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这一“红线”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就成了迫在眉睫、不得不深思的话题。 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的GDP为39.7983万亿元。按此推算，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历史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这一“红线”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就成了迫在眉睫、不得不深思的话题。
“陷阱”之惑
最近，一组被热议的经济数据，让国人的心像过山车一样上了又下。
据日本政府2月14日披露，2010年日本的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1月公布的58786亿美元少4044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垄断长达42年的“世界经济老二”的交椅，正式被中国取代。然而，按人均GDP算，中国却只有日本的1/10，在全球仅排105位。
中国在向着现代国家、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诸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住房等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失衡，侵犯弱势群体利益等问题，也对经济发展构成了挑战。
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形势严峻，已成为主要矛盾。如不能根治，很有可能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谈及“陷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列举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几大诱因：“第一，收入差距有逐步增大的趋势。第二，居民消费力弱。目前居民消费力处于低水平，35%左右，历史上我们曾达到50%以上。第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第四，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资源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中过度向政府倾斜，甚至某些方面是严重失衡。第五，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现阶段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已经越过了0.4的“警戒线”。专家认为，现在谈“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显得学术化，而是一个现实问题。
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看来，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应用到中国没有意义，因为沿海地区已经是中等收入，且没有下降的迹象；而西部地区还远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所以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观察中国经济时，不能简单地看全国平均数，要看构成平均数的各个地方经济体。”
如何避开“陷阱”？
迟福林在十二五期间提出了“民富优先”的观点，他认为以此为改革导向，把国家的发展变成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消费率也就提高了。而消费率提高了以后，社会的矛盾、社会风险因素就会明显降低，成功避免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陈友俊认为，绕过“陷阱”的“王道”是经济转型。一方面，中国要继续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将增长动力转到新能源、高科技产业上来，以保证现有的增速；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将是未来的增长极――前30年都在搞城市经济，后30年应该让农村追赶城市，让城乡均衡发展，这个过程将创造出大量的GDP。
今年“两会”不约而同地传出一个信息：“十二五”GDP增速目标下调，不再以GDP论英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中国需要强调的是投资效率而非规模，要重视创新，并让更多生产能力强的民企进入主流经济领域，“这样才能确保不停地创造新的增长源泉”。她也强调，“一些积压在体制领域的问题也到了调整的时候了，不单指行政体制，经济体制也需要再调整。”
社会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真正要做的功课其实在经济之外，因为社会改革并不同步。分配领域的调整刻不容缓，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壮大中产阶层，实现“民富”和“共富”，才能从根本上避开“陷阱”。假如中国经济在“十二五”后期陷入低迷，一些社会问题将集中爆发，“将是政府难以应付的”。
韩国经验：城乡协同发展
1980年韩国的人均GDP是1645美元，1995年就达到了11469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市场变革，以及战略产业的保护和不断更新。上世纪70年代，韩国进行了著名的“新村运动”，政府出钱在农村修建基础设施、培养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完善社会保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韩国最终摆脱了贫穷落后，跨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同时将收入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
巴西秘诀：以社保刺激内需
2009年，巴西的人均GDP约为8121美元，已经超出中等收入水准。而巴西央行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10年巴西的GDP又将比上年增长7.8%。巴西高速发展的背后，可以看到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巴西是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富人可以通过缴纳高额的费用享受优质便捷的私立教育、私立医疗，而穷人也可分文不花地享受政府投资的公立教育、公立医疗。尽管大多数公立机构在条件上比不过私立机构，但政府包干式的做法解决了低收入人群的后顾之忧。
住在伊瓜苏的德尔休是一家酒店的员工。他说，老板每个月必须给他支付子女补贴，并为他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我觉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消除社会矛盾的同时，还为强劲的内需和购买力提供了保障，刺激了经济发展。难怪有人说，“巴西人似乎对经济危机无动于衷。”
泰国教训：“二元困惑”
在东南亚，泰国曾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1996年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但令人不解的是，时隔15年后，泰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4100美元。
为什么？一个主要成因在于其一直没能解决好“二元问题”：一是发展过程中经济转型不成功，导致城乡失衡，贫富分化；二是政局的不稳和社会阶层的对立，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如今以旅游业立国的泰国，是毒品和暴力犯罪、艾滋病的集中地。
科迪卡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十几岁时进城打工，在一次遭骗奸后，被一个团伙控制成为卖身女，后又在“姐妹”的诱导下吸上了“K粉”。
像科迪卡这样从农村到城市、从穷人到富人转型路上的“掉队者”，在泰国还有很多。即便在城市，也有大量低收入人群离“中等收入”渐行渐远，他们不满、抗议甚至偷、抢，给泰国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综合摘编自《新文化报》、人民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