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高校的文论教学面临着“教什么”和“怎么教”的现实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正确处理文论教学与文艺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从学科的立场而言，文艺学研究有必要对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而从大学课程的设置目标和知识的传授角度而言，文论教学应当回归常识，贴近接受主体当下的文学经验，回应接受主体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并且重视对文学知识的完整呈现。
关键词：文论教学；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1-0053-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研究的影响，我国文论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点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学者们奉为绝对权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原苏联文学家的文论话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法、英、美等国各种新潮而又具有颠覆性的文论话语。与此同时，文论研究的兴奋点也已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转向了喧嚣的大众“文化”，文学的边界日趋模糊，文学观念不断更新，以往我们固守的文学“常识”遭受到了质疑。这些在给当今的文论教学增添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诸多的疑虑与困惑。
一、移动的边界：文论教学教什么
众所周知，知识分化和学科分工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英语世界中，“学科”（discipline）一词指的是由一系列密切相关的知识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以某些人为的规定性（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等）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相对的封闭性，进而将自身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这就形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学科“自律”。正因为如此，英文“discipline”又有“纪律”、“训导”之意。仅从这一角度来说，学科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知识、领域、对象、方法和边界，它规定了自身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相关议题。
在现代文艺学的发展史上，我们不能不提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的名字，因为在他的努力探索之下，文艺学的学科架构才得以确立，学科内涵和学科边界日渐清晰，这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他与奥斯汀？沃伦合作出版的《文学理论》一书之中。与以往的文论著作相比，《文学理论》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并且自觉坚守“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的学科立场；另一个是对文艺学进行细分，将其划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分支学科，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以此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文学研究体系。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之类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包括单部作品的个案研究和相关作品的系列研究；文学史则是将文学看做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序列而对其发展做出历史的描述。韦勒克强调，文艺学的三个分支并非彼此独立、各自为政，而是紧密关联、互为渗透的。显而易见，在韦勒克构建的文艺学体系中，文学理论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它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均具有指导性的作用。文学理论大厦的构筑离不开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扎实的文学史研究基础。基于此，韦勒克指出，文学理论应当包括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理论。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韦勒克的“文学理论”相应地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文学理论必须首先是“文学的理论”，而不能是一般性的“文化理论”或其他理论。简言之，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必须是“文学”——韦勒克依据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审美原则将其定义为具有虚构性、创造性和想象性的语言产品。第二，文学理论必须坚守自身的学科边界，解决文学自身的实际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以及如何运用相关的概念、范畴与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文学等。
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自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以来，先后被世界各国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许多著名大学都将其作为指定教材，其影响之广及其在当代文论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不过，韦勒克关于“文学理论”的两个基本设定如今已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韦勒克相信，文学具有一个相对封闭的本体性结构，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文艺学科的边界。可是，经过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以及紧随大众文化而来的文学性的泛化，文学的本体或本质正在受到质疑和瓦解，“文学像杂草一样”的比喻借助特 雷？伊格尔顿和乔纳森？卡勒这样当红的理论家们的著作广为流传。与此相应，文学的边界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学界近些年来争论的焦点。其结果虽一时之间难以判定，但从事实的层面来看，文学的反本质论和文化论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因为无论在文学研究的领域还是在文论教学领域，从文学转向“文化”、从经典转向非经典已经流行开来，并且得到了许多年轻学者的肯定和响应，这在近年来新编文论教材中有比较突出的反映。其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回避文学的本质问题，拒绝给文学做出明确的界定；二是把“文学是什么”的本质论转变为“什么是文学”的认识论和功能论，乐于揭示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性别、文学与种族以及文学与其他文化权力之间的纠葛；三是不再眷顾过去由经典作品建构起来的文学体系，而对新兴的仍有待验明正身的网络文学和各种流行的语言文本如手机短信、博客写作以及影视作品等表现出极高的热情，甚至将其作为亮点和特色来加以展示。如此说来，韦勒克声称的文学研究要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这一信念已被有意淡化了。
二、观念的竞争：文论教学怎么教
正如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经历过变化而越来越丰富一样，文学的其他文体乃至整个文学家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换言之，文学边界的移动从来就是文学史上的既有事实，并非今天才有的现象，而值得我们来大书特书。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文学边界之争的意义，而是要强调：文学的边界之争涉及的不只是文学生态的变化，而且还涉及文学观念的革新以及学界对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认为，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文艺活动所出现的新状况，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与商业化、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打破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越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此同时，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不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艺术活动的场所已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在此情形下，我们必须突破文艺自主性的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内在研究”、“审美研究”的陈规，把文学置入当今鲜活的历史语境中，将其作为一种有着复杂利益牵连的文化现象予以重新审视。他还认为，自主自律的文学研究只是近现代以来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建构，并非文学理论研究的正宗；当前的文学研究应当“以现实中的问题为核心”，而不是“以既有的学科规范为准绳”，因为任何学科规范都具有“人为性、历史偶然性与可变性”，它不可能以客观、绝对的面貌出现，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发挥效用[1]。
需要说明的是，陶东风教授所指的“现实问题”，大多是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世界兴盛起来的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如阶级、民族/种族、性别等社会文化领域广泛存在的政治权力斗争，他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促使文艺学重返公共领域，并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在他看来，当今文艺学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其突出的表现是实用化和装饰化，即要么用文艺学知识直接为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消费生活服务，为“我消费故我在”的“身体美学”、“生活美学”辩护；要么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关切而选择“专业化”的道路。为此他呼吁在现实远不如人意、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还大量存在的今天，文艺学不要自绝于公共领域成为“离家出走”的孩子，而应做自由发言的“成人”，扮演对公共政治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角色[2]。显然，这不是自律论的文艺学所能做到的，要实现这一抱负，文艺学就得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开放，走跨学科发展之路。
问题在于，如果将文艺学研究转向社会文化领域，而将所有的文学批评都转化为政治批评，那么文学研究与一般的社会文化研究又有何区别？文学内部的价值系统又将如何建立？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的分析和质疑值得关注：第一，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往往是一种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其研究的对象与文学无关。第二，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理论本身具有公式化的局限性，它们往往在预设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中——如革命阶级/反革命阶级、男性/女性、西方/东方、文化殖民/反文化殖民等——对作品进行模式化的解读，完全不顾甚至忽视了不同文学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不愿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质素进行分析，因此无法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亦无法履行文学批评的使命，并且最终背离了文化研究应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个体差异性这一人文关怀的初衷[3]。
出于对文化研究局限性的清醒认识，童庆炳教授指出，文化研究无法取代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或文艺学的对象只能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文化问题或阶级、族群等政治议题。他同时强调，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具有其他文化产品所不具有的独特的审美场域以及打动人心、深入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文学研究也不能简单抛弃旧的康德式的“审美无功利”的美学原则去拥抱以视像为中心的感官世界，或者一头扎进政治的漩涡中。童庆炳教授似乎更愿意在上述诸要素之间进行平衡与协调，为此，他提出，应以“理性的审美”原则来对待文学[3]。简言之，文学研究既要有文化研究的批判情怀和康德美学的理性视角，同时也要有感知世界和文学意蕴的审美眼光，这与他长期以来坚持并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反复论证的“审美意识形态”说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从“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立场来考察文学也并非没有问题，因为文学审美论基本上是一个康德式的理论命题，而文学的意识形态论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它是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推导出来的，即首先认为文学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归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范畴，而审美不过是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内容的外在表现。有些西方学者如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作了泛化处理，把它视为“社会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和“一种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体系”，借此人们得以确立并体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想象性关系[4]。即便这样，文学审美论和文学的意识形态论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把文学当成手段还是当成目的的关键问题。正因如此，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说”也是近年来文艺学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去探讨。
三、文论教学应当回归常识
毋庸置疑，文艺学的发展与纷争使得当今的文论教学面临困境——它使得过去那种一元论、普遍性的理论建构和经典性的理论阐述变得可疑，甚至让人心生倦意，代之而来的是各种打着反本质主义旗帜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化”、“地方化”、“个性化”的“后理论”形态。近年来，南帆、王一川、陶东风等学者主编的文论教材（《文学理论新读本》、《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相继面世以及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文论教材除了因其实验性和探索性得到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外，其在国内大学专业教学中的普及和推广上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据笔者所知，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一书目前仍然是国内发行量最大、使用学校最多且社会影响力最广的高校文论教材，该教材自1992年出版以来已经多次修订，累计发行近百万册，这一数字应当远远超出了上述三本文论教材发行量的总和。
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论教学与文艺学研究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不能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文论教学确实需要紧跟文艺学研究的前沿，及时了解文艺学发展的动态并吸纳其最新研究成果。但是，文论教学也决不能亦步亦趋紧随文艺学研究之后，沦为各种文艺观点或文艺学说的试验场和传声筒。换言之，文论课程（这里特指“文学概论”或“文学理论”）与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文学理论之间应有所区别。作为一门学科，文学理论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总是要对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即是说，理论是反常识的，它可以充分发挥研究者的理论个性和学术兴趣，展示理论研究的不同方法和视角，深入探讨文学的基本问题，以此推动文艺学的发展。而作为一门课程，文学理论（文学概论）必须要为初学者提供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构架、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以便为他们进入文学领域、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一些比较明确的答案和方法。为此，文学理论不应跟随一时的潮流，让学生在众多的文学观念面前无所适从。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文学概论）应当回归常识，贴近接受主体当下的文学经验，回应接受主体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并且重视对文学知识的完整呈现。正如南京大学胡有清教授所言：“（文学）概论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讲授共识和常识，文学本身尽管是发展变化的，但在不同历史形态之间毕竟有着相互联系和沟通乃至稳定的一面，这就给共识和常识的存在提供了可能。”[5]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论教学的常识？笔者以为，文论教学的常识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文论教学的对象只能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而不是仅仅具有所谓“文学性”的语言行为或其他非语言文本。这并不排除后者可以进入文艺学的视野，成为研究者们参照的对象。
其次，文论教学要在对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具有典范性的文学活动的分析和考察中，总结文学的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并以此建立起被大众基本认可的文学评价标准，而不应以某些新兴的或是边缘性的文学文本为视点否定文学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忽视或消解文学经典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再次，文论教学应把文学视为语言的艺术，突出文学独特的审美属性和形式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再去揭示文学的历史文化意蕴，不能抛开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形式结构，直奔文学的历史文化主题。
最后，文论教学应把知识生产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既要体现出文论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还要体现出尊重差异、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的人文情怀。文学是一种重要而复杂的精神现象，它涉及作家、作品、读者、社会、传播媒介以及出版发行等诸多要素，文论教学就是要对这些要素及其历史演变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形成系统的文学知识，如关于文学本质的知识，关于文学创作过程及其思维规律的知识，关于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识，关于文学接受的知识，以及关于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状况的知识，等等。同时，从终极的角度来讲，文学是人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呵护，这就要求文论教学应从知识教育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研究，探讨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从而担负起文艺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陶东风. 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J].文学评论，2004 （6）.
[2]陶东风. 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3]童庆炳. 文艺学边界三题[J]. 文学评论，2004（6）.
[4]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胡有清. 文艺学论纲（修订版自序）[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