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珍档秘闻》邢建榕 著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著作四十余部，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除精研学问外，此公一生还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以社会活动家著称于世。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堪称色彩斑斓：结过4次婚，婚姻之外还有若干婚外情，活了98岁，有自传三卷问世。1920年，他曾经来华访问10个月，给刚刚兴起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风。
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从上海开始的。
一、“我是来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
1920年8月，出于对中国的神往，罗素决定前来中国研究中国问题。1920年10月12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旅行，罗素与他的学生多拉小姐乘坐“波多”号轮船抵达上海。一上岸，他们发现码头上没有欢迎的人群，不禁大吃一惊，罗素甚至以为这是中国人的幽默，让他白跑一趟。这当然是虚惊一场，原来他们乘坐的轮船提前到达了。得到罗素已经抵达上海的消息，有人才匆匆赶去迎接。其实，罗素要担心的是英国方面的特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因积极反战，被英国警察局监禁过半年。这一回英国方面也怕他“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就在他在船上彷徨时，英国领事馆的人已经盯上他了，并与英国外交部、国防部函电交涉，差点将他押回英国。
罗素日后回忆，初见的上海如任何一个西方大都市，和他习惯的伦敦并无多少区别。但是距租界不远，便是破败的贫民区，这使他感觉到了上海的畸形。对于白人社会的派对、外滩的高楼大厦，他没有什么兴趣，他关心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因为他是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而来的。当时一位青年学者杨端六在《和罗素先生的谈话》一文中，谈到罗素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和对中国政治改良的看法。他问罗素：“这次访华，你是来研究中国的哲学呢，还是中国的社会状况?”罗素回答说：“研究哲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
据《申报》、《时事新报》等载，罗素于10月14日游览上海华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往沪南闸北，途中所见事事物物一一询问，而于苦力工人生活，注意特甚，屡令停车，步行观察”。这些举止，与罗素来华访问的初衷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形而上的大学者，却能形而下地观察社会，同情贫民百姓，或许是他能够在哲学和社会政治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要原因。
罗素在上海期间，住在位于今西藏中路汉口路的一品香旅馆，在上海度过了访华的最初五天。一品香旅馆向来以中式西餐闻名，早期一品香旅馆是二层楼的中式楼房，20年代后翻造为大楼建筑，是接待外国人较多的著名旅馆。
二、“孔子第二”
对于外国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热情，尤其是对待像罗素这样的外国名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欢迎他，有人组织了“罗素研究会”，有人甚至创办了《罗素月刊》。梁启超等人则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学社”，专司接待工作。从讲学社成立后的活动看，只要是在国际上有名的学人，它都想邀请其来华讲学，简直就是一家“猎头公司”。《申报》、《时事新报》等上海各报纸，对罗素的中国之行广为宣传。在宴会上，中国主人频频奉承罗素，要他做“孔子第二”，为中国人指点迷津，提供安邦治国之大计。罗素只是笑笑，不轻易发表演讲，在他看来，听演讲不如读书。10月15日，罗素在一晶香旅馆接受了《申报》记者的采访，并于次日下午参观了申报馆。
《申报》系上海第一大报，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开创了中国报业的新时代。记者对罗素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罗素“盎然有学者风，一手持烟斗，坐安乐椅上，与记者谈话”，“烟斗之烟，缕缕而上，罗素博士之思潮，亦如涌而至，所发之议论，均细微静切，为常人所未曾道所不敢道”。“谈话时，博士还随时与记者以烟茶，殷勤和蔼，毫无种族之见、阶级之分，则博士之言行，均含大同之精义，固非常人所能及也”。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记者向罗素询问战后欧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尤其是欧洲有没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罗素回答：“于美国资本主义未打破时，社会主义之立足地步，必不能稳固。”“美国将于20世纪执全世界之牛耳。”
罗素访问过的申报馆大楼，如今仍默默地挺立在汉口路山东路转角处。从外表看，它并无太大的变化，但大楼的底层已经变成了一家餐厅，有几位客人正坐在那里就餐。或许，他们并不知道当年有一颗博大的心灵曾到访过此处，但在餐厅内，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也足以告慰罗素对苦难中国的期待了。
三、“文化问题最为重要”
罗素怕应酬，不愿多演讲，一般人他也不想见，但人在中国，身不由己。不过，他极想与孙中山一晤，研讨中国问题，当时正逗留上海的孙中山也非常想与罗素讨论一番。可惜因他匆匆南下广州，还是没有缘分见上一面，两人都感到非常遗憾。1924年，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一文中还提到：“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样的人，有很好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欧美，才赞美中国。”
10月13日，设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基督教救国会等七个社团联合设宴，在大东旅社为罗素接风。罗素发现，中国人十分殷勤好客，主人们的即席演说也是那么饶有趣味。罗素即席发表了“中国应保存固有之国粹”的演讲，认为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的物质文明。
随后，罗素在上海发表了两场正式演讲，一场是10月15日在中国公学演讲《社会改造原理》，一场是16日在江苏省教育总会演讲《教育之效用》，均极受欢迎。他在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先后发表演讲十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北京的“五大演讲”：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量逻辑、社会结构学。可见罗素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强调“文化问题最为重要”。
在南市的一所私家园林――半淞园，罗素也呆了两个多小时。半淞园“剪去吴淞半江水”，景色清幽，有听潮阁、迎帆楼、鉴影亭等景，多为中国传统样式，但因原来的园主是天主教徒，所以就在那些亭阁之上装饰了十字架，中西合璧，又有许多游乐节目，颇得罗素的欣赏，连连赞赏：“随处有文学思想。”大凡来华访问的外国名流，都会为东方传统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呼吁保存中国的“国粹”，极少有人去游览外滩之类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因而流连半淞园这样的地方，倒是合情合理的。这所著名的园林，后来毁于日本人的炮火之下，如今只有半淞园的路名可以让人遐想当年的风情了。
罗素十分欣赏中国的自然景物、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在演讲中屡次加以赞扬，津津乐道。这里笔者随意摘录一段，他说：“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故国文明中惟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他希望中西文化能够接触、融合，并进而产生一种更高级的新文化。
四、“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西方名家之所以纷纷地来到中国，这是与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密不可分的。
由于闭关锁国和社会禁锢，加上列强的侵略和瓜分，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衰朽不堪，已经远远落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后，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寻求新知识、新思想的热情高涨，因而不断邀请世界科学文化名人来访，“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同样，一些西方名人也对欧美工业文明深恶痛绝，他们期待能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找到世界未来的出路，因此中国也的确让来访者感到不虚此行，一般来说，他们总认为西方的成绩在科学，中国的优点在人生观。罗素就希望“这两种东西或许可以渐渐结合起来”。这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围城”现象：城里的人受到拘禁，拼命想逃出去，以求得自由；城外的人却感到新鲜，争相挤进来一睹风采。
可是，罗素很快发现中国人对他并不满意。他陷入了一个迷乱的漩涡。
罗素思想向来左倾，在访华期间，也一直遭受英国情报部门人员的跟踪。他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固然精辟，也让人受益匪浅，富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但处于五四运动风头中的激进人物，又如何能够满足呢?讲哲学，是“数学”的哲学，没有多少人听得懂；讲社会政治思想，也不一边倒，他赞同社会主义，却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c总之，不要墨守成规，但也不要全盘西化，更不要全盘俄化，因此“保守派”不满意，激进派更不满意。陈独秀就给罗素写了一封信，说他不讲社会主义，使“进步的中国人”非常失望。
一场期待中的风暴没有如期而至，不免令人失望，甚至讥评四起。
罗素回国时的心情，与在上海登陆时自是大相径庭。他在旅行至中国的北方时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在病榻上他灰心丧气地对友人说：“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不过，罗素对中国的感情从来没有淡漠过，对中国的期待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他始终惦念着这个东方古国的未来，直到93岁那年，他还在《中国问题》的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
五、“罗素式婚姻”
陪罗素一同访问的是多拉小姐，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1921年)。多拉毕业于剑桥大学，是罗素的学生，非常能干，富有才情，她在中国期间大力协助罗素，自己也接连发表了好几场演讲。当罗素接到梁启超等人热情邀请的时候，他与夫人的婚姻面临触礁，所差的只是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因此要多拉陪他一起访华，要不然，他也不来。当时他们两人也只是情人关系，热情的多拉只好陪他一同来华。当时罗素48岁，多拉只有28岁，整整相差了20岁，访华期间，两人同居同宿，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像杜威一样，罗素是访华时间较长的大学者，他就中国的时局、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问题都发表了卓越的见解，而更让时人触动心田的、引发热烈讨论的，则是他与多拉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婚姻的态度。
上海因此有了一场“罗素式婚姻”的讨论。起因，只是一场误会；后果，却相当严重。
10月14日，不知情的报纸在报道罗素访华消息时，称多拉小姐为“罗素夫人”。第二天，报纸知道误会了，连忙更正，说多拉小姐只是罗素的“女弟子”，对昨天的报道表示歉意，又专门去向罗素道歉。罗素回函，说误会“无足轻重”，也“决不会引为芥蒂”，引起误会的责任在他。这件事，使新闻媒体有了文章可作，不以为然的人干脆称多拉为罗素的“爱妾”，令人发噱。张申府调侃说，报纸的确说错了，但这个错，罗素或许心里窃喜，求之不得呢，何必道歉?
在演讲中，凡提及婚姻问题，罗素总要将英国的婚姻制度大骂一通，称其“腐旧不适用，常劝世之有智识者废弃之”。多拉的态度也差不多，“罗素式婚姻”的提法就是她的发明，意思是以简单的仪式完成婚姻大事。试想，正在为自由恋爱奋斗的一班激进青年男女，听到罗素的鼓动，看到人家虽无名分，却因有爱情，即可以“与夫妇无异”(罗素语)，哪能无动于衷?自然更加积极投身于婚姻解放，上海的《民国日报》、《妇女杂志》等，都推出了“离婚问题号”、“罗素婚姻研究号”，借着罗素、多拉的婚姻观，小题大做，鼓吹罗素、多拉式的“自由恋爱精神”。
罗素的翻译赵元任，28岁，美国留学生，在清华大学教授心理学和物理。赵有语言天赋，梁启超叫他担任罗素的翻译，一直跟着他。当时赵正和杨步伟谈恋爱，受罗素和多拉的言传身教，他们的结婚仪式也极其新潮，只请了同学胡适和一位女朋友在家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两人在一份文件上签个字，一场婚礼就算完成了。后来，赵还得意洋洋地问罗素，他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连罗素也感到吃惊，答道：“足够激进。”
在华期间罗素与多拉小姐的比翼双飞，是比任何言辞都更加直切的教材。思想解放、婚姻自由的观念，或许就通过他们的身影，植人到一心渴望恋爱自由的年轻人的心田里。他们的行动和说法，放在今天来看，并不新潮，于法律上更无依据；可八十多年前，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的到访以及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自在意料之中。说他实际上参加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为过。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责任编辑：薄铁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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