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契诃夫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萨哈林岛之行让他看到生活的真相。萨哈林岛上暴力横行，流放犯和苦役犯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把他们的心灵折磨地失去了活力。契诃夫清醒地认识到，萨哈林岛之外的俄国也是暴力和专制横行，整俄罗仿佛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牢笼里。十九世纪上半页俄罗斯人一直在寻找“谁之罪？”的答案，而到了所契诃夫生活的十九世纪下半页，让无数俄罗斯的仁人志士都担忧的问题是“怎么办？”。“托尔斯泰哲学”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契诃夫，契诃夫从来不否认托尔斯泰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萨哈林之行以及契诃夫参加的各种社会实践经验告诉契诃夫，“怎么办”的答案并不能靠着“不以暴力抗恶”“禁欲”等等的思想就能得到。
：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写于萨哈林远行之后，在这部小说中，契诃夫揭露了专制和暴力横行的俄国社会，以拉京的死表达了对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不满，批判了民众半死不活的生活状态。
：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寻找契诃夫隐含在细节背后的感情和思想，以便加深对小说思想主旨的理解。
关键词：契诃夫 细节描写 思想感情
安东·巴普洛维奇·契诃夫是十九世纪下半页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经说：“没有明确的世界观的自觉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他总是想明确地活着，总是身体力行，一直在寻找生活的真相。
1890年萨哈林岛的远行终于让他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同时也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在这个有着“人间地狱”之称的地方，他看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苦苦挣扎的流放犯和苦刑犯的生活。尽管抱病前行，甚至差点在半路上丢了性命，可是契诃夫不枉此行，正是这次远行让契诃夫对于“托尔斯泰哲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说：“托尔斯泰的哲学深深触动过我，至少影响了我六七年。倒不是那些实质性的理论对于我起了什么作用，那些我早已知道，而是托尔斯泰的表达方式，那种良好的意愿，肯定对我起了某种特殊的催眠作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已经有点远了，他已经从我的心里走出去了……”除此之外，医生出身的契诃夫本身具有的科学素养以及他在救治病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中获得经验告诉他，只有正视现实才有机会改变它，哪怕只是一点点，那种意义远比仅仅接受它要大得多。所以托尔斯泰的思想已经令契诃夫反感甚至是厌倦了。
这种内心深处的情绪在他的发表于1892年11月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有着明确的反应。这部小说标志着小说家契诃夫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已经成熟。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他的作品以简约的风格，出色的细节描写而著称于世。而这部小说中作家不但秉持了以往在短篇小说中“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原则，表现了超一流的细节描写的技巧，而且作家把自己的创作同现实社会紧密连接起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温情的关怀也显露无疑。
在契诃夫的小说中，细节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细节中能流露出作者的态度，也包含了一系列引发读者深思的暗示。小说《第六病室》中的细节描写同样十分精彩，在分析细节的同时，也体验一下契诃夫“内容往往大于文字”的艺术手法，以及在细节中流露出的思想感情。
小说一开始，契诃夫就先让读者吃点苦头。先是穿过扎人的荨麻丛，接着眼前是大堆大堆的医院的破烂，与此同时钻进鼻子的是一股窒息人的臭气，你正想捂着鼻子赶快跑开，然而契诃夫的故事在这里开讲了。有关环境的细节描写触动了读者的触觉，视觉，嗅觉，那种压抑，想逃避的感觉油然而生。无法想象这居然是医院的地方，没病的人都会生病，更何况是让精神病人住。要么就是这里的医生根本就没有常识，要么就是这些病人对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他们的处境根本就不受任何人关心。
那个粗暴的看门人尼基塔是个退伍的老兵，人间万物之中他最爱秩序。为了维持秩序而打那些疯子在尼基塔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可以随时对他们拳脚相加。在描写尼基塔时契诃夫提到一个细节：他的“衣服上的肩章已经褪成棕色了”。既然已经退伍很久了，那为何还要戴着肩章呢？或许在尼基塔退伍之前就是如此，军队里的肩章向来就是权利的象征。上级让下级干什么，下级就得干什么，容不得有异议。戴着肩章的人可以对没有肩章的人随便的命令和惩罚。而且军队里的生活让尼基塔深深地明白了秩序的含义，所以热爱秩序的想法已经深入他的内心。他之所以戴着已经褪色的肩章，是因为肩章给他的是可以继续欺压弱者的权利和理由。在第六病室这个小小的地方，尼基塔就是所有人的上级，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在他的拳头挥向这些可怜的精神病人时，他的统治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个尼基塔不仅凶狠残暴，还荒谬之极。契诃夫在另一处写到：“凡是他（犹太籍傻子莫伊塞依卡）带回来的财务，尼基塔统统抢走，归他自己享用。”这个尼基塔一边粗暴地搜刮犹太籍傻子讨来的东西，一边“还要上帝做见证，赌咒他再也不让犹太人上街了，在他看来，这种违背秩序的事情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坏。”还真是有这样的人：一边做着坏事，一边还想着良心不受谴责。可这又是多么令人气愤：何谓秩序？在这个小小的第六病室里，所谓秩序就是尼基塔的拳头。
格罗莫夫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尽管契诃夫在创作格罗莫夫这个角色时表达了对他的好感，为此甚至是触犯了他一向坚持“客观”描写的原则，然而格罗莫夫所在的那个城市里的人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在他被关进第六病室之前：“尽管他理论尖刻，脾气暴躁，城里的人却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称他为瓦尼亚”他渊博的知识，正直善良的性格以及他不幸的遭遇“总是在人们心中引起美好的，热烈的，忧郁的感情。”可是人们真的喜欢他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格罗莫夫被抓走之后“过了一年，城里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伊万·德米特里维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敞篷地下的雪橇上，被小孩子们陆续偷走了。”原来人们也只是喜欢格罗莫夫身上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具有的美好品德，但是对“知识的载体”—书，确是很“粗暴“的态度。这种对待知识的轻蔑的态度直接表明了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为什么他仅仅才过了一年，城里的人就完全忘记这个可怜的格罗莫夫了呢？为什么在他被抓进第六病室之后就从来就没有人去看望过他呢？难道精神病人不是更值得关心的吗？或许他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城市里消失甚至从来都没有人发现过吧？人类的温情哪里去了？人们对格罗莫夫的喜爱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从来都没有人发自内心的关心过这个可怜的知识分子。人们总是很健忘，他们忘记了，格罗莫夫在总是为社会风气的不正和老实人过的穷苦生活抱不平，心中怀有的正义的理想；人们更不会想到，即使是格罗莫夫被关进了第六病室他的断断续续的呓语中饱含着对未来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描写第六病室里那个呆钝的农民时契诃夫没有留一点情面，说他是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已失去思想和感觉到能力”。契诃夫的寥寥数笔是对托尔斯泰“知识分子应该有农民来教育”的论断的尖锐讽刺和批判。契诃夫喜欢的是受过教育的，文明的人，他看到的农民就是“愚钝的”、“肮脏的”。就算是尼基塔狠命地打他，他也毫无反应：“既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做出任何动作，连眼睛也毫无反应，而只是身子稍稍摇晃几下，好比一个沉重的大圆桶”。这种人怎么会担心污浊的社会风气带来的种种恶果，怎么会去思考人类未来的新生活呢，怎么会有格罗莫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魄呢？
契诃夫对于小说另外一个主人公拉京态度的转变也能在细节描写中找到线索。拉京医生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并不爱好”，拉京这种对医学的态度必然让同为医生出身的契诃夫恼怒不已。医生不爱好医学，不喜欢科学，那他要运用什么知识给病人治病？真是荒谬又令人气愤。果然，这个拉京确实不讨契诃夫喜欢。契诃夫给他的第一句肖像描写便是：“他的外貌笨重而粗俗，像庄稼人一样”。不仅如此，作为医生的拉京来最基本的卫生常识也没有：“同一套衣服，他看病也穿他，吃饭也穿它，出外做客也穿它”，这是何等的令人惊奇！虽然契诃夫紧接着又说了一句：“然而这并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对仪表全然不在意。”这根本就是一句狠狠的讽刺，就是对拉京无知的真实揭露。然而契诃夫笔下的拉京医生也并不什么优点也没有。“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勤奋。他每天从早上起到中午一直给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儿科病和妇女病。”这说明拉京医生的医术还算高明，只是没过多久，他又想“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他们死亡呢？”而且他一直以为自己早已经掌握解决痛苦的最终的良法，还劝说格罗莫夫“只要蔑视痛苦，痛苦才会消失”，直到后来他在第六病室中饱尝到非人的待遇以及尼基塔铁拳的滋味之后，他才知道自己之前的理论是多么的可笑和荒谬。或许拉京的生活哲学对于当时社会中的人而言的确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只是拉京本人以及格罗莫夫的遭遇足以说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再“蒙着心”生活是不可能的。
为了暴露和嘲笑那个嫉妒拉京医生并觊觎他的职位的霍包托夫，显示其不学无术，契诃夫并不多作议论，只是“客观”地使用了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这位霍包托夫出诊时总要随声携带《维也纳医院1881最新处方》一书。《第六病室》发表于1892年，距1881年已有十一年之久。在这十一年期间，医学经历了“神话一般的变化”，而霍包托夫出诊时却还一本正经地捧着这部“最新处方”！第二个细节“客观”地勾勒了霍包托夫的另一个特点：他每次去探访病中的拉京医生时，总带着一瓶溴化钾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这瓶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既刻画了霍包托夫的不学无术，又暴露了他对拉京医生的恶意嘲弄，又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个卑鄙角色的否定。
契诃夫看世界的方式，在《草原》中那只鸟的身上得到体现：“一只鸢，优美地掠过大地，突然停滞在空中，仿佛在思考活着的烦恼，然后又一振翅膀，箭一般地在草原上空飞走。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要飞，不知道它在寻找什么。”波德莱在《信天翁》中写到，“草原上的鸢，就像是契诃夫在思考过生活的烦闷之后，继续扑向生活，即使生活对他有些灰暗。这是否多少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命运，兄弟姐妹们？”第六病室是暴力横行的俄国社会的缩影，人们过着痛苦无助的生活。城市里仅有的思考生活的人被关进精神病病房—第六病室。最后，拉京死了，至于格罗莫夫的结局，虽然契诃夫没写但也不难猜到，他的生命最终也会失去活力，而那个小城市的生活依旧是那么不堪入目。不过，烦闷过之后就继续往前走，每一个终点都是下一个起点，小说之中如此，生活之中也是。
参考文献：
[1]《契诃夫（1860-1904）》.朱逸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契诃夫画传》.（加）罗克·科泰著.徐晓雁译.作家出版社
[3]《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刘研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4]《现代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马卫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白洁（1988.10-）女，甘肃人，回族。201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俄语系，专业为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为俄苏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