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后续冲击仍然在肆虐，欧债危机的阴霾仍然笼罩上空，虚拟经济萎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日趋显著。全球外资受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多方打压，仍然难以实现恢复性增长。就连曾被认为是“奇迹”的中国经济，也难免受影响。外资流入减弱，而且制造业外资向其他国家转移，这些变化和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利还是弊？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又将遭遇什么新麻烦？恐怕难以简单地给出答案。
“制造业回归”，叫好不叫座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重大调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向也出现历史性变化，发达经济体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有所减弱，在危机中表现不俗且发展空间巨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吸引了更多资本的关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显示，中国在2012年上半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591亿美元，超越美国同期吸收的574亿美元，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回顾2011年，美国吸收了2270亿美元外资，中国则是1160亿美元。主权债务风险严重打击投资者积极性，导致美国在2012年上半年吸收FDI同比降幅高达39%，而同期全球半数FDI流入了新兴经济体，首次与发达国家持平。
奥巴马政府为振兴经济提出的“制造业回归”策略，就是要吸引制造业资本回流美国，以期为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支持，这一政策给美国民众带来了不小希望。然而，企业在全球产业布局时考虑得更多的仍是投资的经济性，在生产成本高企、国内需求乏力的时刻，把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制造环节放在美国显然并不明智。尽管美国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税负以减少在美生产成本，通过对美国公民的全球收入合并征税以增加美国企业海外运营的成本，但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这些政策导向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而受政策吸引将生产基地搬回美国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制造业回归”成为奥巴马又一个“听起来很美”的口号。
“去”、“再”工业化，孰是孰非
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周期中，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趋势基本保持稳定。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跨国公司诞生以来，先行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逐渐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占主导转变，“去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达经济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成功利用技术全球优势地位在获得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把制造业的负面环境影响留给了其他国家，服务业在经济中的贡献度高达80%～90%。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建立在虚拟经济上、一直被认为是其他国家发展目标的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缺乏稳定的内生增长基础和基于信用魔方上的幻境增长的粉碎使得“再工业化”的呼声逐渐被各界关注，人们期待通过工业化的引擎拉动经济火车重新前行。
在另一个环境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按照原有的增长模式，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希望通过发展服务业降低经济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寻求平衡增长的动力。三十多年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既是我国完整工业体系实力的显现，又促使更多外资进入中国，获得自身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长期以来，“工业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趋明显。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可能会向“去工业化”方向发展。
因此，无论是“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都不是“神化（话）”，仅仅是一国经济为解决其面临的发展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国际大比拼，全方位角力
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反映到吸收外资上，也出现了总量规模的下降和行业结构的调整。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025家，同比下降了11.6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34.23亿美元，同比下降3.76%。其中，日本是对外投资排名第二的国家（地区），同期对华投资额56.2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18亿美元。从2011年4月至今，日本对华投资整体表现还未受到两国关系趋紧的明显影响，在去年4月日本地震灾害后甚至因日企力求分散风险而出现投资额上升。其间，作为外商投资的第二大来源地，日资在所有外商投资中仅次于香港，约占我吸收外资总量的5%～8%。而对华投资也仅占到2011年日本对外投资总量的5.6%。因此，日资对华投资仅占我吸收外资的较小比重；而对华投资也仅占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很少部分，双方的投资依赖性并不太强。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要素资源价格的不断提升，已经引起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的担忧。两税合一法律的修订进一步减弱了中国对制造业外资的吸引力。不少外资把订单由中国转向东盟国家，一些外资也把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国转移出去。这种趋势在减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面临更多制造业外资的竞争，而这些外资中有不少是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例如，如果日本相关行业的企业将生产基地由中国转移至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则中国生产的数码消费产品和汽车等很可能会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上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在国际大舞台上，中国企业将在资金、技术、营销渠道和人力资本等各个领域与外资进行全方位的竞争，而这对于原先以贴牌为主要业务、缺少自主品牌和产品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
“危”与“机”并存，顺势谋发展
外资全球布局的调整不仅受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影响，更深层次上源自于其自身对“去杠杆化”和“再平衡”的适应。在经济局势前景仍不明朗、度过欧债危机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外资面临着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需求难以启动的问题，也同时增加了通过全球资源配置和整合提高经济效益的迫切需求。对外资布局调整，需要辩证地看待。
必须承认，外资调整布局、尤其是制造业外资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减弱了中国经济的支撑力量，给经济发展、税收和就业带来挑战；而在其他国家发展的外资又进一步给已在当地或有向当地投资意愿的中国企业带来竞争，增加了海外投资企业提升技术和改进服务的压力。但也应该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挑战同时又是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和升级，经济危机爆发前，苏南、上海地区已经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境，试图采取“腾笼换鸟”的方式主动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但这种措施往往可能与地方政府原有的承诺相违背，也可能违反有关土地租赁等内容的商业合同。但在制造业外资流入中国趋缓的大背景下，努力吸引服务业外资既有助于减弱外资流入趋缓的负面影响，又能够通过增加市场竞争和提升服务水平来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小，建设周期较短，也能够吸纳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有助于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况且，由于外资流入减弱，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所受的竞争有所减弱，也有利于其继续发展壮大。
也需要认识到，服务行业外资的发展对一国或地区的软环境要求相对较高，要求该国具备较为完善的法律环境、数量较多且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保障，对现代通讯、电力稳定供应、高速网络互联、数据安全等硬件要求也更高。尽管“营改增”总体上有利于吸引服务业的外资，但其他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电信、金融等服务业，一般情况下都被认为属于敏感行业，各国在外资准入上均持保守态度。中国在吸引外资时也不可忽视国家安全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