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船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那一年高秉涵13岁，拄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六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潮水一样往上涌。刚开始没有一个人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船了”。
有些没挤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到处都是血。一枚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
高秉涵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别离
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破碎。高秉涵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在高秉涵包袱里放了20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让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9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个塞到高秉涵手里。他忍不住低头剥开皮吃了一口。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高秉涵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再也看不到他妈了。
高秉涵后来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活着
南京的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高秉涵无处可去，又不敢回家，就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1000多公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高秉涵扯一片芭蕉叶，窝一点儿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上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军来了”，第一个士兵慌忙转身，一缸热粥全泼在高秉涵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高秉涵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来。
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下着小雨，高秉涵一个人走，腿已经肿了，还爬满了蛆虫，没有鞋子，拿破布裹在脚上。雨越下越大，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他发现一个土地庙。他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高秉涵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原来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高秉涵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印有红十字的包。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的腿就冲，把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用纱布把我的腿包住。我仔细看他的帽子，上面有颗星星，他是解放军”。
望乡
高秉涵跟着200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法安置，没人顾得上他的死活。
高秉涵能够生存，是靠着他妈放在包袱里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一个人到山上去了，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的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家书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却又不敢。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小高庄，由宋书玉（他母亲的名字）收。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此时，他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
妈妈去世后，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照片，一个是为他做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妈妈常哼唱一段旋律，高秉涵唱：“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代表妈妈，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的冲击。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这位快80岁的老人说“妈妈”时，却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乡愁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情感的只有故土。空盼了几十年后，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
20世纪80年代，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100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一刹那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何止七壶呀！”
这么多年了，在高秉涵家的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回家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揪了一把树上的榆钱，只有口中这一点儿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位13岁离家、如今年过花甲的老人，当时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高秉涵是同乡会会长，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都说“如果能够回到大陆，就把我的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高秉涵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接收。高秉涵找到村子里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我问：“这点儿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对我们来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的不太一样。这也是心灵的一个皈依吧。”
高秉涵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家里地下室的侧墙上。他说：“我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件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
（摘自《风流一代》2012年9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