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爸爸有一段时间持续发低烧，头晕，脖子右侧还长了一大块硬硬的东西。我和妈妈陪他去医院检查，第一次见到何医生。 2001年的何医生据说是医科大学刚刚毕业没多久的高材生。妈妈皱起了眉头，悄声对爸爸说：“呀，我们真不走运，怎么碰上了个年轻没经验的医生。”何医生显然听见了这句话，尴尬地望了望我们。
爸爸开始住院观察。可是从第三天开始，妈妈就开始念叨：“怎么还没有结果啊，这么不明不白住下去不是糟蹋钱吗？”而何医生，每天也只是例行来查查房，听到妈妈的抱怨也不说什么，还是微笑着。终于，妈妈怒气冲冲地拉着我去找他：“看来我是要找你们领导要求换主治医生了。”房间里一片寂静。何医生只是冷静地说：“我们科的大夫这几天会诊了好几次，张医生他们坚持说你爸爸是癌症，但我认为只是淋巴结核。在没有切片化验的情况下，它们很难区分的。”
我开始上网查询，网上说，淋巴癌容易被误诊，且确诊极为困难，而一旦确定是恶性，切除没有用，只能及时采取化疗，而且，晚期病人寿命不超过半年。
好在几天以后，爸爸终于确诊为淋巴结核，并不是什么癌，只要做个小手术切除肿块就可以了。我和爸爸妈妈，紧紧拥抱在一起。
手术头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妈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要出去，我不知为什么，妈妈说：“我怎么都给忙忘了，要给医生送红包去呀……”我边看电视边不屑地说：“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再说了，何医生也不像那种人……”妈妈瞪我一眼：“小孩子懂什么，现在都兴这个……再说之前……哎，只能希望何医生不要记仇了……”
一个小时后，浑身湿透的她回来了。一进门就喜气洋洋地说：“何医生收下了……我说一定要送吧？”我有点悻悻：“他居然收了。”妈妈倒是乐成了一朵花：“可不。这下好了，你爸的手术没问题了……”我想起何医生那干净的眼睛，腼腆的神情，还有簇新的白大褂，心里竟然掠过隐隐的失望和沮丧。
但两个月以后，毫无征兆地，爸爸又开始发烧，手术前所有症状再一次出现，而且来得更加严重。再到医院检查，亟须再一次动手术。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妈妈所理解的原因很简单：何医生没有给爸爸做好手术。于是大受打击的她逢人就说：“这个医生缺德啊……”“收了红包还不肯好好给人做手术……”来来往往的人们像看耍猴一样看着越说越起劲的她，和在一旁呆若木鸡的我，然后议论纷纷。整个医院像一口沸腾了的锅。
其实后来据其他医生说，爸爸这种病，本来就是容易反复发作的，手术做得再好也一样。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何医生始终没有出来解释过。
在妈妈的坚持下，爸爸转去了省城的大医院，成功地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在街上又遇见了何医生。狭路相逢，妈妈微微驻足，我一阵紧张，以为她又要上去给何医生难堪，但她踌躇了一会儿，最后只当作没看见，扶着爸爸匆匆地与他擦肩而过，同时用一种极为轻蔑的声音“哼”了一声。何医生站在喧嚣的街头，何其落魄，他满脸通红，一缕头发被汗黏在额角。他想要开口，但最终只是咬紧了嘴唇，像一条被暴晒的软弱的鱼。我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跟着妈妈走远。回头，他犀利的目光箭一样向我射来，可是我迅速地低下头去，躲开。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何医生。据说，他离开了县城。
那以后，我不太喜欢说话，我许多的事情都藏在心里，因为在我心里有个不愿提起的秘密。原来在县医院做完手术的当天，何医生脱下白大褂，拍拍我说：“小姑娘，我们出去走走，跟你说点事。”我们绕着住院大楼后面的医院，一圈一圈地走，他的侧影那么好看，鼻梁挺挺的，下巴微微扬起。然后他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将那个鼓鼓的红包塞进了我手里，他说：“姑娘，这钱交给你妈，我还给她,她不会要的。”我说：“你不收她会不安心的呀。”他温和地笑了：“手术做得很成功啊，但，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红包。”我永远记得他年轻而英俊的脸庞一片光明，一片坦荡。
可是，可是这些钱最后没有回到妈妈手里，我用它换来了一条白底碎花的缎面连衣裙，一支睫毛膏和一管粉红色口红。在16岁那一年里，那是我最最渴望的东西。
我大学毕业以后，也将成为一名医生。那么亲爱的何医生，现在的你呢？不管你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安放自己的身心，你可不可以接受我的道歉和感激。为自私的我给你造成的伤害，为即使在被那样误解的时候，你依然用善良的沉默保护了那年那个胆怯无知的少女。
（莺莺摘自《知音女孩情感版》200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