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年轻的萨特徘徊在晦涩的哲学边缘。一天,在咖啡馆里,他的同学雷蒙・阿隆举着鸡尾酒杯说:“你看,我的伙计,如果你是现象学者,你就能谈论这个酒杯,而这就是哲学!”半个世纪后,萨特的终生伴侣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描述当年的情形:“萨特激动得脸都发白了,或者说几乎全白了,这正是萨特当年所希望的,谈论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而这就是哲学……”
当重新成为一个诗写者,我一直寻找诗学意义上的胡塞尔,在日常世界中确认诗人的向度。我理想中的当代诗歌可以触及灵魂、点染万物。面对汹涌的当下经验和困窘的现实情境,诗笔不苍白,不缺席。诗歌,由此显影诗写者真实的存在、此岸性。现今小国,口语化以及世俗意象渐成诗界主流,浮面的形而下为有识之士所诟病。一方面,既要捕捉当下,另一方面又要免于下沦,这正是诗写者应深思与努力的维度及难度。
在内心深处,供养着另一种诗神形象。如我早年断片中所摹拟:远古巫之残留,哀、迷狂、恐惧、神秘;披着语言的黑斗篷,与语言怪物搏斗,两败俱伤;语言乃存在的家园,乃秋风摧残的茅屋;抓住头顶上的光芒,却被深度灼伤,潜入黑暗,却匍匐着穿行了整个大地,被诅咒者,却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就此意义,诗写者是永恒的流放,诗作乃永恒的隐秘流转。诗歌只钟情永恒之物:大地,天空,日月星辰……。而诗人不名,如信使蒙脸,如M・福柯所言:作者已死。
我被撕裂了。周作人曾说他心里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另一是流氓鬼。我的诗神也分成两尊,狂野的酒神和庄严的日神,他们俩撕杀、内讧。因此,“碎片化”由此成为我诗歌的个人特质。
游走于明暗之间,诗写者获得某种独特的存在。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探问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小说的智慧通过在关键词基础上的小说人物的深思,对存在进行勘探,通过幽默把世界揭示在模棱两可之中,展现和敞亮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在小说的世界中,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只存在对叙述、细节和多样性的欣赏。我的诗歌理解亦作如是观,诗歌追问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诗歌的灵性通过在意象基础上的人的沉思,对存在进行勘探,在诗歌的世界中,没有惟一,只有可能性的宇宙。诗人如蛾,咬开必然性与命运的铁幕。
回到萨特。他一生关注“偶然性”,思考“处境中人的自由”,他说“人在自由的选择的行动中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存在,承当自由的重负,对自己的行动、对整个世界负责。人只有依靠自己才可自救。”他还说“我的生命是从书中开始的,它也必将以书而告结束。”诗写者,青春期写作不难,那是青春期的分泌物,若终生成为诗写者则不易。如果我的生命从诗出发,以诗终结,修行若此,我诗,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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