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时间不是1936年2月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在这里，毛泽东没有明说创作这首词的具体时间，但《毛泽东年谱》指出：1936年“2月上旬遇大雪，作《沁园春·雪》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诗词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一书更进一步界定了具体日期：1936年2月6日大雪纷飞，“皑皑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毛泽东为红军东征观察黄河渡口，2月5日到达离黄河仅有20余里的清涧县袁家沟，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触发了毛泽东的壮志豪情，7日晚上，“毛泽东奋笔疾书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沁园春·雪》”。
但历史事实并不支持2月说。
先看西安事变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童小鹏所著的《军中日记》：1936年2月7日，“天气又一天一天转热起来，平日行军时总冻得手红脚疼的，今天一点也不冷，走路时已穿不住大衣了。”日记用“热”而不是“暖”来形容气候，可见当时升温升得厉害。8日的日记又说：“午饭后即追随队伍，路漫得要死，走五十里，真走得痛苦至极。”当时红一军团的干部童小鹏参加东征，正在陕北延长附近行军，由于道路化冻而行走艰难。可见当时不仅没有下雪，更因天气的持续转热，连道路的结冰也融化了。
再看当年关于红军东征的电报。据《毛泽东年谱》1936年2月3日记载：“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秦邦宪、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
无论是当年的日记还是电报，都足以证明1936年2月7日前后所谓的“大雪”并不存在。
再看2月中下旬的黄河。童小鹏2月14日的日记记载：“天气已一天热似一天，似乎有点像春天的光景。”2月21日上午，童小鹏渡过黄河，并在这天日记里记载了他眼中的黄河：“约莫两百米宽的黄水荡漾地流着。两岸因是层层的岩石，故四面并不宽阔，水的两边还残留着一些尚未坍完的冰，且有一些冰块正在摇摇摆摆地随着水流下去，又夹着不急不慢的流水声，好像是表示它洋洋得意似的。”
《毛泽东年谱》2月21日记载，毛泽东这天“从河口东渡黄河”。2月24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请速动员绥、清、延、延四县赤先队迅速过渡，拆毁堡垒，发动群众保护渡口。”电报又是“过渡”又是“保护渡口”，身在黄河边上的毛泽东显然知道黄河依然在奔腾，“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情景自然也无从谈起。
完全可以断言，经过1935年暖冬的陕北，在1936年的早春二月，即使偶尔春寒料峭，也已经完全缺乏创作《沁园春·雪》所必需的寒冬腊月气候背景。
创作地点不是高家洼塬或石楼
毛泽东当时究竟身处何地对北国风光作实景描写？
2月上旬说认为是在清涧县的袁家沟或高家洼塬。确实，袁家沟顾名思义不是高地，完全缺乏居高临下的视野。高家洼塬位于清涧县城东，海拔千余米，在平均海拔1000—1500米的黄土高原上属于矮个头。当时毛泽东如果真站在这样的“塬”上，虽然根本“望”不到长城，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附近的黄河，因为他就是专为视察渡口而来。即便可以尽情遐想“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但面对奔腾的黄河水，又岂能视而不见，竟然落笔“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因此，认为袁家沟或“高家洼塬”就是《沁园春·雪》诞生地的观点显然难以立脚。
还有文认为是在山西石楼。据《毛泽东年谱》2月23日的记载：“到达距石楼四十里的张家塔。九时，致电徐海东、程子华：‘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二十时，致电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二十一时，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二十四日来张家塔一叙，把所有报纸杂志和敌情材料带来。”当年的电报证明22日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在石楼。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24日致电周恩来：“敌有四路总攻计划，大战在即，我们准备一切。”可见东征的进攻刚刚开始，战略要地尚未得手，敌军的反扑迫在眉睫，作为前线总指挥的毛泽东忙于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在胜负未知之前，怎么可能具有登上高山赏雪作词的悠然自得与闲情雅兴。更何况长征刚到陕北的红军人困马乏缺衣少食，立足未稳、前程未卜，毛泽东又岂能傲视群雄，以“风流人物”的今朝胜利者自居。因此，认为石楼就是《沁园春·雪》诞生地的观点同样难以立脚。
可以断言，无论是陕西清涧县高家洼塬还是山西石楼，都不可能是《沁园春·雪》的创作地点。
构思的真实地点是在空中
《沁园春·雪》有两个关键特点，是正确解读诗词诞生于空中的钥匙。
第一特点是鸟瞰。众所周知，对风景写实的诗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决定其视角，从而左右其文字的运用。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表明作者是在仰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表明作者是在远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明作者是在俯瞰。但是，由于受时代客观条件的限制，旧时描述大自然的诗作根本不可能产生鸟瞰的全方位视角，而《沁园春·雪》却匪夷所思地做到了这一点：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开篇三句显然不是毛泽东脑海中的想像，而是在鸟瞰时把北国寒冬大自然的整体风光尽收眼底后发出的由衷感慨。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些摄影似的描述更是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尤其是一个“望”字，绝非脑海中的意念，而是视野中的远眺，非常精确地表明了当时作者因身临其境而触景生情。因此所用词汇，无一不是翱翔时鸟瞰山河的真切感受，使得人们犹如在观赏一部由文字组成的航空彩色摄影。由于当年人们还根本不知航空摄影为何物，遑论彩色，因此对视觉冲击之强与心灵震撼之烈可想而知。
这里需要指出，对“山舞银蛇”的传统解释值得商榷。周振甫在《毛泽东诗词欣赏》中认为：“群山的一个个山峰绵延起伏，像银蛇在舞动。”其实，“舞动”的不是“群山”——否则过于狰狞与恐怖——而是山上的雪粒，优雅而洒脱。如果从空中浏览过雪山，即便观赏过类似的影视作品，都会看到飘动的雪粒被强劲的山风挟裹着形成大小条状，像无数白蛇顺着风势在山坡和峡谷旋舞，与沿着山脊与谷底走势形成的冰雪线一起，呈现出动静结合相映成趣的自然奇观。 1935年秋冬间，毛泽东在翻越岷山时作词《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龙在天，蛇在地。雪粒随着山风腾空盘旋，毛泽东仰视时谓之龙，鸟瞰时谓之蛇，实在是生动而贴切。因此，“山舞银蛇”是雪山山风、雪粒与山势的自然景象，并不是雪山本身变成巨大的蟒蛇而舞动起来。
“原驰蜡象”的传统解释也值得商榷。臧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认为：“在陕西和山西一带的高原上，盖着雪，在高处望去，像白蜡样的象群在奔跑着。”日本学者竹内实所著之《毛泽东的诗与人生》，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认为是国外研究毛泽东诗词有代表性的一部专著，并被收入《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竹内实认为：“秦晋高原上的雪，如同白象群在走动。”其实，“奔驰”的不是巍巍“高原”，更不是“雪”，而是黄土高原上大大小小的“塬”。所谓“塬”，是黄土高原上的奇特地貌，因其四周被沟壑纵横分割，且常年遭雨水冲刷走向又都非常相似、整齐，所以鸟瞰时的群“塬”，就活像在广袤的原野上迅跑但又排列有序的群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这句常遭回避，很少得到解读，概因想不到毛泽东是在鸟瞰。原有的解释比较勉强：“登高望远，一直望到山和高原跟天相接，这就感到山和高原跟天比高了。”其实直观的解释很简单，由于是首次在空中翱翔，所以作者非常自然地产生了这种新奇而真实的感觉。
第二特点是巡视。旧时诗人在描绘宏观实景时，受客观条件限制，几乎都采用以静观静或以静观动的视角。受此影响，有人以为“作者要通过雪来写出‘北国风光’，所以先写登上长城看雪景，看到长城内和长城外，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再看黄河的上游和下游，已经结冰，顿时失掉滔滔滚滚的水势”。这样的解释显然已经远离实际。其实《沁园春·雪》完全不同，所用视角不仅是以动观静，而且全部都是跨地域式的巡视。这种特有的快速移动视野如果不是虚构想像，就只能是在空中盘旋巡航，才容诗人的视野如此宽阔，使地貌变换如此迅速，对北国寒冬的全景能够同时进行整体性的精确体会。也才有作者发自肺腑的惊叹与感慨：“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以上两个关键特点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诗词的真实诞生地是在空中。也就是说，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雪》的构思源自飞机上对北国风光的震撼性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实认为：“似乎也有毛泽东自己讲是飞机上之作的说法。因为毛泽东曾对罗伯特·佩恩谈过这首词。”因为竹内实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日本东和社1953年出版的、由田边和一翻译的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佩恩1946年访问延安后所著的《毛泽东》一书，并较为详细地引用了其中毛泽东与罗伯特·佩恩有关《沁园春·雪》的一段对话，现录之容进一步考证：
“啊，那是一首好诗。在飞机里写的，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时候的事。我为从空中俯瞰我的国家的壮美而赞叹。……而且还有其他事。”“其他事是指什么？”“有很多呀！你想想看这首诗是何时写的。那时社会很有希望，我们信任大元帅。”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的诗很粗糙，你可别上当哟！”
这里还应该指出，原词中的“腊象”现在被改成了“蜡象”。据《诗刊》1977年第1期载文说，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诗词前，《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臧克家以诗人的天生敏感对“腊”字产生了浓厚兴趣，当面向毛泽东求教该作何解，并试着提出以“蜡”字取代似乎更为妥当。毛泽东没有回答他的疑问，却当场同意了他的建议。其实，如果就诗词本身而言，这一改动纯属多余。理由有三：
其一，由于“塬”的四周沟壑纵横，鸟瞰时就像皮肤收缩和干瘪形成的皱褶，活像陕北常见的腊肉，因此被毛泽东借以形容寒冬因饥饿而瘦骨嶙嶙的“腊象”。这一比喻不仅别出心裁精妙绝伦，而且还完全忠实于鸟瞰时所见的地貌。
其二，“银蛇”是高原冬日飞舞的寒蛇，“腊象”是平原腊月疾驰的饿象。因此，两者之间除了时间，在空间、动态、形象和文字上，都有着严谨而巧妙的对仗。
其三，毛泽东自注：“雪：反封建主义。”“银蛇”与“腊象”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舞”与“驰”，毛泽东显然是在隐喻红军于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中依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短短两句八字，可谓精雕细琢千锤百炼，足见作者观察之仔细，形容之逼真，思考之精妙与手笔之老到。如果把“腊”改成“蜡”字，且不说丰腴圆润的感觉与毛泽东所见不符，灵动、神韵与隐喻更是相形见绌。
顺水推舟可能是毛泽东同意修改的重要原因，让人相信“腊”可能是“蜡”的笔误。或者如周振甫所言“是为了更易懂”。至于竹内实的解释更是离谱：“所谓蜡象是真蜡的象，真蜡是柬埔寨的旧名。可以认为这里说的不是普通的象，而是在印度作为圣象为人崇拜的白象。”也就是说，毛泽东同意改“腊”为“蜡”，其实是宁愿自认瑕疵——这对诗人绝对不公——也不愿人们对“腊”字继续探究。那么，这个“腊”字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当时不能明言的秘密？
《雪》中隐藏的历史秘密
理解了《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在飞机上鸟瞰北国的杰作，也就能理解诗词中当时还不能暴露的3个秘密。
首先，庆贺西安事变。众所周知，重大的历史性胜利，总能迅猛激发毛泽东的创作欲望，这是毛泽东享受和宣泄内心强烈感受擅长和惯用的方式。长征胜利，毛泽东赋诗；占领南京，毛泽东赋诗。处于其间关键转折点的西安事变，毛泽东又岂能无动于衷。事实上，毛泽东不仅写了，而且还写得回肠荡气、精妙绝伦，那就是原名《咏雪》，后改为《沁园春·雪》的这首词。换句话说，《沁园春·雪》的完整标题应该是《沁园春·雪——贺西安事变》。其真正的创作时间当在1936年农历天寒地冻的腊月。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回避对“腊”字的解释，并立刻同意修改以免人们继续探究的真正原因。
至于诗词创作的具体日期，笔者考证应是1937年的2月12日。查西安事变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的《陈伯钧日记》，陕北1936年的冬天出奇地晴冷，从12月25日直至1937年2月9日基本无雪。但在2月10日农历除夕，也就是腊月的最后一天，突降大雪。陈伯钧在1937年2月11日，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日记中写道：“夜来大雪，遍山皆白。”这是那年冬天唯一的一场大雪。2月12日毛泽东创作了《沁园春·雪》以庆贺西安事变两周月。这天《陈伯钧日记》记载：“阴，微雪。”与诗词的描述也完全吻合。毫无疑问，如果漫天皆白的大雪，别说飞机无法起飞，就是起飞后也是天地茫茫。唯有微雪，既不影响飞机起飞也不影响作者视线，反而陡增诗情画意。所以，“万里雪飘”又能极目千里，恐怕是唯有“微雪”的妙境。就气候而言，实乃天赐良机。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月11日大年初一，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当时秦邦宪（博古）刚从西安回延安，据《叶剑英年谱》记载：“2月9日，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因此，博古是在2月10日，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乘飞机从西安赶回延安过新年，汇报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与首次谈判的情况。更确切地说，大年初一举行的所谓政治局会议其实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暨首次与国民党政府平等举行正式谈判的庆功会。这才是《沁园春·雪》创作激情的源泉和动力，才有毛泽东在2月12日对西安事变两周月意气风发的庆贺与对明天豪情万丈的抱负：“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如用前述毛泽东自己对罗伯特·佩恩的含蓄之言就是“那时社会很有希望”。
毛泽东鸟瞰北国风光的飞机就是张学良私人拥有的波音247型客机。自1936年4月上旬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后，张学良这架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客机就由红军驻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掌控，逐渐为红军领导层所用，经常来往于西安与延安之间。中共中央于1937年初就从保安迁往延安，也与延安有机场关系甚大。
西安事变使得红军及其领导人首次取得了合法地位。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政治形势又最为更新，一个迥然不同的大好局面正在毛泽东面前展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功的喜悦、首次登飞机遨游天空的兴奋、居高临下的新奇鸟瞰与大展鸿图的政治抱负，四者交融共振使得浮想联翩的毛泽东心潮澎湃激情喷涌，从而催生了傲视群雄气吞山河的不朽名篇。
其次，蔑视蒋介石。1935年10月，红军成功翻越六盘山。随后，毛泽东作词《清平乐·六盘山》，末尾两句是仰问苍天：“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东1958年自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不料一年刚过就心想事成。回想起西安事变蒋介石自取其辱的狼狈，毛泽东内心充满了蔑视。在重庆参加文艺界的一次聚会中，毛泽东更是公开把蒋介石称为将字头上一棵草的“草头将军”。因此，该词的下阕虽然历数秦皇汉武这些封建主义的正面象征，但为了不引起误会，毛泽东特地自注：“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说明毛泽东其实是在借古喻今，不露声色地表达对蒋介石的不屑，用毛泽东自注中的含蓄之辞就是：“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在毛泽东眼里，事变中束手就擒威风扫地的“草头将军”蒋介石还不配是封建主义的“正面”，显然更属于已经过气或正在过气的“往”者，这才有诗词最后斩钉截铁气冲霄汉的点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第三，保护张学良。要让庆贺西安事变的《沁园春·雪》公开面世，前提除了不影响当时的重庆谈判，就是绝不能危及张学良的安全。
当时最费周折的想必是如何宣布诗词创作的时间。如果明确是1936年的腊月，人们立刻就会联想起西安事变，蒋介石也立刻会感到毛泽东的不屑和嘲讽，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在必须发表、不能明说又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含糊其辞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毛泽东所言之“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模糊导读之词，让人们以为是南方人刚到陕北初见大雪之际的自然反应，决不会留意毛泽东说的是“初到陕北”，而非“初见大雪”，也不会懂得刚进延安之时其实也属于“初到陕北”范畴，更不会知道长征路上的毛泽东早已饱赏雪景而屡赋诗词。因此，《沁园春·雪》的发表尽管引起轩然大波，却无一人想到竟然与西安事变休戚相关一脉相通，蒋介石更是百思不解惘然无知，毛泽东对诗词创作的“时间差”策略圆满成功。日后毛泽东同意对“腊”字的改动，更隐去了真实创作时间的明显痕迹，也化解了人们对“腊”字的再三疑问。毕竟，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依然都在人间。
至此，回顾前述罗伯特·佩恩在《毛泽东》中所言，确实容易令人回味良久。
如今时过境迁，历史相关利害者均已作古。为《沁园春·雪》正名并复原“腊”字与诗词手书原稿完全保持一致，不仅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而且更能真实地体现出毛泽东创作诗词时的高瞻远瞩雄心壮志，以及发表和解释诗词时思前想后的良苦用心。
（选自《党史纵横》201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