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义―意味”的语言存在形态，“风”――民歌，构成了一种认识与社会形态；我们的一切文化与文明，竟然都在这个“意义―意味”里面。除了体裁，受地理地貌、生产方式、方言土音的影响，中国民歌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也是异彩纷呈、繁复多样，华北平原（包括东北平原）、西北高原、新疆绿洲、内蒙古草原、西南高原（有汉族、少数民族、单声、多声之别）及江南、江淮、江汉、闽台、客家、青藏高原十数个民歌分布区，每区都有代表性的体裁和相对统一的音调结构和风格，在相互接连的地带又有交流和融化现象，形成了中国民歌音乐色彩斑斓、诸多歌腔竞发的格局。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关注“风”――民歌的原生态。
兴：草根精神
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对中国人来说，“风”与俗结合就是文化的形态复制或者再造。
“风”保留的不是简单的文化文明形态，而是超出了文化文明的原生态。《易经》中记载了一首上古歌谣：女承筐，无实；士�羊，无血（归妹上六）。《吴越春秋》里记载了下面这样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称之为“黄歌断竹”，确认其为黄帝时代的“猎歌”。
“郑卫之音”，即郑、卫两国（今河南中部与东部）的民间音乐。这一地区早期是商民聚区。“郑卫之音”，实际上就是保留了商民族音乐传统的“前朝遗声”。由于它表达感情的奔放、热烈和大胆，也内含着某种团聚意识，因而使独宗“雅乐”的周王室及其维护者常常加以排斥和否定。所以，只要有“风”，就会激发爱国主义、民主精神；相反，如果脱离了“风”，他的一切主义都是政治说教或者是精神文化上的偏执。汉代的大赋，盛唐诗歌，以及乐府诗歌，都有这种原生态的蓬勃健康。齐宣王（前320―前302在位）说：“寡人今日听郑卫之音，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他的评价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僵化凝固的雅乐的厌弃和对活泼、清新的俗乐的热爱。相反，维护并力求恢复雅乐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则“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第十七》）。系统反映儒家音乐思想的《乐记》里也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正由于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居于极特殊的地位，“郑卫之音”便始终成为靡靡之音的代名词。直到近代，这个公案才得以推翻，恢复了它的历史面目。这就是“风”的草根般的生命力所在。
观：文化融合
在当今世界交流中，“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关键词和核心内容。越来越多的异民族间的隔膜与分歧都似乎可以从“文化差异”中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可行的解决办法，世界人文主义正成为人类共同努力遵循的精神，人们试图通过文化建构达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风”，使得现代人类认识到自然原生态与人类生命的关系是一体的，也发现了人生活在文化的“生态”里，而且，自然原生态的回归同时也是文化原生态的继承。因此，保护古风和保护生态一样，成了人类必需的文化。
对于风俗，先人有诸多的论及。班固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班固的“定义”说明，人的行为与观念的形成，决定于两个因素，即水土的构成和当权者的引导。然而，孔颖达却疏之曰：“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古代的风、俗是一对相互区别的概念。风是人的常性之和，由于人所处区域的水土等生态因素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彼此相异之风；相对于风而言，俗则是可以改变的，其主观性要大大超过风。
中国南北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论语》引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从吴国季札“观风”的记载，无诗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化风俗、行礼教。“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因此，《诗经》包括了黄河流域中的人的作品，还收罗不到长江流域的楚和吴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算是“化外”。《诗经》不收，不知道或不承认他们的“风”。
“风”作为中国文艺的主要形式，随着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话本的演化，进入了乡村、集镇、都市的文化空间，形成了大众共同的创造。语言表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交流、交际活动，才会使得人有了一个自由的认识和解放的观念。个体的语言因此重新获得大众，获得行动的力量，获得认同。“风”于是才可能成为一种观的内在语言机制。
群：大众取径
儒家、道家自然本体论下的语言观以及佛禅自我心性本体论下的语言观，它们都注重“风”的生态取径。儒家确立的是“风”的社会取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群”，即“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的意思，是讲诗歌具有聚集士人、切磋砥砺、交流思想的作用。儒家重视风，侧重于语用，就是语言同其起源、应用的关系。
相反，道家的人籁、地籁、天籁说，恰恰发现了“风”在直观体验中获得对宇宙本体的洞悟和亲证。这实际上假定了个体内在心理状态与语言状态的同一。这种假定是老庄在断定个体无法以语言把握世界后寻求理论出路的逻辑上的必然产物，却为中国古代体验美学和心理诗学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道家确立的是“风”的自然取径。
相对于儒家以宗法社会为本体，老庄以宇宙自然为本体，佛禅则强调以自我心性为世界本体。在佛教哲学的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人生论、解脱论等众多理论中，心性论一直占据首要位置。佛禅更强调心的超越性由“不立文字”变为“不离文字”，出现了大量的“灯录”、“语录”、“公案”、“评唱”、“击节”、“颂偈”等文字资料，“参”禅变为“说”禅。这种“绕路说禅”的新法要求在刻意的含蓄蕴藉的语言概念中领悟和参证禅意，以及大量民间歌谣的渗透，确立了民歌对精神世界的认证。
怨：情境相融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风”的民众取径，使它也就有了区域文化的性质。随着语言开放的深入、社会文化的发展，民歌将趋向功能和形式的多样化，这就是古人生态风化观的现代翻版。中国民歌的“怨”，也包括生活、认识、精神三个层面，它们的语言机制是一样的。
钱钟书先生深谙中国民间文学的“怨”的艺术，他的《谈艺录》的很多描述，介绍了历史上对精神内化于诗歌艺术的理解――情境相通：
1、现实情境相通：如“万绿丛中一点红，闹人春色不须多。”从这一点红中已经衬出满园春色来了，所以说“见点红而知嫣红姹紫正无限在”。像《诗・小雅・车攻》，写的是马鸣萧萧，旗子悠扬飘荡两件小事，但从中看出军中肃静无喧哗，士兵不乱动，极写军容的整肃。又如《诗・邶风・柏舟》，写心的忧伤，如穿了不洗的污垢衣裳。讲的是一件小事，但诗里写的是一位正妻，正妻有这样感觉，正说明她的身份没有得到尊重，她的性格柔弱受欺，她的处境可悲，即有言外之意。再像《诗・小雅・采薇》，写从前出去参军时，杨柳依依，含有亲人依依不舍的送别的感情。现在归来，大雪纷飞，含有行旅的艰苦，从怀念亲人，到征役的情况，岁月的感慨，都在言外。
2、认识情境相通：讲人心的危而难安，道心的微而难明，那是说理，是理语，不是理趣，不成为诗。如曹植的《杂诗》：“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这是抒情，结合“去去”来说，不是抽象说理，是诗。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人从池塘里生长春草、园柳上鸣禽声的变化中，看到春天的蓬勃生机，这里也有言外之音，是诗。常建的“潭影空人心”，以潭水清澄，能照物影，见到有象的潭水的清净，想到无象的人心的清虚，这是通过有象的潭影来说，所以是理趣。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走到水尽头处，无路可走了，那就坐下来休息，可以欣赏云的起来，悟出随遇而安的道理，这是理趣。再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从具体事物中见道，是理趣。
3、精神情境相通：王船山的《诗绎》论“兴观群怨”，曰：“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常州派说词曰：“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皆西汉“外传”、南宗“活句”之支与流裔也。谷隐“药语”之喻，乃释典常谈。（参观《管锥编》13页引古希腊怀疑派语）《传习录》卷下一友问“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除”，阳明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钱钟书不愧为当代智者，当下明白，言语道断。春秋战国是历史巨大变革的年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观和音乐观，许多观点主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儒家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与政通”，老子的“大音希声”，庄子的“天籁、地籁、人籁”，墨子的“非乐”等，都是弥足珍贵的“思想材料”，反映了中国古代民歌美学思想耀眼的光辉。
现在，世界各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重点都放在外部文化和物质文化上，而不是内部的文化上。外部文化，也就是指文化遗迹、文化设施等等。但内部文化的保护是否被忽视了呢？内部文化才真正体现各国价值的核心，而没有价值的文化是空虚的。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传播并不意味着融合。深入考察外来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和道路，恰恰可以用来复制精英分子与大众的原初文化。
参考书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
2、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
3、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5、《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黄大熹《“中体西用”的文化分析》，《武陵学刊》1999年第2期。
（作者单位：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