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以来，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丰硕。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所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①是比较突出的一部，引起了海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沈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涉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于1993年出版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界反响甚好。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又应出版社要求再版。当时，沈先生有感于因台湾政局变化带来台湾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的冷落与寂寥，希望两岸以这一重要学术领域为契机，加强沟通与了解，共同致力于学术繁荣，将辛亥革命研究推进到新高度。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再蒙出版社的热情邀约，沈先生不顾年老体衰，综合学术界自初版以来近20年之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新思考，对原著进行了修订与增订，推出了长达52万余言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专门探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一家之言。本书的突出见解，笔者以为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
一、认为辛亥革命是当时社会矛盾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史研究，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学者们较多关注革命派的研究，把辛亥革命解释为革命派艰苦奋斗的成功。自80年代起，经过改良与革命的讨论，学者们开始重视立宪派的作用，认为辛亥革命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研究视野有所拓展。沈先生在增订本中，首先突破了以政治派别作为观察革命的唯一动力，观点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合力是促成辛亥革命爆发的全新观点。为此，他从清政府自改革和辛亥革命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辛亥革命是与清王朝‘自改革’相反相成的革命”，指出正是朝廷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这三次“自改革”的层层递进，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人才基础、制度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把辛亥革命研究推向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把革命对立面纳入了研究对象之中，从时段和空间上扩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作者还从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与发动农村的关系，论述了当时下层社会在促成革命爆发和推进中的重要作用，并对以往认为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农村变动而失败的说法提出质疑。从光复会在辛亥革命期间注意联络会党和农民的史实，论证了下层社会和农村有所发动的具体表现。于是，中国社会中最广大群体——农民和下层社会的力量，成为“社会合力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作者在增订本中把满汉矛盾也作为社会合力之一，认为辛亥革命期间满汉矛盾虽较清前期表面上有所缓和，实际上，“它仍然像蕴藏在地壳中的一团岩浆，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喷发”。由此，沈先生提出了“排满建国是辛亥时期最能动员社会的口号”。这一观点，正面地阐明了满汉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也是“社会合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以往研究中故意回避或轻描淡写民族矛盾的状况，客观而真实地揭露了满汉矛盾作为社会合力之一的重要作用。
从革命唯一动力论到革命派与立宪派互相作用论，进到社会合力论，反映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辛亥革命动因研究的逐步深化与深入。可以说，作者在增订本中提出“社会合力论”的观点，把辛亥革命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拓展了这项研究的视野，面向当时社会各个阶层，有助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的展开。
二、塑造了一个完整而丰满的孙中山形象
孙中山的形象，可谓众说纷纭。辛亥革命前，他是朝廷的乱臣贼子。民国建立后，一本《国贼孙文》的小册子，极尽污蔑之能事，说他从小就是地痞流氓，行医奸污病人、造反贪污款项等等，不一而足。即使他的革命同志也有不少非议，谭人凤就说他气量小，手段卑劣，为筹款项与扩张声势不惜牺牲革命同志。而与此同时，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关于孙中山具有非凡魅力的文献记载与口头言说更是众多。章士钊就曾对张奚若说：“我每次去看孙中山，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见了面听他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张奚若文集》第464～465页）就在这些言说与阐述中，孙中山逐渐被塑造为一个只知用革命暴力反清的领袖。
在历史学家笔下，孙中山的形象也是变幻不定。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在一致的肯定之声中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就认为他不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仅仅是共和国的“养父”，“一个全权公使、筹募经费者，以及洋务专家”，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受益者而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白吉尔：《孙逸仙》，温洽溢译）。
沈先生的著作，既反对神话孙中山，也不同意某些作者恣意贬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精神领袖的地位，从而为世人正确理解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完整而丰满的形象。该著运用大量确切的资料，解读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并充分论证了孙中山在组织革命团体、制订革命纲领以及为历次反清武装起义筹款并亲与组织、发动的作用。沈先生认为孙中山成为职业革命家后，开始“行其所志”，在“不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苦斗争中成为世所公认的革命领袖”。在沈先生看来，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当仁不让的领袖，并不仅仅表现在其艰苦卓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的革命生涯与革命精神、人格魅力上，不仅在于从思想上、组织上领导了革命党的革命，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革命的导师、革命战略与革命思想的奠基者、国家建设理论与意识形态的总设计师。这就从历史事实的陈述中，坚持了对孙中山革命形象的塑造，从而表明作者不同意贬低孙中山的种种以“反思”为旗号的离奇观点。可惜限于交稿时间的紧迫，作者未能将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上的《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应尊重历史事实》一文的主要观点写进增订本，否则，先生对若干奇异的所谓“反思”之说的反驳，将显得更为鲜明与有力。
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中说：“我既自称革命家，社会上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究不过报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在解读孙中山的形象中，沈先生根据孙中山的这段话鲜明地指出：“这段话对我们了解孙中山的思想、性格和思维方式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至为重要”，“可以说，不了解或不研究他的‘温和主义’的一面，就很难理解他的思想面貌和变化的特点”（增订本第11页）。这个观点，既是孙中山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又是作者在解读孙中山形象时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增订本详尽地阐述了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家和革命党的领袖，但他早期政治意识萌芽时期思想中形成的“改良祖国，拯救同类”的“良善政府”思想“一直萦怀在他的心头，不仅成为他日后由爱国通向革命的桥梁，而且即使在民国成立之后，他孜孜追求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稳健之政府’”的具体内容，并进行了辩证分析：“良政府思想虽然不是以暴力推翻现存政权的革命思想，但它以批判现存政权的腐败黑暗为前提，便与革命前的舆论动员、革命者的自身思想建设有相近乃至相通之处；……良政府若不是作为一种政治主义，它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通向革命的，两者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第11页）也就是说，社会改良者、政府批判者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转变成为革命者，成为黑暗腐朽政权的掘墓人，改良与革命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一当条件成熟也可瞬间转化。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这样所谓的“改良”力量转眼之间也就成为推翻朝廷的重要推手。 三、提出孙中山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推手
沈先生在增订本第九章第五节中，对孙中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了学术史梳理，认为以儒学为核心，儒、道、释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到宋明理学已趋于极致、僵滞，失去了继续发展与变革的内驱力，已经无法适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华文化如何现代化，是每个身处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人必须思考与思索的问题，也是中国从封闭、专制走向开放、民主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因此，自魏源、林则徐以来，历代仁人志士对冲破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转型之间的瓶颈，作出了一次又一次努力，但无论是曾国藩的“经世致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梁启超的“新民说”，虽都曾煊赫一时，但终囿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识见，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使中华文化得以更新。孙中山以他中西学问兼备的通识提出的“三民主义”理论，既“承袭了中国固有的学理，又规抚了西方学说之适用于中国实际者”，成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个“具有完备形态并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体系（第325页）。孙中山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
尽管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但并未将三民主义理论置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上下2000年的大时段中考察，以说明中华文化应对近代社会变迁的发展趋向。沈先生不仅提出孙中山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的观点，并进一步分析了三民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条界线。第一，三民主义所体现的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儒学应对社会需要的方法论层面，即儒学“内圣外王”原旨的“外王”之术方面。第二，儒学的“道”即儒学的“内圣”方面，并没有因三民主义理论的出现而失去普适价值。第三，孙中山作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不能因此推断他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他也不是新儒家，他毕竟是作为民主主义革命家而确立其历史地位的；三民主义理论也不是新儒学学说，它毕竟是一种融会中外、应对现实需要的政治、社会学理（第229～230页）。
有人可能会说，儒学的“内圣外王”原旨是一个整体，怎么能把它切开呢？其实，先贤和时贤对“内圣外王”的解读，早就有此高论。先贤如梁启超，在其《儒家哲学》演讲中就明确指出：“道字本来可以包括术，但再分细一点，也不妨事。道是讲道之本身，术是讲如何做去，才能圆满。儒家哲学，一面讲道，一面讲术；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一面教人如何做去。”（《饮冰室文萃》第103页）时贤如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专家朱维铮先生，在《从传统文化看中国经学》一文中，通过对制度化儒学的梳理，认为汉武帝接位后，儒学被统治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从而提出了他对经学传统的论断：“学随术变”（《中国经学史十讲》第45～46页），并把它贯穿于经学史研究的始终。沈先生就是把前人研究的成果，运用到三民主义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近代转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理论主要是儒学的“外王之术”，亦即应对社会需要的方法论层面，而不是儒学之道即“内圣”的“学”的层面。
有人对孙中山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之说也有疑义，认为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乃至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作为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都早于孙中山。其实，这种说法混淆了思想命题与理论体系的关系。如前所述，沈先生明确指出，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观点，作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进程中的思想命题，都未能像三民主义理论那样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个真正完备、影响巨大的理论体系。沈先生这一观点的提出，既论证了三民主义理论与传统儒学的“和而不同”，又说明了中华文化近代转型表现为应对社会需求而形成的各种理论体系，成为后浪推前浪式的生生不息的发展趋向。我认为，在孙中山研究中，正确阐述其理论体系比之陈述其革命业绩，更重要也更有难度。职是之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的这一新见解，对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在中华文化的学术思想史上，是有深化和拓展意义的，在解读中国近现代政治理论体系的更新延续上，是有现实意义的。
除上述三点外，该著的写作方法与体裁结构也与一般专著有所不同。该著以传记史与事件史相结合，力图从上下、左右、前后寻求社会历史的变动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通过孙中山反应一个时代，通过一个时代来观照一个人的成长；以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为脉络，多方位穿插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思潮起落、人才消长、群体聚散、物候代谢，并以众多的肖像和曲折的事态写出了革命与朝廷、革命与改良的矛盾、革命团伙内部的矛盾。正如杨国强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全书以叙事、说理、辨疑、讨论汇贯圆融见风格，并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沈先生富有个性的思考和见解（“序言”第2页）。
所以，中山大学原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林家有教授在推荐本书时说：沈先生“师承魏建猷、陈旭麓，以审慎思辨、敢于创新的作史风格见长”。我读了本书及先生一系列学术论文之后，深表同意。以为本书确实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新成果，是沈先生竭半个世纪的研究之功，成一家之言的代表作。当然，本书仅写到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为止，对于辛亥革命的余波如孙中山上任后的为政举措、辞去大总统后的活动、二次革命等等并未涉及，不能不说这对读者全面深入了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有戛然而止的遗憾。然而，沈先生毕竟是史学界一员勤于思考的老将，他本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相信一定会推出更多研究新成果。
注释：
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编辑 秦维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