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讨论清末民初严复的西学翻译活动,笔者运用操纵学派的理论分析了晚清盛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严复西学翻译活动的影响。本文也运用了德国功能学派的理论,揭示了严复的翻译策略服务于严复的思想这一本质。
关键词:严复 翻译 晚清 意识形态 诗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学领域,他对我国现代乃至当代翻译家同样有着深远影响。在翻译理论方面,他提出了迄今为止对中国翻译界影响最大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方面,他翻译了约190万汉字的西学经典,涵盖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严复既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翻译理论家。对于严复的译作,百余年来,众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在赞美之余也有对他的翻译策略提出不同看法,主要是批评他的翻译不忠实于原文,因而没有做到他本人提出的“信”这个标准(参见王东风:20)。严复不可能做不到自己提出的“信”,结论只能是人们对严复的“信”存在某种误解,笔者更赞成严复的信在于 “达旨”的说法。我们应该把他的译作放到他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分析,信与不信不能简单地看字面是否对应。翻译家许钧先生曾经指出,根据读者审美习惯和审美能力对原作进行变通是有其合理性的(参见许钧:57)。翻译家沈苏儒亦著书《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对有关严复的评论进行了较为全面得总结。总的来说,人们对信达雅翻译标准还是持赞赏态度的。
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著作中指出,翻译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而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勒菲弗尔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是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而诗学形态则是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作为改写者往往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与改写者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形态相符,从而达到让译作尽可能被目标读者接受的目的。因而,同一原作在不同译者手中、在不同时代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本文将以严复《天演论》汉译为例,运用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严复的翻译活动。
一 晚清意识形态对严复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译者不是在真空环境里翻译,翻译研究应该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清末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引进了西方的技术,然而他们却不愿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封建专制是不相容的。然而当时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为了救亡图存,很多有识之士都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严复就是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杰出人物。严复的思想与洋务派有所不同,他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我们首先讨论严复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特征。
意识形态可能是译者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意识形态可以被看做是特定社会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是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三大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其中儒家思想最为重要,它帮助封建社会维护了父权、夫权、王权,它是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根基,被士大夫阶层追捧。严复生活的时代虽已到封建王朝没落的晚清时期,儒家思想在士大夫和封建文人阶层中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些人恰好就是严复翻译的目标读者,是他要改造、启蒙的对象,翻译只是他的工具。我们在研究严复,研究其翻译活动时所说的意识形态,可认为就是指晚清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严复在做翻译的时候,心中已经有明确的目的和目标读者。
意识形态对严复翻译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严复对原作的选择。严复翻译的书多数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意识形态范畴的书,这个选择的过程就体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意识形态。严复试图通过翻译西学转变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从而拯救中国。他翻译过的作品包括《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尤其是《天演论》的译介,可谓意义重大。《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一本论文集,主要介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天演论》译本的问世,轰动全国,风行一时。《天演论》中进化论的介绍和传播,是对近代知识分子的一次重要思想启蒙,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使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传入中国。但严复的思想开放程度是有限的,儒家思想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不能算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他并不想彻底推翻帝制。
严复翻译中更直接的意识形态操控体现在对原文进行增减方面。严复也因译文与原文不十分对应而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严复惯用的意识形态操控手段是译者按语。绝大多数章节都加了译者按语,而按语的字数甚至有时超过了正文的字数。有些按语是带有他的个人倾向的,体现着严复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天演论》译文中下边这段按语就是原文中没有的。“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这里增加的按语与译者的翻译目的相关。斯宾塞深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从自然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这无疑引起了严复的极大兴趣,因为这种思想对于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变局提供了一种解释。严复借斯宾塞的理论警告国人,要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就必须革新(参见田野:114)。
出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严复还经常略去一些文字。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赫胥黎的书名原文是Evolution and Ethics被译为《天演论》,书名后半部分被省略了。赫胥黎本来是将“evolution”和“ethics”看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认为自然世界总是处于不停的演化之中,并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而人类社会却有所不同,因为道德的力量会控制演化的进程,其结果不一定是适者生存,而是伦理最优者生存。严复并不赞成这一观点,他认为无论对于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都是适用的,也是正好适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处境(参见田野:114)。其实严复大部分译作都是节译,省略了大量文字。这并非严复不会翻译,而是他意识形态支配的结果,省略的部分要么无助于他要传播的意识形态,要么与之相悖。我们可以说严复首先是个思想家,然后教育家,最后才是翻译家。
二 晚清诗学对严复翻译活动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严复翻译所采用的语言。作家写作使用的语言不能是所处时代没有的语言,翻译家翻译作品亦是如此。晚清是中国意识形态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诗学的转折点。虽然自古就有人用白话文著书,但只能在社会底层流传,被士大夫和广大文人所不齿,认为文言才是正统。清末在梁启超等人带领下白话文走上历史舞台,但绝非当时的诗学主流。严复翻译西学著作时使用的语言是文言,所以有些人会认为他使用了那个时代已经不使用的语言。仔细思考一番,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晚清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群体来说,桐城派古文仍然是必备的功夫。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并没有用白话文翻译也不足为奇。
以王佐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曾指出,严复的文言翻译,即所谓“雅”是有其深意的。严复说的汉以前字法句法只是他的招徕术而已,目的在于勾起目标读者的阅读欲望。这和严复的实现翻译目的有关,就是要吸引士大夫们,启蒙这些目标读者。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是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关键,所以严复把译文的主要读者对象确定为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们顽固保守,不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西方的新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学有追求雅的传统,严复想利用雅来吸引读者,把苦药包上了糖衣而已。结果带有桐城派风格的《天演论》翻译一鸣惊人,博得了士大夫们的喝彩和官方认同。严复的策略是投其所好,让译文尽量符合目标读者的口味。
另外有学者认为严复本人对桐城派古文的确有着一种执着和信仰,从《天演论・译例言》即可看出他的这种倾向。如,他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生活的时代是晚清,他也是桐城派杰出的作家之一,因此其翻译用的文言文,主要受桐城派影响。文学博士胡翠娥曾论述严复采用文言翻译的原因,认为严复本身并不赞赏当时正在萌芽的白话文。严复坚持古文,反对白话文也是同他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分不开的。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梁相比,严复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严复幼年精通四书五经,深受桐城派文人影响,其翻译体现桐城派的诗学特征是很自然的事。
其次,从严复译文的叙事视角来看,严复的翻译也是深受中国传统诗学影响的。严复在《天演论》开头译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2000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原文是: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two thousand years ago,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Except,it may be,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here and there,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通过对比原文和严复的译文,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原文作者赫胥黎用的是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而严复翻译《天演论》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这种视角与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叙事视角极为类似,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特征之一。这是根据中国传统诗学,译者对原作进行诗学操控的结果。
根据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理论,为了吸引目的语文化的读者,适应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译者也是改写者,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和操控,这实际上就颠覆了以原文为标准来评价翻译成败的传统。严复的翻译的不忠实原文是出于译者故意,是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产物,绝非由于水平所致的粗糙的乱译、误译、漏译。所以我们今天看待严复翻译中的不忠实于原文的现象要从他的翻译目的入手,从当时的时代特征入手,分析当时的读者意识形态,从而明白他为何要故意不忠实于原文。而严复的信则重在“达旨”,并非与原文字面相合之意。如果非要说你“信”是忠实的话,那么他忠实的是自己救国图存的目的。严复的翻译目的是要将西方的一整套先进思想引进中国以改造中国社会。总之,严复的翻译策略本质上是为严复的思想服务的。这种翻译思想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严复的翻译思想和实践要比这些德国目的论学者早很多。
注:本文系东北林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08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DL09BC14)。
参考文献:
[1] 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2] 许钧:《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 田野:《严复的选择――论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干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陈先贵,男,1976―,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胡冬宁,女,1977―,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