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前，江苏宜兴蒋家的庭院中，一个年幼的女孩子穿行而过。当走近东书房旁盛开的海棠花前时，她总是留步说：这是我的花！自信与灿烂的笑容与海棠组成一幅明媚的图画。那单纯而又年轻气盛的姿态多多少少预示了她的命运走向：这朵花会以不一般的方式绽放——多年以后，她与一个著名画家的婚姻纠葛，以及与一个国民党高官的情感纠结终将使她成为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她就是蒋碧微，原名蒋棠珍，因出生之时家中海棠开得正盛，祖父便为她取名“蒋棠珍”。
从照片上看蒋碧微，她不是那种美貌的女子——五官的线条有些硬，身架也显得宽且高大了些，以至于少了些女性的柔美。但蒋碧微胜在她的整体气质，那种优雅、自信而不乏强势、爽朗意味的气息不断从她的照片中弥漫出来，让人约略能够想象当年一个沙龙女主人和国大女代表的风范。
这个女人一生喜爱皮草，喜欢高朋满座的热闹，她的指间常夹着一支烟，虽然她自己说并不上瘾。我虽不喜欢皮草和皮草装点的女人，但仍对蒋碧微充满好奇：年轻时随一个男人私奔却乏有爱情的甜蜜感，中年时深恋另一个男人却无法与他进入婚姻，儿女双全而落得晚景孤寂——这样一个女人，她对自己的一生如何评价？那本轰动台湾的《蒋碧微回忆录》中，她声称自己力求真实客观传述历史，但事实上又难免主观、武断、自以为是。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留下五十万言回忆录的女人，当她一点点梳理过去的岁月，是否有勇气直面自己内心的全部真实？会有怎样的无奈与难堪、幸福或激愤裹挟了她？
旧道德中的叛逆与逃离
蒋碧微，1899年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个望族，曾祖父曾在江西做知县，为官清明，更是孝友尚义之人。父亲蒋梅笙一生热心教育、兴办学校、从事著述。母亲戴清波系出宜兴名门，嫁入蒋家时十七岁，蒋、戴联姻一时成为宜兴盛事。戴清波很是能干，将整个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得到蒋氏家族上上下下的认可。可以想象，这个秩序井然的书香之家对女孩子的教育自然具有了一种两面性：一面是基本与男子平等的文化启蒙与生活教育，一面也有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强调与恪守。这一点在蒋碧微身上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她的幼时教育起步较早——先在家塾念两年书，后在父亲创办的女子小学就读。不久之后，一场父母之命的联姻很快形成：民国元年，蒋碧微十三岁时，由父母做主与苏州查家的二少爷查紫含订婚。查家与蒋家是世交，蒋碧微的堂姐就嫁给了查紫含的哥哥，蒋家自然也乐意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
在认识徐悲鸿之前，蒋碧微已经不断从伯父、姐夫的口中听说他的传闻轶事：为父亲服丧，白鞋子里面却穿双红袜子；在一所学校兼课，每天步行三十里却过家门而不入；再加上一个有些怪的名字——在蒋碧微的眼睛中，徐悲鸿就像人们所评说的一样，是一个与众不同、极有个性的“怪人”。1916年，蒋碧微随父母迁往上海，几乎同时前往上海求学的徐悲鸿成了蒋家的常客。在频繁的交往中，蒋碧微才更多了解了徐悲鸿的身世及家庭情况。“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新奇的感觉，秘密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都使我对他深深地爱慕和钦佩。”但是两个人从未有机会单独呆在一起过，也就没有机会交谈一句“私话”，因为这在“我那旧家庭是不可能的”。①
直到1917年的一天，徐悲鸿照例来到蒋家，边跟蒋碧微的母亲聊天边看她给蒋梳辫子，蒋的母亲无意间说了一句话：明年查家就要来迎娶了。蒋碧微有些悲伤——对于那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夫，她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在父亲执教复旦大学后，查紫含也到复旦上学，有一次竟派小弟来讨一份国文考试的卷子，让蒋碧微觉得有作弊的嫌疑，内心里很是瞧他不起。
想想未卜的将来，蒋碧微趴在桌上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已经离开又回头取手帕的徐悲鸿看到了哭泣的蒋碧微，他伸手拍了拍蒋的肩膀说：别难过。
几天后，徐悲鸿的好友朱了洲到蒋家来，秘密地问蒋碧微：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带你去国外，你愿不愿意去？蒋碧微马上想到了徐悲鸿。与未婚夫查紫含相比，此时英俊潇洒又落落大方、刻苦上进且深得蒋家父母欣赏的徐悲鸿自然占了上风。
在朱了洲的催问中，蒋碧微脱口而出自己的决定：“我去！”虽然回忆录中蒋碧微提及自己在这个重大决定做出之前的犹豫与担心，但是，这个选择仍然是她极具有决断力性格的很好的证明。一个18岁的女孩子，极少迈出家门，所经历的区域无非宜兴、上海两地——现在她却要跟一个不是特别熟悉的男人私奔了——叛逆的勇气与行动的果敢意味由此可见一斑。
自此之后，徐悲鸿便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枚上面刻着“悲鸿”，一枚上面镌有“碧微”，而后者，正是徐悲鸿为自己爱恋的女孩蒋棠珍新取的名字。虽然没有看到过徐悲鸿对这个名字的具体阐释，但其中蕴含的翠色苍茫、刚柔并济之境仍然清晰可见——这也许正是徐悲鸿对蒋碧微的初恋印象。但他不知道，事实上蒋的刚性与强悍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徐悲鸿的安排下，1917年5月13日，蒋碧微给父母留下一封语辞含糊的信，不告而别。第二天，徐、蒋二人乘上一艘轮船，秘密驶往日本。
这件事自然成为上海和宜兴两地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给礼仪传家的蒋家带来了巨大的道德压力。面对查家的质问，蒋碧微父母只好谎称女儿去苏州舅父家玩，忽然暴病身亡，连丧事也操持的有模有样，查家虽有诸多怀疑，但也不想将事情闹大，有失体面。这件事总算渐渐平息下来。
在成功地逃离了家庭，也因此成功逃脱了一场父母之命的旧式姻缘之后，蒋碧微本应迎来她幸福而自由的生活。但与她的预想相背离的是，接下来与徐悲鸿的共同生活竟然充满了不悦、苦闷与沉重——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这一点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与徐悲鸿近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蒋碧微似乎极少感受过甜蜜与幸福，言辞间充满了“精神负荷重”“大为受罪”“非常寂寞”“苦闷和贫穷”的感觉。
一个奇怪的现象足以说明二人的不和谐：凡涉及两人单独相处或独立的小家庭生活场景的回忆，蒋碧微总有无尽的抱怨与愤懑，而快乐、愉悦的场面总是出现在高朋满座的家中，抑或与朋友成群结队的出游。 初到日本，严重的不适让蒋碧微心情郁闷，而徐悲鸿又常让蒋陪他去书店淘书，蒋说：“那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大好受。”（《蒋碧微回忆录》第37页）日本回来后两人转至北京，等待官费留学的机会，北大校长蔡元培专为徐悲鸿设“画法研究会”，月薪五十元。民国初年的北京，这个收入维持两人的生活当无问题，但蒋碧微却将“北平一年”的生活，定义为“只有苦闷和贫穷”，唯有1918年暑假，与北大教授们一起去西山碧云寺度假的一段，蒋碧微提到了情绪的“轻松愉快”。（《蒋碧微回忆录》第41页）
1919年3月，两人启程赴法。蒋碧微称乘坐的又是一条“陈旧简陋”的小船，虽有好心学生主动为他们调换为二等舱，但整体环境的逼仄仍然让蒋碧微郁闷不已——由上海到日本，从日本回国，再由上海赴北京、法国，没有一次的旅途令蒋碧微满意，她对徐悲鸿为省钱省时间而选择的简陋出行方式一直耿耿于怀。
两人的欧洲留学生活同样充满着嘈杂与冲突，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细节是，1925年，国内局势混乱，官费时断时续，已经不可指望，蒋碧微与徐悲鸿的生活陷入困顿。两人商量，由徐回国筹措留学费用，如成功则继续留在巴黎，如不行，就寄旅费给蒋回国。后经友人黄曼士努力，徐悲鸿赴新加坡先行筹款。
结婚八年，两人第一次分离。这其实也意味着蒋碧微在走出父母的家庭之后首次独立生活，暂时要失去丈夫徐悲鸿这个依傍，蒋碧微的内心难免会有一些慌乱和紧张，“但是我不会向徐先生表露，因为八年以来，我觉得他从来就不会在感情上对我有所了解和关爱。”“起先以为他走了，我会寂寞无聊，这时我已无需再做洗衣烧饭的日常家事。……想不到正相反，以后的日子竟过得十分愉快轻松。因为天狗会的一群友好，张道藩、谢寿康、邵洵美、常玉各位先生，经常在一起坐咖啡馆、聊天、看戏、看电影，而且我还学会了跳舞，有时也出席晚宴和舞会。”（《蒋碧微回忆录》第75页）与这种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个月后，徐悲鸿的归来非但没有给蒋碧微带来久别重逢的快乐与喜悦，相反的，却是“万分的失望与惆怅”，因为新加坡筹到的近七万法郎大部分被徐悲鸿买了金石字画，余下的，仅够两人支撑十个月的生活——由此可见，欧洲游学时期的徐悲鸿已经不是蒋碧微关心和关注的重点，较比于经济与物质问题，徐悲鸿的精神世界、艺术追求可以忽略不计，蒋碧微的疏离与淡漠已然出现。
1927年4月，徐悲鸿再赴新加坡筹款。走后不久，蒋碧微即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写信告知徐悲鸿，决定回国，两人约好在新加坡会合后一起回国。但到了新加坡，蒋碧微却不见徐悲鸿的影子，只拿到一封由黄曼士夫妇转交的信，信中徐悲鸿说自己先期回去，以便给蒋碧微准备一个全新的家。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并能见出徐悲鸿的用心——以一个安全稳定的归宿迎接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但蒋碧微却大为失望，“受了沉重的打击”。（《蒋碧微回忆录》第81页）因为她希望的方式是“双双回国”，虽不是载誉，但亦算是两人一同凯旋，多多少少可以冲淡当年私奔时所受到的讥讽和嘲笑。
1927年10月，两人的新家在上海霞飞坊落成。不久之后，儿子徐伯阳诞生，徐悲鸿受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月薪300法币。这一切冲淡了蒋碧微归国初期的许多不悦，用她自己的话说，十年的颠簸流离、苦难艰辛之后，上天应该不会剥夺她的幸福了：徐悲鸿声名鹊起，精力充沛，前途无量，“我将分享他的成功果实，并且为他骄傲。”（《蒋碧微回忆录》第84页）
整个家庭基本上在平静地运转着，蒋碧微关于徐悲鸿的不满与怨怒仍时有发生，只是没有酿成严重的矛盾。这些责怨看起来多半源于不起眼的小事，但已经让我们感觉出蒋碧微处处看徐悲鸿“不顺眼”起来，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对于徐悲鸿为家庭和谐所作出的努力，蒋碧微在回忆录中却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比如，南国社事件曾让两人闹得极不愉快，为了缓和矛盾，徐悲鸿主动制造机会，赴苏州讲学，为的就是陪蒋散心；另有一次蒋碧微害猩红热发高烧，只想吃冰，徐悲鸿在腊月天里满街寻找冰淇淋，这件事还被当年小报报道过。但回首当年的蒋碧微只用寥寥几个字就打发掉了这些事，口气淡然冷漠，没有丝毫的感恩与会意。（《蒋碧微回忆录》第93页）
新家庭中的强势与专制
几乎是不可自制地，蒋碧微在关乎徐悲鸿的回忆中总是流露出不满与不屑，我曾好奇地试图在她回忆录的上部《我与悲鸿》中找寻对于徐悲鸿正面的赞美和肯定，但这样的话语真是少之又少：蒋碧微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吝啬。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问题：蒋对徐早无爱情可言，她甚至不愿表示基本的理解与关心，那么，为什么却不终止这样的婚姻现实呢？原因只能是如下两个：一是内心深处的传统性使得蒋碧微不具备随时终止无爱婚姻的魄力与勇气，除非有强大的外力（比如与张道藩的爱情）；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年随徐私奔是她自己的选择，而婚后的不和谐也只能自己吞咽——她的强势使她不愿意众人看到她的苦闷与不幸，而更愿将风光的一面留给大家。
“强势”是一把双刃剑，成就了蒋碧微也啃啮着她的幸福。前者意味着她的独立、自主、对个人生活的主宰与支配能力，后者则意味着其中的武断与强权色彩终将会使她的生活失去平衡。
蒋碧微家里家外都能够独当一面，从创建新居到布置庭院，从佣人选择到朋友来往，都显示出非同一般的驾驭欲望。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是蒋碧微的表妹——正是蒋的母亲戴清波做媒，将蒋碧微三姑母的女儿任佑春许配给了徐悲鸿的弟弟徐寿安，两家曾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以她的身份和经历，这个评价应该真实可靠：“蒋碧微凶一点，徐悲鸿软一点。两个人一道，蒋碧微说得再难听，徐悲鸿不太出声。蒋碧微处处都要徐悲鸿听她的。”蒋碧微骂徐悲鸿就是三句话：“乡下人，语无伦次，交朋友不论贵贱。”蒋碧微女儿徐丽丽的保姆刘同弟是蒋碧微从宜兴老家找来的，一直跟随着蒋。当年傅宁军为写徐悲鸿传记曾到台湾采访过她，她说：“徐先生是个大好人啊，蒋先生也不坏，但脾气太大。”②
这些特点自然影响着徐悲鸿之于蒋碧微的感情，以及对家庭的感觉，尤其是当蒋碧微的强权与干涉漫延至公众场合并成为公共事件时，徐悲鸿的心情更是可想而知。如果说前面诸多琐碎的冲突并没有撼动这个家庭的稳定的话，那么，另外两件事的发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二人的心态，那就是南国社事件和孙多慈事件。 1927年冬天，田汉将南国电影剧社改为南国社，下设文学、美术、戏剧等科，徐悲鸿就任美术科主任，这份工作完全出于义务，没有薪水，再加上参加南国社后徐悲鸿几乎没有时间在家里停留，常常是南京上课后就回到上海南国社的画室里，蒋碧微反对徐悲鸿与田汉共事：“徐先生凡事也是没有计划、没有定见的人，跟田汉这种人合作，怎么能办得成事？”要求徐离开南国社，徐没有同意，“为他的前途事业”和“我们的家庭幸福”，蒋碧微决定采取行动：趁徐悲鸿到南京上课期间，她叫上徐的弟弟寿安，雇车到南国社画室，将徐悲鸿的东西全部搬走，并正告南国社的人，说他们要搬到南京去住了。等徐悲鸿回到上海，一切都已经既成事实，虽有学生到家里请愿，要求徐先生再去上课，经过蒋碧微导演的这出戏，徐悲鸿自然也无法在南国社再呆下去了。（《蒋碧微回忆录》第90页）这件事虽没引发家庭战争，但一个女人对丈夫社会事务的强势阻挠难免令徐悲鸿觉得有失尊严。
促使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另一件事来自于徐悲鸿和学生孙多慈的恋爱事件。
孙多慈，安徽寿县人，出身名门，父亲孙传瑗曾任孙传芳秘书、安徽省委常委。孙多慈自幼喜欢绘画，1930年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第二年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该校，成了徐悲鸿的学生。同是安徽老乡的女作家苏雪林这样记述她对孙多慈的印象：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龄，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成甜蜜……多年以后，孙多慈就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她的朋友及学生忆及她时仍对她高贵优雅、温婉内敛的气质印象深刻——这种气质恰恰与蒋碧微的强势与锋芒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许多事情上，孙多慈多为家人、朋友、爱人着想，而甘愿委屈自己。
而在徐、孙之恋这个事件中，也许正是强势的蒋碧微成为两人恋情的发酵剂。
有一天，徐悲鸿将正在宜兴处理家事的蒋碧微匆匆叫回南京，并坦率地告诉她：最近自己的情感有所波动，他很喜欢班上的一名学生孙韵君（孙多慈）。蒋碧微听后如雷轰顶，委屈万分，徐悲鸿连忙安慰她说，自己只是爱重她的才华，况且“你已经回来，我想以后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蒋碧微回忆录》第118页）
但徐悲鸿的坦白和安慰丝毫都不能缓解蒋碧微的焦虑与愤怒，自此以后，在她警觉的目光注视下，徐悲鸿的许多行为变得更加可疑：长时间呆在中大，与朋友聚餐中途离席，带学生出外写生……真相常常在细节处留给我们许多空白，而空白加上传言自然会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蒋碧微为捍卫家庭和个人尊严再次显示出她的强悍：
傅厚岗新居落成之际，孙多慈送来百棵枫树幼苗用以装点庭院，蒋碧微大怒，让仆人全部折断，一烧了之，徐悲鸿心痛至极，遂将公馆称之为“无枫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画室”——这个故事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可以姑妄听之，但做派却很是符合蒋的特点。
又有一次蒋碧微与朋友一起去参观徐悲鸿在中大的画室，一进门就发现了徐为孙多慈画的像，还有一幅《台城夜月》，画作以南京名胜台城作背景，主人公“徐先生悠然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蒋碧微愤而收起两幅画，将它们带回家，孙像藏在佣人屋里的箱子里，《台城夜月》因为画在三夹板上，不便隐藏，被蒋置放在醒目处。每天每天，徐悲鸿“自己看看也觉得刺眼”，后来就一刀一刀“自动刮去”（《蒋碧微回忆录》第109页）——这是蒋碧微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台城夜月》的命运版本，而另一幅孙多慈的画像徐悲鸿一直没有找到，最后不知流落何处。蒋碧微自言不会销毁徐悲鸿的画作，但这两幅画作的命运却仍能让我们感觉到蒋碧微的不由分说及凌厉气势。
在徐、孙之恋的发展过程中，徐悲鸿最初的坦诚相对反而说明他对蒋碧微及家庭的顾眷与矛盾（就在那一年，他还试图为单身好友盛成和孙多慈牵线搭桥），但后来，也许正是蒋碧微的怀疑、强势与阻挠将孙多慈更深地植入了徐悲鸿的情感之中。孙多慈中大毕业之际，徐悲鸿已经情不能自禁。为孙的未来着想，徐悲鸿求助中华书局好友舒新城，希望帮孙多慈出一本画册，并着手为孙多慈争取官费留学的机会。蒋碧微得知后，一面致信指责舒新城的“宣扬牵引”，破坏别人家庭，一面致信中比（比利时）庚款管理委员会中方代表褚民谊，告诉他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孙多慈的留学就此泡汤。
经历了这些冲突之后，两人的婚姻其实已经恶化到不可收拾，虽然在1933年徐悲鸿发起的中国绘画作品欧洲巡展时两人仍结伴而行，但这历时一年八个月的海外游历丝毫也没有修复二人的关系。回国后不久，徐悲鸿即远赴广西——他一面失望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面为桂系将领的抗日立场所感召，希望以自己的画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徐悲鸿与孙多慈也终因重重阻力没能走到一起，后者迫于父亲压力嫁给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
1937年，抗战爆发。山河破碎，人生飘零之中，这样一个本来摇摇欲坠的家庭更是快速走向了它的末路。10月，蒋碧微带领孩子、保姆迁家重庆。11月，徐悲鸿由广西回重庆，两人淡然相见，握手，晚间几个朋友在家里打完麻将，徐悲鸿送他们出门，自己留在家里，结果蒋碧微说：这里房子太小，没办法留宿。徐怒而出门。
诸如此类徐悲鸿试图修复家庭的努力进行了几次，但一概被蒋碧微拒绝，当两人重新在一起时，蒋碧微发现那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厌倦与排斥已经无法消除，争执与对抗一触即发，蒋碧微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可是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接下来又持续了八年，与抗战的时间一样漫长，中间虽有徐悲鸿登报声明脱离婚姻关系，但事实上一直没有彻底了结。这个时候蒋碧微的感情早已另有所属，而徐悲鸿也不再有回头的打算，之所以没有做出了断是源于蒋碧微的离婚诉求：“无论在任何情形下，我决不会拒绝他提出离异的要求，……但是，我说我们必须办好手续，同时他也应该对两个孩子尽点责任。”（《蒋碧微回忆录》第378页）
这样牵牵绊绊，直到1943年，徐悲鸿与廖静文相爱，两人才将离婚事宜提上议事日程。徐悲鸿请沈钧儒作谈判律师，蒋碧微也找了自己的法律顾问。蒋提出的初步条件是赡养费一百万元，外加徐悲鸿的一百幅画，两个孩子的教育费共计五十万元。徐悲鸿以条件苛刻、自己无力担负为由拒绝。 直拖至1945年抗战胜利，两人终于在重庆沙坪坝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徐悲鸿答应了蒋碧微开出的条件，一百万元以现金方式付清，一百幅画也陆续交清，只有子女的教育费据蒋碧微说只付了几个月便不了了之。
而这一百幅画就成了蒋碧微晚年生活的主要依靠。在离开大陆去台，尤其是离开张道藩之后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中，蒋碧微的经济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徐悲鸿画作的拍卖，彼时彼刻，这个对丈夫一直心怀怨怒的女人是否会油然而生一些感恩的情怀呢？
爱情：在“新”与“旧”之间挣扎
就在蒋碧微因另一个女人的介入而与丈夫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战争的时候，一场爱情，一场刻骨铭心、无可控制的爱情将蒋碧薇自己推上了一个“第三者”的境遇——这是她没有想到的，而她自己也成了威胁另一个家庭稳定状态的危险因素，一如当年孙多慈对她的家庭一样。这就是与国民党官员张道藩的恋情。
蒋、张之恋的源头应追溯到欧洲留学时期。张道藩先是就读于伦敦大学美术部，后入法国巴黎最高艺术学校深造，当他慕名结识徐悲鸿的时候，却几乎是对站在旁边的蒋碧微一见钟情：多年以后，他对那一幕仍然回味无穷——“你穿的是一件鲜艳而别致的洋装……站在那红地毯上，亭亭玉立，风姿绰约，显得多么的雍容华贵，啊！那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蒋碧微回忆录》第234页）
二人接触最为频繁的时光是在1926年前后，那时在法的一批留学生组织所谓“天狗会”，彼此以兄弟相称，关系极为密切，其中谢寿康为老大，徐悲鸿第二，张道藩老三，邵洵美第四，蒋碧微与张道藩一向以“三弟”和“二嫂”相称。徐悲鸿赴新加坡筹款，弟兄们自然对“压寨夫人”蒋碧微照顾有加，“道藩在天狗会的朋友中最重感情，最慷慨……他是那么的忠实可靠，热情洋溢，乐于助人，悲鸿不在我身边，他确曾帮过我很多忙，我对他寄予无比信任……”（《蒋碧微回忆录》第236页）1926年2月，蒋碧微收到张道藩寄自佛罗伦萨的一封信：“为什么我深爱一个女子，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为什么理智一向都能压住我，如今离开了她，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为什么我明知她即使爱我，这种爱情也必然是痛苦万分，永无结果的，而我却始终不能忘怀她？……”（《蒋碧微回忆录》第228页）信中的“她”自然是指蒋碧微。此时，张道藩已经与法国女孩素珊订婚，蒋碧微也才恍然明白，为什么朋友聚会时张的脸上常常掠过惆怅、无奈与迷惘的神情。
历经九年婚姻生活的蒋碧微此时虽对徐悲鸿渐渐失望，但基于自己的出身与教养，她还是安于做她“忠诚尽责的妻子”，于是很快回信劝张道藩把“她”忘了，理智地拒绝了张的表白。
回国之后，张道藩的政治道路一帆风顺，蒋碧微也忙于家庭、孩子及徐悲鸿相关事务的打理，三人之间仍以好友身份正常往来，直到徐悲鸿出现感情变故。就像当年在法国照顾独自一人的蒋碧微一样，张道藩无微不至地关心并安抚着伤痛中的蒋碧微，包括她的父母儿女，用蒋碧微的话说：“他已经成为我们全家在精神上最有力、最可靠的支持者。”（《蒋碧微回忆录》第249页）终于在蒋决定迁家重庆之前，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的张道藩郁积多年的感情如山洪暴发：“为了达到这个不能抑止的愿望，我愿意牺牲一切的一切！”——这句话说在一个冬日的夜晚，两人围坐在傅厚岗别墅里的火炉旁，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表现似乎远不如蒋碧微冷静：她说在经历了婚姻的失望与伤害之后，她更愿意保持两人心灵的感情，只有心灵之爱是最纯洁、最美丽，而且是永远不朽的。（《蒋碧微回忆录》第252页）
两人秘密的情书往来由此开始。《蒋碧微回忆录》的下半部分《我与道藩》绝大多数的文字就是由两人的情书组成，30多年，2000多封信，40万字——这些直观体现蒋、张之恋的数字足以令我们震惊。在这些文字中，蒋碧微好似换了一个人：体贴、细心、善解人意，处处为对方着想，极富牺牲精神，用情炽烈而无怨无悔。
这些情书中的张道藩也表达出了一份超乎寻常的爱情，这爱情让他万箭穿心而又甜蜜幸福。“我一想到你就快要离开我，我的心全碎了，我已经没有勇气生活下去！”“我会狂笑！我会痛哭！我要给你千万甜蜜的吻，使你的灵魂，永远附在我的身边！”“你若把我拿去烧成了灰，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里，也有你的影子印在上面。”
阅读这些情书的时候你很难想象这样的炽烈文字出自一对中年男女之手，但这确是事实。而在这样真实、茂盛、深入骨髓、坦白热烈的爱情表达面前，你会发现，那个在徐悲鸿面前不太可爱的女人忽然变得可爱起来，面对世俗的压抑，爱在艰难生长，以至于成为最庄严神圣的生命诉求。
就像任何一对深陷爱情的恋人一样，他们一面享受着爱情令人迷醉的一面，一面也不得不承受因爱而来的痛苦与无奈：他们爱的深刻而排他，所以必须克服内心的嫉妒与煎熬——有熊姓朋友对蒋表示好感，张极为排斥；而蒋听人说起张与妻子素珊的感情变好也失落许久，怨妒兼有；他们不能公开在一起，所以必须忍受刻骨的思念；他们背负道德的自责感，所以必须时时品味内心的绝望——在传统伦理与自由爱情之间，一生强悍的蒋碧微陷入了两难与挣扎，她无法义无反顾去追求爱情自由，同时又不能断然将这份感情割舍，只好在纠结与无奈中谋求着与张道藩的相伴。
在一封写给张道藩的信中，蒋碧微这样评价自己的人生：“……惟使碌碌此生，以情魔自缠，至成一人世间不忠，不孝，不慈，不贞，不义之人，生既无味，死亦可讥。”（《蒋碧微回忆录》第405页）写这封信之前蒋碧微刚刚接到母亲寄自上海的一封信，信中一面转述海外筹款的徐悲鸿的艰难辛苦，一面劝蒋碧微能与徐重修旧好，以慰双亲。蒋碧微内心自然疼痛不已，她的罪责感也正来自于面对父母、孩子、爱人、丈夫时的旧道德的威压。1937年年底，徐悲鸿由广西回到重庆，他重返家庭的念头被蒋碧微断然拒绝，朋友们责备蒋不该如此绝情，蒋满心委屈。但内心深处传统的一面又让她不能无视“朋友的劝告”“义务的驱使”。如果必须与徐悲鸿修复家庭，蒋碧微又觉得愧对张道藩的爱情：“不配再接受你的爱”，也“不值得你爱了”，因为目前的境况“让我觉得既不高贵，更欠纯洁，还有什么资格谈爱情呢？”（《蒋碧微回忆录》第313页）——这个话语泄露了强势的蒋碧微内心深处的传统与守旧。她默认并宽容作为有妇之夫的张道藩保持与自己的感情，却不能原谅自己接纳徐悲鸿的同时保持与张道藩的恋情，并把这一点认定为“不洁”，这种思想也更加剧了她在感情与义务之间的挣扎与苦闷。 同时，她内心的艰难还在于她眼睁睁看着另外一个女人，一个远离自己故土的无辜女人亦被她的爱情推进了痛苦的深渊，而这痛苦与悲摧又曾是她自己深深体味过的，这个女人就是张道藩的妻子素珊。
在关乎张道藩的文字材料中，素珊一直是一个沉静而模糊的影子，我们无法确知她的思想、她的情感、她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心态，只是在张道藩零星的述说中，我们约略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美丽、柔顺而又极为依赖丈夫的女人。张道藩无数次想对素珊和盘托出自己与蒋碧微之间的感情真相，但都没能出口，因为她“对我实在太好了，也太天真，我话到口头，又咽下去”。看到张道藩在信中这样的矛盾与不忍，蒋碧微的自责与挣扎再次涌上心头：“我知道，我造孽深重，把一个温暖的家庭，弄成了苦痛的魔窟。”“每当吾闻珊之名，辄觉愧悔无地自容。”（《蒋碧微回忆录》第471页）愧疚难耐中蒋碧微不止一次下定决心，要与张道藩断绝关系，不复通信，但这样的决心往往会在接到张道藩情书的那一刻土崩瓦解。
就这样，两人在甜蜜的忧愁与痛苦的纠结中持续着这份秘而不宣的爱情，直到抗战结束。1946年10月，张道藩与蒋碧微一起回到南京，张任国际文化合作协会理事长，应该是在张道藩的推荐下，蒋碧微成为协会理事，紧接着当选为国民政府制宪代表大会的社会贤达妇女代表——每次国大会议上，蒋都艳装出席，被小报称为“国大之花”，③这种自我价值的张扬与实现的满足感同样是徐悲鸿没能给她的。
战事平息，两人又相距甚近，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张道藩也因情不能自制，在傅厚岗蒋碧微家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这自然引发素珊的强烈不满。1947年的除夕之夜，张道藩决意要与蒋碧微、徐丽丽一起守岁，三个人放鞭炮、行礼、上供、吃年饭，忙得不亦乐乎，俨然一家三口过了一个地道的传统大年。但当第二天张道藩回家后再次返回，便是一脸的恼怒，蒋碧微没有多问，便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到了这个时候，蒋、张二人的关系几乎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张的妻子素珊也必定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丈夫的移情别恋，以及这个对象究竟何人。但三个当事人中却没有一个人有决绝的勇气结束这样一个局面。
在某种意义上说，蒋碧微应该感谢再次到来的战争——接踵而至的国共之战成就了蒋的“倾城之恋”：1949年，张道藩先期将妻子女儿送抵台湾高雄；4月，蒋碧微只身一人离开大陆，到达台北张道藩为她联系好的住所里，自此与一双儿女天水永隔，再也没有见面。一个月后张道藩由广州飞抵台北，直接走进蒋碧微的寓所。两人牵手漫步在月光下的长廊中，那一刻，压抑而嘈杂的内心终于得以平静，一如张道藩所说：这就是一个岛，一个属于我们的孤岛，一个被我们寻求、向往了不知多少年的岛。谢谢天，我们总算找到了它。（《蒋碧微回忆录》第732页）
但蒋碧微的内心仍然回旋着深沉的叹息。三个月后，因台湾政局不稳，张道藩将素珊母女送到澳洲卡岛的一位亲戚家。蒋、张自此迎来了朝夕相伴的十年生活。这无疑是两人一生中最为幸福平静的时光，蒋碧微将里里外外打理得清爽条理，悉心照顾着张道藩的饮食起居，“避免与他的事业发生关联”，“无论公私宴会，如果接到帖子，是写着张道藩先生夫人，我绝不出席参加，除非另有帖子给我，我才会同他一道去。”（《蒋碧微回忆录》第734页）
日子有时候确如梦幻一样，幸福得有些不够真实，但你很清楚，那底子里还是有不可忽略的阴影，终有一天将你唤回坚硬的现实。查张道藩生平年表，发现六十岁以后的他生命意志日趋薄弱：多种身体病症出现，数次向蒋介石请辞，六十一岁受洗成为基督徒，六十三岁萌生赴澳洲探望妻女的打算。④
蒋碧微知道那担心但又必然的结局终将到来。张道藩虽矛盾、纠结，但回归意向已然分明。为了不至于使双方难堪，蒋碧微托词要去南洋探望自己的外甥，先行一步离开了台北。一周之后，张道藩赴澳洲与妻女团聚；一年之后，又将素珊与女儿接回台北通化街新居，蒋碧微命人买了三束鲜花送去，庆贺他们的乔迁之喜，并附上一封信，以感恩的心态，结束了这场恋情。
十年之后，1968年6月，张道藩离开了人世。就在他去世前两年，蒋碧微五十万言的回忆录出版，她自言写作的动力正是来自于张道藩曾经的诉求——他希望将两人故事写成小说作为爱情纪念，但奇怪的是，时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副董事长的张道藩却对《蒋碧微回忆录》的出版保持了沉默，而蒋碧微的后记也证实着两人之间并未在出书方面进行沟通与交流。在情书是否公开、如何公开、什么时间公开这个问题上，两人是否有过相左的意见？“回忆录”是否是晚年蒋碧微的再一次强势表达？她有没考虑过这些文字会给另外一个女人带来怎样的情绪反应？那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是否已经烟消云散？
注释：
①《蒋碧微回忆录》，第2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本书均为此版本。
②傅宁军：《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第59—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李伟：《我与蒋碧微的两面缘》，《文史春秋》2003年第8期。
④张道儒：《张道藩生平纪年》，《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1期。
责任编辑 李秀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