第一篇就是《原道篇》。但是，刘勰另外两篇著作《灭惑论》与《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也都反复说到“道”。《灭惑论》且有这样一段话：“至道宗极，理归乎一。……梵言菩提，汉语曰道。”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原道篇》和《灭惑论》都是阐明同一个“道”的概念，并进而判定两者可以互训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并不仅是训诂学所能解决，而是首先必须考察《灭惑论》与《文心雕龙》虽属同一作者，但性质各异，前者是“一篇属于佛教教义的论文”，而“佛学著作，名相纷繁，前人早称难读，原因在于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特殊用语”(见本书二十三页)。《灭惑论》中的“道”，是一个经过汉化的专门名词，即指佛法，跟《文心雕龙》中的“道”(儒家的道)是内容含义根本不同的概念。只有区别二者的不同，方能正确理解《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体系。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上篇的《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一文中，就有极为精辟的论证。
还可再举关于“物”字的诠释，来说明名词用语诠释的重要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书，详征博引，是同类著作中的巨制，至今很少有人敢逾其规范。范释《神思篇》“神与物游”句，取黄侃之说，作“外境”解，但在释下文“物沿耳目”句时，却作截然不同的“事理”解，这就容易令人产生种种误会。本书作者认为，“物”字若作“事理”解，从训诂说是失去了本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只有感性事物(外境或自然)才能够被感觉器官(耳目)所摄取；至于‘事理’则属抽象思维功能方面，决不能由感官直接来捕捉。……说抽象的事理可以通过作为感官的耳目直接感觉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见本书七十八页)。因此，《神思篇》中的物字之训，前后并无歧义，即王国维《释物篇》所考“杂色牛”的训释，引申为“万有不齐之庶物”，这才是《文心雕龙》所论心物交融说的“物”字的正确含义。本书作者在《释心物交融说》的附录《心物交融说“物”字解》一文中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再从第二个问题――阐发《文心雕龙》表述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的真实意蕴――来讲，这更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既要敢于突破旧说，又要避免用今天现有的文艺理论去任意比附，以致生搬硬套，乱贴标签。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工作：一是力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弄清原有意蕴的本来面目，“并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去追源溯流，进行历史的比较和考辨，探其渊源，明其脉络”(见本书六十八页)。这就是收入本书的《创作论八说释义》，作者称之为“正文”。另一件工作是，“除了把《文心雕龙》创作论去和我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外，还需要把它去和后来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进行比较和考辨”(见本书六十九页)，这种比较和考辨同时也包括了外国文艺理论在内。这就是收入本书分别放在正文之后的附录，这是仿照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体例，使作者的意见从多方面得到发挥。附录也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看来，《创作论八说释义》及其附录，是本书最有创见的部分，作者有意识地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内引进新的研究方法，这几乎在每篇正文和附录中都表现出来。而正文和附录，又各有侧重：正文主要在于清理，附录则在辨清理论的实质意蕴之后，作进一步的探讨，并进行一定的批判。
这里试以本书《释杼轴献功说》一组文章为例，来说明作者如何进行清理和批判。这组文章探讨的是艺术的想象问题。《神思篇》说：“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注家向来把“杼轴献功”一语，释为“文贵修饰”。作者独据陆机《文赋》“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认为这指的是文学的想象活动。但二者不同的是，陆机把重点放在想象的独创性上面，而刘勰则把重点放在想象和现实的关系上面。明白这点，就能看出刘勰所以比他同时代其他文艺理论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的地方。但是，又不能不看到，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刘勰“并没有始终贯彻这一看法，有时他又片面夸大了想象活动具有突破感觉经验局限的性能”，因而“看不到想象活动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这个先决条件”(见本书一百页)。这是一。其次，“同时也必须看到，刘勰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使他不可能不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见本书一○二页)，说明他摆脱不掉时代和社会所给与他的深刻影响。这造成了刘勰自己所提出的想象论的局限性。本书就是通过这样比较深入、细致和严密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一系列问题的剖析和论证的。
作者在本书《后记》中告诉我们，他这本书是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断续写成的。这说明席卷了整个一代人的狂风骇浪，也并没有冲掉他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作出一定贡献的决心和毅力，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这本书在许多问题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开出了一条新路。当然，书中的不少论点和方法，都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读者来说，我们是十分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议和讨论出现的。作者在《后记》中转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中所引伟大诗人但丁的诗句：“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我们相信，这本自具特色的著作，将会引起读书界的普遍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