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位驰名中外的名将。他英勇善战，无论是北伐东征、抗击日寇、解放战争中，皆为国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戎马生涯五十载，在国共两党军队中都分别奋战了二十五年。在国民党军队中，他官至中将兵团司令，曾获蒋介石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在共产党军队里，他官至上将兵团司令员，毛泽东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这位蜚声全国的名将，就是1949年8月4日和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一起领衔通电起义，率领数万国民党官兵和平投共的陈明仁将军。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提起陈明仁长达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其起始时间应该是1925年，这年秋天，陈明仁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军讨伐陈炯明之战，第二次东征时又参加了攻打惠州战役。他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是中尉排长，由于惠州守敌顽强，炮火猛烈，许多强攻登城的黄埔学生一个个都中弹倒地，在这次战役中特别是陈明仁最敬爱的刘尧辰团长也中弹身亡。他极为愤慨，决心以死报国，为刘团长复仇，不攻破惠州城决不生还。陈明仁言毕，补充若干手榴弹于腰间，将青天白日旗插于背上，一手拿枪，直冲云梯，奋勇登上惠州城楼，以手榴弹压倒城上守敌。敌人见他来势凶猛，大惊失色，纷纷逃窜。陈明仁在炮火的掩护下，将旗帜插于惠州城楼，紧接着东征军其他官兵也登上惠州城，全歼负隅顽抗的敌人，一举攻克惠州城。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和政委周恩来等都在阵地上观战，蒋介石校长从望远镜中见此情景，问拿着旗登城的人是谁？旁人告诉他是陈明仁。战斗结束后，蒋介石召集部队官兵讲话时，特请陈明仁出列，蒋介石亲自呼口号举枪：“向陈明仁致敬！”陈明仁因此得到加官进爵等殊荣。自此他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此后青云直上，由中尉排长到中校营长，后来又升任黄埔军校上校大队长、上校团长，至1933年升任二十八旅旅长，到1933年，他已是八十师中将师长了，时年三十岁。
1938年陈明仁率领预备役二师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后，调到贵州黔西休整。他的部队到黔西后，改变了当地老百姓怕兵如虎的状况，据记载：陈明仁率部进入黔西后，即将黔西的市容整顿一新，改变了当时市容不洁的情况。他下令士兵执勤洒扫，种植花木，并在收割季节率士兵帮助农民收割，受到老百姓的称颂，为此，当地老百姓编了两首歌谣：“三○五师到黔西，做法正合人民心。参加我们搞劳动，国民犹如姐妹亲。师长明仁带官兵，黔西驻下一师人，大街小巷齐扫净，沾光我们黔西城。”
陈明仁对当地的教育也很关心。他曾亲自到黔西的养正小学参观视察，并为该校毕业班题词。题词内容：“养正小学第三期毕业同学留念：‘学无止境，业何以毕，勉乎小子，更上一级。’陈明仁敬题。”
据跟随陈明仁多年、长沙和平起义时任警卫营长的李振邦回忆，陈明仁治军很严，部队秋毫无犯。在黔西时，有一位司号长黄柱生恃陈明仁平时对他好，与人赌博输了钱，背着陈明仁伙同帮会分子在黔西乡下勒索，强抢百姓钱财，被人告发，陈明仁极为生气，令军法处长梁凤派人调查属实后，即召开全师官兵大会，当众枪决；并对部下说：“无论任何人，不能犯罪，如犯罪，即便是我的亲信，也一样执法如山。”为此，黔西的老百姓拍手称快。
1939年底，日军为割断中国与越南的对外交通线，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进攻广西南宁。当时国民党驻军在南宁一带的十六集团军的二个军六个师节节败退。日军的如意算盘是先占领南宁，继而占领昆仑关，以扼断我对外交通关隘，并伺机向桂林、柳州进犯，进而与湖南日军会合，入侵我西南大后方。
反攻前，陈明仁奉命率领二师（一○五师），由贵州黔西徒步开到广西，师部设在广西武鸣。为确保柳州、桂林不沦于敌手，必须夺取昆仑关。昆仑关位于武鸣之东南，它是保卫广西大后方的军事重地，而昆仑关东南的另一山峰――高峰岩，又是确保昆仑关之屏障，当时高峰岩又被日军占领。陈明仁即与参谋长吕旃蒙，团长洪行、戴坚共同研究作战计划，决定以战斗力最强的洪行团为主攻，其余两个团侧翼配合进攻。高峰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陈明仁与洪团长研究后，决定在洪团里挑选精兵组成敢死队，由东北的流亡学生杨某任敢死队队长。杨在湖南参军，曾是黄埔军校十四期学生。杨对家乡沦陷、对日军的残忍怒火满腔，得此重任，恨不得一口气拿下高峰岩。黄昏时刻，下着蒙蒙细雨，杨某率领敢死队对高峰岩守敌发动突然进攻。敌人突遭袭击，惊惶失措，来不及组织迎战，就狼狈溃逃。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即拿下了高峰岩。
1941年冬，蒋介石抵达昆明后，由驻扎在距昆明约三十里的陈明仁所部预备役二师临时担任警卫。这些任警卫的士兵衣著装备都挑比较好的，预二师的军容军纪是出名的，蒋夫妇亲眼所见，确有好感。蒋介石夸奖说：“陈明仁的部队纪律严明，为入滇部队之冠。”但几天后蒋夫妇驱车外出游览昆明的风景名胜，路过陈明仁部队施工的公路时，看见士兵们衣着破烂，蒋介石很不高兴，问是谁的部队？有人答是陈明仁的部队，蒋觉得奇怪，即传令陈明仁次日见他，陈明仁尚不知何故，待见到委员长后，蒋很生气，责问陈明仁为何阴一套，阳一套，为什么将士兵带成叫化子似的？公路上常有盟国人员经过，给外人看见，有伤军容国体等。陈明仁正有一肚子冤气与不平，反而向蒋说他的部队得不到足够的装备和军饷，而别人的部队就比他得到的优待得多，言下之意指蒋偏心，因此，更惹怒了蒋介石。蒋大发脾气，此刻陈明仁也横下心来，与蒋争辩。蒋介石大声咆哮说：“你竟敢这样顶撞我，我马上把你关起来。”陈明仁听后激愤地说：“我犯了什么罪？莫说关起来！就是杀头我也不怕！”一边说，一边将中将领章撕下来往蒋介石的桌前一丢说：“这个中将我不当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蒋的侍从闻声，知道事情不好办，请出夫人宋美龄劝蒋入内休息，并要宪兵营长送陈明仁回住所。事后不久，蒋对龙云、关麟征等在云南的高层人士谈起陈明仁之事，他们劝蒋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值此战争年代，像陈明仁这样的将领是很难得的，并夸陈明仁一向治军严谨，又英勇善战，只是脾气暴躁了些。劝蒋宽宏大量，而蒋亦深知打仗是要陈明仁这样的武将，所以也就顺水推舟，再要宋希濂等从中斡旋，劝陈明仁去见他。
陈明仁自顶撞蒋介石后，心中亦有顾虑，所以当宋希濂、杜聿明等劝说后，他还是硬关着头皮到蒋的别墅谒见他。陈明仁直奔蒋介石的客厅（他的性格及他与蒋的师生关系，他是常常不经侍从室传达就可直接出入的）。当时夫人宋美龄也在，蒋夫人见陈明仁到来，很高兴地接待，并安慰陈说：“校长对你一向爱之深，责之严，你这样顶他，当时他怎不生气呢？事情过去了，也就没事了！”蒋介石则叹了口气说：“你这样倔强的脾气，只有我才能容你、用你啊！”这件事就这样了结。
此事发生后，陈明仁虽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他当时正是广西昆仑关抗击日军侵略立功受奖的人物，原拟提升为七十一军军长，为此事不仅军长当不成，反而被夺走了预二师的兵权，以明升暗降的手法，委任陈明仁为七十一军副军长。
1942年，七十一军奉命调到云南，军部长期驻扎云南保山。他经常率部在滇西与日军作战。在陈明仁率军占领龙陵后，奉命继续向缅甸方向挺进，当时新二十八师由于长期作战，伤亡很重，所剩官兵不足二百人。某夜，敌人突袭至七十一军前沿阵地，情况十分危急，刘师长电话告急，军长钟彬接电话后没有发言。放下话筒木然呆坐，陈明仁见势不妙，立即拿起话筒，问明情况后，当即作了指示，并说：“如失了一寸土地，军法从事。”刘师长接陈明仁电话后猛然醒悟，抱着战死的决心，坚守阵地，稳住了部队阵脚，事后，刘师长说，由于副军长果断的指示，增加了他决一死战的决心，所以才以少数兵力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是夜，陈明仁判断敌人还会来偷袭，决定在军部只留下少数兵力，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埋伏在阵地前沿左右两侧，待敌来袭时出其不意，予以猛烈回击。果然不出所料，是夜日军突然来袭，刚到七十一军前沿阵地，就遭到七十一军埋伏炮火的猛烈袭击，敌人仓皇撤退，我军乘胜紧追，日军伤亡很大。这次战斗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并俘获日军官兵数十人。紧接着，全军奉命乘胜追击，以破竹之势连连攻下遮放、畹町、芒市等各重要据点，于中缅交界处――南坎与英、美盟军会师。陈明仁的军事才华受到英、美盟军的高度赞扬，又获国民党的奖赏。此时陈明仁英勇善战不仅在国内闻名，在国外亦到处传扬。此役后，陈明仁被提升为七十一军军长，率部返回芒市机场，再乘飞机凯旋回昆明。
国民党大势已去陈明仁军心动摇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明仁所率七十一军奉命由滇西调到江苏昆山、常熟、苏州、无锡一带布防，任务是“防共剿共”，但当时没有直接作战。
1946年春，七十一军又奉命北上，全军从上海乘美军运输舰开抵秦皇岛登陆北上，与解放军作战。那时陈明仁的长子陈扬钊也在该军八十八师当排长，到东北后不久就调任到师部当参谋，没有与他在一起，但陈扬钊经常随师长胡家骥去军部见父亲陈明仁，当时陈明仁还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陈扬钊和父亲陈明仁在东北的几个月里，看见战争伤亡惨重，所部师长辛伦因与解放军敌对而被击毙，当时他觉得像辛伦这样在内战中丧生很不值得，觉得长期打下去，死的都是中国人，牺牲了也没什么意义，何况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因此，他到军部向父亲陈明仁提出：想暂时离开军队，回南京再读几年书，创造条件将来到美国进西点军校。于是1946年6月陈扬钊就回到了南京，9月就读于金陵大学。
在陈扬钊离开东北之后的次年（1947年），陈明仁奉蒋介石之命，固守四平街。后来，李明灏特地到东北劝说陈明仁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但陈当时仍坚持效忠蒋介石，不为李言所动，在四平街战役中仍顽固抵抗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国民党军守住了四平街阵地。此役被国民党誉为有史以来守城防御战最成功的战例。陈明仁也被蒋介石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国民党最高奖励勋章），擢升为第二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一面派人前往长春筹备设立兵团司令部，他自己则回南京，探望儿子后即与妻子谢芳如到湖南家乡醴陵探亲、祭祖扫墓。此时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到东北视察。陈诚见陈明仁当时如此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名声�赫，心存忌妒。恰好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向他告陈明仁的状（刘是陈诚保定系的），说陈明仁看不起他，打仗时又不保卫他，将美军援助的粮食拿来构筑工事，陷百姓于饥饿状态，美军顾问亦大为震怒。于是，由陈诚向蒋介石告状。蒋最怕得罪美国，偏听陈诚之言，即下令扣押陈明仁，并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等说情，晓以利害，才免予扣押；但撤销一切职务，安排在南京总统府任中将参军。事实上刘翰东在辽北私自囤积大量粮食，其中不少是美援物资，他据为己有，堆放在四平街火车站铁道两旁，这些粮食被炮火击中后燃烧，损坏多半。四平街战后，居民缺食，士兵缺粮，他们在烧毁的粮食堆中，取走尚可食用部分，陈明仁未予阻止，使刘翰东囤积的粮食损毁殆尽，刘便怀恨在心，诬陷陈明仁。
1948年夏，国共战争形势愈来愈明显，国民党军整个师整个师地被解放军吃掉，解放军节节胜利。此时，蒋介石又想到了陈明仁，他还亲自出面要西北的胡宗南来邀陈明仁，胡宗南托人带信及一大笔路费到陈明仁家，邀陈到西北去与他共事。陈明仁未允。不久，杜聿明又亲自到陈家，他与陈明仁私交甚好，拟邀陈到他那里去任副职，陈亦拒绝了。
是年深秋，白崇禧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要陈明仁到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及第一兵团司令官等要职。白崇禧起用陈明仁，是因为陈明仁既能打仗，可给他抵御解放军，又知陈对蒋不满，亦可以此将陈拉到他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开始尚犹豫，经白劝说解释后方才同意。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白崇禧的建议，亦有他自已的打算，也就是说，陈明仁去华中，既可以对付解放军，亦可通过陈牵制白崇禧，是一箭双雕。陈亦有想法，此时，他已不是四平街时期的想法了，他大半生的经历使他对蒋介石早已有怨懑之心，再看看当时的国共斗争形势，显然国民党大势已去，加上李明灏、温汰沫以及刚由东北解放区被释放回来的弟弟陈明信的影响，他对共产党的基本情况和政策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再想到家乡湖南三千万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等等，使他作出抉择，答应白崇禧的邀请，于1948年10月到武汉重掌军权。
1948年，陈明仁到了武汉后即与程潜联系，首先商议通过国民党参谋部次长刘斐（湖南醴陵人，与桂系关系密切，是国共和谈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向白崇禧进言，说明湖南是军事重地，自古兵家必争，如果陈明仁的第一兵团调到湖南，进可攻，退可守，对巩固西南后方极为重要。白崇禧接纳刘斐之言后即向蒋介石请示，蒋亦认为调陈明仁兵团至湖南不仅可以增强黄埔系在湘的实力，又可间接削弱程潜在湘的权力，即电覆同意。1949年春，陈明仁调到湖南后，兵团总部设在长沙，兵团计有二十九军、七十一军，后又将一○○军、十四军、一○二军编入第一兵团，还有地方上的一些部队都由陈明仁统率。不久兵团撤销二十九军和一○二军，由五个军编为七十一军、十四军和一○○军共三个军。
此时陈明仁的长子陈扬钊亦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当时解放军已迫近南京，陈扬钊回到长沙后与父亲陈明仁商量自己的工作问题，是从军还是从文，到哪里工作比较适宜？陈明仁说：“现在时局变化很快，湖南的情况十分复杂，目前你不宜去别的地方，留在长沙，我与颂公（程潜）商量商量，你最好到绥靖公署警卫团待一段时间。”
陈扬钊虽在警卫团担任连长，但仍与父母、妻子同住在长沙织机巷父亲陈明仁的官邸。当时长沙的情况愈来愈紧张，不断传出解放军攻城夺地的消息。长沙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陈明仁暗中和程潜紧密联系与解放军和谈等事宜，同时又要应付蒋介石、白崇禧方面的威胁。此时，白崇禧已坐镇长沙，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或约陈明仁面商军机，且暗中派人监视陈明仁的动静。蒋介石也极为关心长沙的局势，不断来电要陈明仁守住长沙，与共军决一死战，蒋介石的特务也遍布陈明仁的周围，陈为应付蒋介石和白崇禧，在长沙构筑工事、栅栏，街上布防，扬言一定要以四平街精神在长沙与共军决一死战。因此，长沙一片备战气氛，不少老百姓骂陈明仁不顾长沙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将长沙沦为一片焦土。在这段日子里，陈明仁的家里客人川流不息，大厅排队坐候陈的接见者常常达数十人，其中有善意劝说陈不要打仗的，有恐吓的、试探的、要钱的、求职的等等。陈明仁对求见之人，有的拒绝不见，有的即使见了，他也以闭目而坐、只听不说的态度来对待，对明知是摸底的人则说相反的话，对个别的还发脾气。对他的知交密友温汰沫、李君九也很少见面，有时还故意当众训斥他们，使他们在人前感到尴尬，不好下台，暗中却将和谈的事宜交托他们联系。李君九是陈明仁指定代表自己与湖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系人。
举义旗筹谋已久保家眷煞费苦心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明仁将儿子陈扬钊叫到他的房内对儿子说，白崇禧要他下令将兵团司令部在长沙的家眷通通送往湘西，以便在长沙与共军作战，并问他的家眷几时离开长沙？为此陈明仁内心挣扎非常激烈，如果不将家眷送走，就会使白崇禧起疑心，怀疑他不肯在长沙与共军作战；一旦白崇禧起疑心，则后果不堪设想，长沙和谈就很难实现。如果将家眷送往湘西，长沙起义后，家眷就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有生命危险。为此，陈明仁与妻子和儿子商议后做出决定，将儿媳、孙子送到安江，妻子谢芳如因患重病则留在长沙就医，长子陈扬钊仍留在自己身边照应，弟弟原来在安江纱厂实习，必要时可与安江纱厂地下组织联系。一方面又委托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照顾儿子的家眷。夏日长是陈明仁的心腹，他向陈明仁保证一定保护好陈扬钊家眷的安全。六月份就将家眷送去了湘西。
1949年7月27日，临近长沙起义前几天，陈明仁刚开完军、师级会议，在会上宣布他决心与共军和谈的主张，散会后又交代儿子，他与程潜商量好八月初在长沙宣布起义，并要儿子在他宣布起义之前赶到湘西安江将家眷分别隐蔽。
父子谈话的次日清晨，陈扬钊随即就和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同车到达安江。他到安江后即以夏师长警卫营副营长的名义，首先将原住娄江田家大屋的家眷疏散隐蔽。
1949年8月4日长沙起义的当晚，陈扬钊在夏日长师长家里与父亲陈明仁联系，陈明仁告诉陈扬钊他已与程潜联名通电起义，并告知起义后部分军、师将领不满而西撤到安江、洪江，陈明仁嘱咐儿子一定要小心隐蔽，严防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的报复和迫害。
陈明仁起义时所率国民党第一兵团、保安部队、地方部队等共约十二万余人。但起义后又撤退的部队数量众多，当时陈明仁面对此情况，既怒且忧，心情极为沉重，他知道发生这种情况，与当天《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发布的《程潜、陈明仁率部无条件放下武器，投向人民》这条消息不无关系。对此陈明仁在当时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皆未表示意见，直到1971年林彪在蒙古坠机死亡后，他才对别人谈起这件事。他说：“湖南起义部队在宣布起义之后之所以发生大量叛逃情况，与起义部队中有一部分人仍坚持反动立场有关；但大部分人是处于中间摇摆观望状态，报纸不报导部队起义而说是放下武器，就给人以缴械投降的印象。部队刚宣布起义，思想很复杂，我们的消息正给蒋、白特务以造谣煽动的极好材料，所以才使部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英明，即刻派人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肯定长沙起义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认为此举对解放军南下，解放广州及进军大西南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还高度赞扬程潜和陈明仁率部和平起义是“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同年九月，陈明仁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即赴北京，以特邀代表名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在京期间，陈明仁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接见。毛泽东还亲自陪同程潜、李明灏及陈明仁等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在天坛等地还与他们全景留念，陪同参观的还有陈叔通等。在天坛照相时，毛泽东特地要陈明仁与他单独合影，并对陈明仁说：“国外的谣言很多，你可多晒一些相片，分寄给他们，谣言就不攻自破。”（当时香港的一些报纸说陈明仁起义后遭到共产党的冷遇、迫害，已削了军职当寓公，有的说已被扣押。）毛泽东还单独邀请陈明仁到他家中作客，当毛泽东问及陈明仁有什么要求时，陈说没有。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别人有条件，按条件好办，你没条件，不好办。这样吧！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有饭吃，解放军有衣穿，你就有衣穿。”
长沙起义后，陈明仁被任命为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他所率领的第一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初步整编后起义部队建制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陈明仁自北京开会回长沙后，紧接着进行第二次改编，于1949年11月1日，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陶铸是政治部主任。陈明仁原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一职，经陈明仁向中央提出辞呈，于1950年下半年由程潜正式就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授衔典礼上，要陈出列谒见，并再次与陈合影。此后陈当选为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家五级干部待遇。
六十五岁告老还乡古稀之年儿孙满堂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明仁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回到湖南休养。他接此通知后，即将解放军的红五星帽徽、军衔、军服等，要警卫员送回军部，并写信告诉儿子们，他奉命回到湖南长沙当老百姓了，不久，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即令军部将他的军服、帽徽、军衔送回，并说明不是离开解放军编制，是离职休养，在部队的一切待遇不变。陈明仁欣然接受，随后又迁到湖南长沙上麻园岭。他回长沙后，得知陶峙岳也从新疆离休回到长沙，两人往来甚笃。
陈明仁前妻谢芳如与他甘苦与共生活了三十多年，夫妻恩爱逾恒，不幸谢芳如身患癌症于1950年4月间去世。谢芳如生有两子：陈扬钊、陈扬铨。继配萧毅，系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主治医师，为前妻谢芳如住院期间的主治医师，谢芳如去世后，陈明仁续娶萧毅为妻。萧毅从未生育，无儿无女。1972年夏天，陈明仁突然身患不治之症，陈患病期间，萧毅形影不离，日夜守候在丈夫的病床前细心照料。陈明仁住院期间，湖南军区先送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总医院诊断治疗。周恩来此时也重病在身，但他还亲自过问陈明仁的医疗方案，逐字逐句批阅，并指示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挽救陈明仁的生命。戎马一生的陈明仁终于不幸于1974年5月21日黄昏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1岁。
（选自《传记文学》2004年第1期）不该忘记的三个人 有的人凭丰功伟业留在史册上，有的人凭辉煌创造留在史册上，当然，也有人凭累累罪恶被人记住。在中国当代史上，有三个人以另一种方式，留在史册上，他们不应该被人忘记。
第一个是山东大学教授吕荧。提他不能不提胡风。
胡风是建国以后第一批被收拾的文人的代表，他的文艺理论被视为异己的力量，他本人成为文艺界整风的靶子。后来，他写了洋洋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转交中共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1955年1月，中宣部对胡的意见书作了如下结论：“他的意见书系统宣传了反党反人民的思想，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肃清他的影响。”4月13日胡风的旧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最为要命的是，他交出了胡风在40年代与他的私人通信，把胡风推向无底的深渊。毛泽东面对这些信，认为胡风代表的是反革命的势力，把他们定为“反革命集团”，公布了胡风案的三批材料，并亲自写了《序言》。5月16日，胡风被逮捕。胡风被逮捕一个星期以后，700多人召开文联主席团会议与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声讨胡风。
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讲话，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虽然是迟到的请求，但声音还是那样庄重：“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必须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彻底。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消胡风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开除、撤消的决议。就在这时，吕荧要求发言，得到允许以后，他走上主席台，坐在郭沫若、周扬中间，停顿了一下，望着下面黑压压一片与会者，说道：“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
话音未完，会场一片哗然，随之而来的是斥责与咒骂；有人跑了过来，将他拉开，推下台去。第二天，新华社报道说：“会上，胡风分子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这位仗义执言的勇士，随后就失去人身自由，软禁在家。
第二个是国务院参事万枚子。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放了一记响炮，他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的话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6月10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开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他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第三个人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
1959年，中央在庐山开会，准备纠正左的偏向。在此之前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元帅彭德怀说：“大跃进政策从根本上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果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主席对他说：“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你是要来个武人忧天倾啦。”彭德怀说：“主席，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我才这样讲。我应该这样讲。”毛泽东笑了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在庐山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批评了浮夸倾向，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后来毛主席把这封信印发全体与会者，把彭德怀与张闻天等人打成“军事俱乐部”。罢官的罢官，撤职的撤职，昔日功臣成为今日祸首，让人不胜唏嘘。
1959年8月，全军师以上干部1000多人，对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认为他从平江起义开始就是“投机入股”，大部分时间是反对毛主席的。
当时，林彪主持批判会，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抱住麦克风，忽然喊道：“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是他在长征路上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这一指责使全场人震惊不已，但立刻就响起一声呵斥：“胡说，你们完全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这位“不识时务”的将军就是钟伟，他喊道：“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会场顿时一片混乱。立刻，总政保卫处干部奉命率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咔”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会场。钟伟不停地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了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真是一条血性的汉子，40多年后，他的呼喊依然使人震惊，使人心动。
他如果不站出来，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平稳升迁，最起码会过太平的生活。可他没有。
有人说，在关键的时候，人都是先保护自己的。可这几个人没有。他们以“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直赴人生的险地，让人每每想起都凛然动容。
他们所以应该被人记住，是因为他们有超乎常人的见识。在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声讨的声浪中，他们保持了冷静。他们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而是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用常识去判断。使他们对一个人的看法在几十年后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其实，他们并不比别人聪明，他们不过是没有丧失良知，没有失去常识而已。
他们所以应该被记住，是因为他们超乎常人的勇气。在当时最高领袖下了定论的情况下，能保持自己的看法，不随波逐流，已经非常不易，更不要说公开地表示反对。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勇气甚至超过他们为之辩护的人。为什么呢？他们为之辩护的人在遭难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会那样惨。而他们自己是要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出来说话的。那是真正的义无反顾，真正的视死如归。当时群情激愤，有如烧开的油锅，有人往里倒水，只能使油更加沸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非大勇敢者岂能为之？
我想起马丁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悔恨之语：“当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以为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以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们不妨推想―下，假如当胡风受到不公平处理时，人们都能保持冷静，都能据理力争；当彭总受冤屈的时候，人们都能坚持真理，不袖手旁观，那会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吗？
有人可能会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恰恰是识时务的太多，坚持真理的太少，最后，才都弄得自身难保。包括刘少奇在内。
当然，后来有为刘少奇鸣冤的张志新，有开除刘少奇党籍时不举手的陈少敏，但毕竟凤毛麟角，难成气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