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媒介与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播媒介来呈现、形塑并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本研究通过分析1949至2009年《人民日报》对私营企业主的报道，归纳并揭示了该阶层在中国主流媒体上从“奸商”到“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变迁过程，并指出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对私营企业家的报道在整体上以负面为主，私营企业家阶层缺乏自身的主体性。同时，通过分析这一形象变迁过程，探讨了媒介话语实践、政策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人民日报》；私营企业主；形象变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055-08
《2010胡润财富报告》称，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这些富豪主要分为四种类型：私营商人、高收入人士（如跨国公司高层）、“炒房者”和“职业股民”，其中私营商人，也即本文的研究对象——私营企业主最为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阶层，也是饱受争议的一个阶层。放眼历史，他们曾经是政治上的“历史罪人”，如今又成为经济上的“天之骄子”。在1949—2009这60年间，该阶层在中国社会上演了一场堪称史诗般的悲喜剧，为我们展现了新中国不断探索的艰难历程。
新闻报道是私营企业主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作为语言的一种使用方式，体现了知识与社会权力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联。法国学者福柯认为这种知识一权力关系背后隐藏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知识的使用（话语实践）和社会的关系。文本作为知识一权力的一种载体，可以成为一部分人规训另一部分人的社会实践形式。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此基础上，将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联系起来，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强调话语实践（尤其是媒介话语实践）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总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相关联，并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媒介话语实践中的私营企业主形象未必符合客观实际，但它却是社会现实的重要图像反应，并为社会身份的形成与维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本文通过《人民日报》60年来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报道，试图回答中国的主流媒体塑造了怎样的私营企业主形象？这些形象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新闻报道是否充分反映了该阶层的身份、主体性，或是相反，忽略了该阶层的主体性，反映了仅仅是其他社会主体的立场？进而探讨媒介话语、社会身份建构（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政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样本选择与话语分析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本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不受行政定义上所要求的雇工在8人以上的限制，而泛指包括了个体户、商人等在内的私营经济主体。
严格来讲，当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诞生于1985年，此阶层与建国初期的民族资本家阶层并无传承关系，前者并非后者的复活。但本研究将这两者纳入一个整体，原因一是两者都处于共和国的历史，隶属于同一种政治权力架构中；二是两者先后置身于中国社会连续的转型和社会变革背景下；三是因为《人民日报》在这一阶层形象变迁的实践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作用，不能简单进行断代处理。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唯一的机关报，堪称“喉舌”中的“喉舌”，是国家政治话语的集中呈现，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载体。它不仅在共和国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大影响，而且迄今为止，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因此，《人民日报》中私营企业主的形象变迁过程，能够反映该阶层在中国媒体乃至中国社会的形象变迁过程。
宏观层面上，本研究着眼于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新中国60年中的历史发展阶段。依据社科院《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全国工商联编写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我们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将1949至200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状况大致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五个典型时期。两大历史阶段指改革开发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五个典型阶段为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3～1956年的国有化改造时期；1957～1977年的私营企业主消灭时期；1978～1991年的改革开放起步试探期以及1992～2009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并处于不断完善的时期。
微观层面上，本研究侧重于《人民日报》60年间对私营企业主的不同称谓。称谓首先是一种语言符号，它“是社会主流对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可的符号表征，其历史变迁可以集中体现这一群体在社会场域当中的所获符号资本的微妙变化”。符号作为大众传播的核心要素，使得大众传媒可以借助它实现意义生产、分配、消费的功能。而这种符号权力，“在普遍公认的大众传播角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这表明，通过分析称谓符号的变化过程，能够反映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人民日报》上的形象变迁乃至身份权力变迁的过程。
在具体操作上，本研究试图穷尽与“私营企业主”相关的所有同义词，将每个同义词作为一个单位在人民数据库上进行检索。通过查阅词典、阅读相应文献，本研究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各种称呼总结为16个同义词，即剥削者、资本家、投机倒把者（商）、老板、商人、奸商、儒商、民族工商业者、民营企业家、企业主、实业家、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万元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虽然“富人”这一称呼涵盖了一些私营企业主，但如前文所述，该词含义宽泛，本研究没有将其列为研究对象。最后，根据这些关键词，在人民数据库上依次检索从1949年10月1日至2009年10月1日所有标题中包含这些同义词的新闻报道，剔除一些不符合要求的选项，如其他所有制企业主等，将剩余的文章及其标题作为研究对象，整理共得2924篇新闻报道。
此外，虽然新闻报道强调以客观性为准则，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性的影响。大量新闻传播研究表明客观性原则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理想，宣传色彩鲜明的中国主流媒体更是毫不避讳自己的主观立场，很多时候直接将新闻报道用于意识形态宣传。因此，在《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均带有程度不同的主观倾向。作为微观层面私营企业主称谓变化的补充，本研究着重提炼了2924篇新闻报道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报道倾向，将其分为正面、中间和负面三个统计单元，从而进一步揭示媒介话语对这一阶层的态度。本研究划分正面、负面和中间报道的依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新闻理念。正面报道指对社会进步和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关于社会成就、工作经验和先进人物的新闻；负面报道指有悖人类精神道德追求、对社会发展具有危害作用的报道，包括对人们的挫折、失败、社会丑恶、天灾人祸、犯罪、暴力、色情和观点极端的新闻，其他则为中间报道。 二、六十年来《人民日报》中私营企业主的形象变迁
1 1949～195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49至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这个时期政府政策秉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私营企业主阶层则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然而1952年底发生的“五反”运动，使私营企业主威信扫地，社会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新闻标题中提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章共有387篇，其中称其为“奸商”的235篇，“资本家”66篇，“商人”52篇，“投机倒把者（商）”的12篇，“老板”的11篇，“民族工商业者”的9篇，“私营企业主”的1篇。这些文章中，写作态度为负面倾向的有362篇，比例高达94%，正面报道13篇，中间态度的报道12篇，各占3%。显然，这一时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人民日报》上的主要形象是“奸商”，而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命名的“资本家”这一头衔在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同样是个典型的负面称呼。一些新闻报道的标题将这些负面因素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平粮价平稳，奸商企图抬价失败》等等。这说明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这一历史时期是被批判、惩罚、打击的对象。
2 1953～1956年国有化改造时期
1953至1956年是国有化改造时期。国家政策以“改造”为名，行“消灭”之实，即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先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合营”，然后在1956年迅速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私营企业主阶层受政策因素急速减少。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新闻标题中提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章迅速减少，仅有89篇。其中将其称为“资本家”的36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17篇，“商人”的16篇，“奸商”数目大幅度减少，仅有14篇，“老板”和“企业家”的各2篇，“投机倒把者（商）”或“个体户”的各有1篇。然而，从写作态度上来看，这一阶段对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象塑造明显正面了许多。中间报道24篇，正面报道22篇，两者之和占到了报道总数的51.7%，超过了半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上一阶段《人民日报》对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强烈批判色彩。分析这些非负面报道，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一是肯定这一阶层在生产、经营等方面的特长，鼓励他们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如《重视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性》等类报道；二是展望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改造后的光明前途。如《胜利的花朵》一文中转述了一位私营工商业者的话：“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生在毛泽东时代是一种幸运，宪法草案规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完全合乎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对私营企业主改造的过程中，《人民日报》不再像上一时期一味地批评，而是采取了类似“招安”的手段，在一定的安抚下，私营企业主阶层“光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资本家们和他们的家属都穿上了挂着大红花的最漂亮的衣服，扛着‘放弃剥削、学好本领、争取作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大幅标语，欢欣鼓舞地走在游行的队伍里”。
3 1957～1977年私营企业主被消灭时期
1957至1977年是新中国经历的最为低潮的一个时期，也是最为动荡不安的一个时代。新中国遭受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创伤。在这一阶段，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中国社会被彻底消灭、打倒了，仅有极少量的私营经济以“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的形态畸形挣扎着。
这是本研究在时间跨度上最长的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新闻标题中提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章326篇。其中称其为“资本家”的144篇，称其为“剥削者”的50篇，称为“老板”的44篇，“商人”40篇，“企业家”13篇，“企业主”11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9篇，“投机倒把者（商）”9篇，“奸商”4篇，“实业家”2篇。负面报道再次占据了新闻报道的绝大多数，共有271篇，占总数的83%；中间报道45篇，占13.8%；正面报道仅有10篇，占总数的3.2%。
按理说，在1953～1956年国有化改造时期，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剥削人民的资本家已经基本消失了，即使极少数人能以“地下”状态苟延残喘，他们也已很难进入《人民日报》的报道视野了。《人民日报》是在报道哪里来的私营企业主呢？分析相关报道，我们可以得知：首先，绝大多数的新闻标题针对的是国外私营企业主，并非针对国内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涉及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标题仅有42篇，占这一阶段总数的12.9%，平均一年仅有2篇这样的文章。典型的如《美国资本家找护身符，商量宣传“人民资本主义”》、《苏修是凶恶的国际剥削者》等。值得一提的是，包含“剥削者”的新闻标题几乎全部出现在这一时期，而这些标题指涉的全是外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显然，《人民日报》认为，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剥削”的概念。其次，另一部分遭批评的国内资本家则并非经济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主，而是政治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典型报道有《抬出林老板这具僵尸要干什么？——评影片》、《资本家的“才能”就是损人利己》、《“向资本家学习”就是向资本家投降》等。
这样，在此时已经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的中国社会中，现实生活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不再在《人民日报》上有清晰的形象，同时也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与价值。但“私营企业主”这个称谓作为一个早已被批臭批倒的负面符号，却还可以征用于新的国内、国际间的敌我政治斗争中。因为借助具体的符号，符号资本的象征权力将世界的区分原则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观传达给行动者，并作为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内嵌入行动者的身体，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指导人们的价值判断。换言之，通过“资本家”、“剥削者”这类称谓的使用，人们能迅速地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并在认知与情感层面上加强他们对敌人的认识。
4 1978～1991年改革开放起步的试探期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但改革开放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人民日报》在1978年初至1979年底，基本没有关于这一阶层的报道。与改革开放的清新风气相比，这两年的《人民日报》显得格外保守谨慎。然而，在随后政策“看一看”的观望态度之下，《人民日报》却在1981年5月29日至9月19日这个时间段内开辟专栏讨论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雇佣工人的事件，并发表了多篇站在企业主立场上的报道，如《“万元户”节俭办婚事》、《上海表彰郊区十七名“万元户”》等。虽然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大多数的新闻标题中仍以“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等负面形象出现，但与改革开放初期将私营企业主“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相比，《人民日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87年初，随着中央《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5号文件的发布以及随后一系列文件法规中，私营企业主的经济活动都得到了肯定支持，该阶层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此时，《人民日报》也开始了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大规模赞扬。典型报道有《三分庭院做文章，刘景山成了不出院的万元户》、《“杨老板”拒贿》等等，不一而足。
1989年风波后，社会上一度沉寂的对私营企业非难的舆论又起，再次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新的资产阶级，甚至有人说私营企业主是政治动乱的社会基础，对私营企业主的发展冲击很大。1989年底统计数据显示私营企业骤减至90851户，从业人数164万人，1990年后，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在89年后态度急转，《上海逮捕37名偷税抗税个体户，五常县一税务专管员帮助偷税被判刑》、《不少个体户靠逃税暴富》、《个体户行贿的心态》诸如此类的负面新闻报道再度喧嚣尘上。
总体而言，在1978～1991年这段私营企业主重现、发展并再次受挫的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国家的政策层面、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的应对层面、还是《人民日报》的形象塑造层面，三者都处于不断地试探和调整期。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新闻标题中提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报道共有933篇。使用的有关私营企业主的名称达到了14个，其中称之为“企业家”的文章415篇，称其为“个体户”的301篇，“投机倒把者（商）”的68篇，“商人”的38篇，“实业家”的26篇，“老板”的26篇，“万元户”的30篇，“企业主”的8篇，“奸商”的9篇，“资本家”的5篇，“私营企业主”的3篇，“民族工商业者”的2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以及“剥削者”各1篇。从报道倾向上看，正面报道文章430篇，占总数的46.1%；中间报道348篇，占37.3%；负面报道155篇，占16.6%。称谓的多变反映的是政策的摇摆不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媒体形象仿佛一条变色龙，令人难以琢磨。
5 1992～2009年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时期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极大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提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报道共有1189篇，这些报道渐渐摆脱了以往感情色彩鲜明和火药味十足的语言，朝着理性、客观的方向变化。“民营企业家”或“企业家”这一中性词成了这一阶段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典型称呼，以此为标题的新闻报道共794篇，占到了总数的66.78%；称其为“老板”的138篇，“个体户”88篇，“商人”53篇，“实业家”33篇，“企业主”22篇，“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篇，“儒商”11篇，“投机倒把者（商）”11篇，“私营企业主”8篇，“民族工商业者”4篇，“奸商”3篇，“万元户”3篇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1篇。与此相对应，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少，在这1189篇文章中仅有73篇负面报道，这些文章如《富了采金老板，毁了雪峰山水》、《沈阳一个体户漏税70万元被查处》、《浙江“东阳富姐”吴英被刑拘》等往往就事论事，没有给私营企业主阶层乱贴称呼标签。中间报道数量明显增多，共有561篇，占这一阶段报道总数的47.2%。555篇正面报道占同期总数的46.7%，围绕“民营企业家”这一称呼，《人民日报》的报道态度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客观冷静，而且中间报道首次占据了主流位置，这是《人民日报》在此一阶段的典型报道特征。
三、国家话语、主流媒介话语与私营企业主阶层
2006年一则新闻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贴，因为私营企业主、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富豪在中国是个弱势群体”。无独有偶，在当前私营企业主最关心的问题调查中，位居第二的即是“希望解决社会上对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歧视’问题”，“不少私营企业主反映，目前社会上对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歧视’还远远没有消除，‘仇富’心态尚普遍存在。无论是贷款、注册、投资等经济活动，还是参政议政等政治活动，都受到很大制约。至于意识形态方面，问题更大。许多老百姓还是从‘戏’里面去认识民营企业家，那些负面的形象其实并没有反映今天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和主流”。
以上事例说明，在当前共和国历史上私营企业主发展得最为顺利的时期，该阶层的集体焦虑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形象塑造、社会身份的建构上，以至于他们不惜征用“弱势群体”这样的话语策略来保护自己。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21世纪在传媒产业化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媒体频频越位，使用平民主义新闻生产话语策略，实现了报纸、读者与社会弱势阶层的结盟。这样，媒介话语必然指向对社会转型期间某些特殊利益群体（如富豪、民营企业家）的道德拷问，富豪成为传媒报道中的“负心者”也就顺理成章。此言固然有理，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市场化程度并不高的那部分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任务的“喉舌”媒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上文的研究数据表明，2006—2009年期间，《人民日报》并没有加入新闻媒介对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申讨声中，而是坚守对私营企业主中立乃至正面的报道立场。
然而，总结60年来《人民日报》对私营企业主的报道过程，却是一个N字形，从早期的“奸商”到近年来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的媒介形象从负面逐渐走向了中间乃至正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1949—1978年），私营企业主均是以负面形象（奸商、剥削者）出现在国家主流媒体上，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1978—1992年（变色龙），他们的形象仍没有明显改善。在报道倾向上，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以上统计数据虽然显示负面报道（31.1%）要低于正面报道（35.1 9/6）。然而，鉴于《人民日报》60年间经历了四次扩版，版面数量从1956年的6版扩充到了2009年的20版，其中三次扩版都集中在1995—2009年间，也就是《人民日报》开始大规模正面报道私营企业主之后。这也意味着，如果考虑加权因素，这60年间《人民日报》对私营企业主的报道应以负面为主。在时间跨度上，负面报道也占据了更长时间。长期的负面报道以及与此相连的私营企业主负面形象的意识形态宣传，再加上中国社会“士、农、工、商”传统中“商人”的卑贱地位，私营企业主在中国社会形成了无法磨灭的负面刻板印象与习惯性思维认识，几乎难以翻身。 需要指出的是，60年间，两股力量左右了《人民日报》对该阶层的形象建构。一是政策层面的政治话语，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市场话语，其中政治话语始终占上风。改革开放前，当私营企业主的形象以负面为主时，媒介话语中的私营企业主形象是缺乏自身主体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一个等待着被消灭的阶级群体，除了听从媒介话语以及背后政治话语的规训，不可能独自发声。1956年《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当时的“红色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荣毅仁时，问他“‘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时’，他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记者插断了荣毅仁兴奋的谈话，要求他谈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此时的记者无疑成了政治话语的代言人。1992年后，《人民日报》开始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和中间报道，这其中依然有政策上的因素，但市场的力量已浮出水面。早在1988年，“经营”就成了中国传媒业的关键词，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体脱离财政补贴，开始自负盈亏的运作。1994年，国务院把“报刊经济管理”正式列入第三产业，极大地解放了报业生产力。《人民日报》虽然没有完全走向市场，但它凭借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同样向广告商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据2006年《人民日报》广告价目表显示，整版套红广告364000元，最低广告价格也需2500元。私营企业主阶层无疑是广告商中的中坚力量。
这样，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市场的角度，《人民日报》都应该对私营企业主阶层采取友好合作的姿态，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从上文可以看到，自1992年后，《人民日报》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了大规模的正面报道，只是这些报道的效果远不如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早期。这当然与《人民日报》90年代后社会影响力的下降有很大关系，但其中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这些关于私营企业主形象的正面报道概念化、模式化痕迹明显，难以打动人和在读者中间树立真实可信的正面形象。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总体基调下，这些报道虽然增添了对私营企业主个性化的描写，但这样的描写同样落入了同质化、符号化的误区。与依靠市场化运作的都市报媒体对富人群体的征伐报道相比，这些正面报道就更显苍白无力。
虽然政策层面的话语对《人民日报》的报道影响极大，但仔细分析前五个阶段的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在前两个时期，《人民日报》对私营企业主的报道出现了与政策相左的现象。如1949—1952年，在国家政策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时，私营企业主的形象最为恶劣——“奸商”，而1953—1956年，国家政策开始消灭剥削人民的资本家时，《人民日报》的负面报道却减弱了许多，出现了积极鼓励的一面。然而，这并非与政策唱反调。《人民日报》作为一份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份机关报，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宣传的各种手段，懂得与政策完全一致的宣传未必对政策执行有力的道理。1949—1952年间，虽然政策上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但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却是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成为国家新主人的政治、社会现实；1953—1956年间，虽然政策层面上需要消灭资产阶级，但要在意识形态上将他们彻底转变过来，则需要劝服引导。《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它在此期间的宣传效果几乎是一呼百应，某种程度上与它能熟悉使用这些宣传技巧是分不开的。虽然今日《人民日报》在舆论引导方面的地位远不如当年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但媒介宣传话语如何与政策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纵观《人民日报》60年来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报道，国家政策、主流媒介话语、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的应对这三者之间在不断地试探调整。其中政治话语居主导地位，私营企业主阶层话语居被动地位，而《人民日报》扮演的是政治话语的执行者角色。私营企业主在主流媒介上的弱势主体地位是不难觉察的。然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都市报媒体上，媒介话语又被平民主义话语策略绑架，私营企业主的形象同样以负面为主，他们的主体地位同样得不到真实表达。传播学者曾经指出，当代传媒对现实生活强大的符号表述力，体现了其进行话语制造和意义再造的“社会建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私营企业主感到自身被“误解”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媒体上的弱势地位，历史和现实中被冠上的种种污名称谓，多多少少都限制了该阶层在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反观私营企业主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他们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截止2008年底，全国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私营企业为659.42万户，注册资本11.74万亿人民币，中国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上升至七成多，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税收的1/3。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私营企业主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将更为举足轻重，这种作用将不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会是在广大的政治文化领域，他们的责任感、榜样性会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标杆。他们的媒介形象塑造在当下中国语境中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如何将私营企业主的形象在中国媒体上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让他们的身份、意识与各种关系能与媒体、政策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这不仅是私营企业主们迫切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且也考验着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理念，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