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傅斯年
国人共悼蔡先生
1940年3月5日，这一天，蔡元培逝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学贯中西的通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在香港溘然而逝。
同一天，蒋介石发来唁电。
两天后，毛泽东发来唁电，褒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同日，蔡先生遗体入殓，由蒋介石的代表吴铁成主祭。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
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
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走了，走得异常的安静，连遗言也没有来得及嘱咐，我们迄今所知的“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遗言来自于蔡夫人的侄子周峻之口。
历史的重任交到了蔡元培的手上
蔡元培的地位来自于他的成就，而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作为北大校长而获得的，即使在今天，只要谈起教育改革，言必称蔡。
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
当时北大的名声不好，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冯友兰说：“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
在当时的北大，学生无意学习，老师无心教学。蔡元培在纠正校风、学风发表了一次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己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蔡元培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出任北大校长时，给自己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的校长尽管也是政府任命，但蔡元培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
蔡元培深知，要改变学风，需从整顿教师入手。学生不喜欢听课、不爱好学术，教师自然难辞其咎。蔡先是三顾茅庐，请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之后又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这两人后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相继聘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此外，还有章士钊、李四光、梁漱溟等等，这些闪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上空的巨星们，齐集北大。
经此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当时北大教员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这样的年龄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阶段，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一代名家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正是有了这批教授与学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火才能熊熊燃烧；正是这批教授和学生，日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脊梁，而将这些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蔡元培所独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育思想。
假如没有蔡元培，当时的北大学生可能还会继续做着“升官发财”的大梦，哪管国危民困，正是在蔡元培的治理下，北大才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整个民族的新的精神摇篮。■编辑/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