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对自由、梦想的向往是谁也不能够阻挡的。年轻的心渴望自由，于是，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漂。 漂被用来形容那些流浪他乡寻找梦想的人是从北京开始的。北京是首都，也是个移民城市，来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群在这里汇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股往北京涌的人群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从这时候起，这股人群不再是以那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驻京办事处、各部委工作人员等为主，而是以到北京追逐梦想实现抱负的文化青壮年人为主，当时一些报刊媒体就把这群人称为“北漂族”。到90年代末，北漂族已达30万人。他们给首都带来了活力，有的也在北漂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很多知名的青年作家、演艺人员等就是这样过来的。
现在，全国经济较发达的各大中城市都涌动着这样一群“漂一族”。如果说民工流更多是为生计的缘故，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基本上都是靠体力吃饭。那么漂一族则不然，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写文章、比如唱歌跳舞、比如调酒师、比如策划设计等，而且他们多数是年轻人，有充沛的精力和执著的梦想，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也是为生计，但生计不是他们的全部，他们还有梦想。
2003年，北京的深秋已经有些寒风料峭，北京电影制片厂里依然人来人往。虽然繁忙的街道近在咫尺，但尘世生活仿佛被远远地抛在了围墙外面。在这片一直盛产中国影视明星的土地上，有着各种各样奇特的故事和人生。
一个北漂男孩的经历
“太可惜了！”他悄悄地弯下腰去，从路边的草地上拣起了一个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烟蒂，一边吸一边自言自语。
瘦弱却身高170厘米的他穿着一双最近比较流行的大头皮鞋，还有流行的宽筒裤，但薄薄的衣服似乎很难抵挡深秋的寒风。他还染着最流行的黄发，左耳上戴着银耳环，看起来很像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
在秋风中“北影厂”的篮球场旁，他面容憔悴，嘴唇发紫，并且和手指一起都在颤抖。接过我给的一支烟，他大口地吸着，面无表情地对我说：“我在电视剧《纪晓岚》和《孤男寡女》里扮演过角色。”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了下来，加重了语气接着对我说，“那并非不值一提！”他眼睛里隐约透出了一丝自豪。
这个少年的名字叫龙海，今年才16岁。他是黑龙江省宝清县人，只上到初一就辍学了，然后在2001年5月和朋友们一起来到了北京，曾经在北京做过一些能混口饭的事情。于是，被打、被抓、被欺负、被冻和被饿就是经常的事情了。
后来，他听说了“北影厂”，还听说了做群众演员可以混口饭吃，更听说了“很多明星都是从做群众演员开始的”，于是，他来到了“北影厂”门口。那时候，“北影厂”内外每天都有数百名和他一样的人，他们总是天一亮就来到这里等待机会，等待出名，等待成功。一直要到天黑，他们才会恋恋不舍地散去。
有一篇《梦呓“北漂”》的文章这样写过：
“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把外地来北京寻求发展又未登大雅之堂的文化人，起了个名称‘北漂人’。这些没有固定收入的漂泊者，从八十年代末到今天，经过十余年风霜雪雨的磨砺和淘汰，灰溜溜地消失了一批又一批后，又迎来了一茬又一茬的不知死活者。如今已今非昔比，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亢奋的状态和玩命的精神在京城逐渐得到认可，‘北漂人’在影视圈里上蹿下跳无孔不入，他们的人数之巨、耳朵之尖、鼻子之灵真可谓让一些专业人士也为之汗颜。
“从全国各地涌到北京来混影视这碗饭的，近13万人，而北京影视市场专业人员除外，大概连1万人也用不了。他们美其名曰是为了展现和挖掘自己的潜在价值，其实最终的目的很简单，不外乎名和利，真正为了艺术而来此漂泊的，打着灯笼也难找。他们甘愿漂泊也不无道理，以演员为例，上一个一号人物大概要5000到2万元一集，配角也要1000元左右，而灯光摄影助理一集戏也要1000元左右，这要比在家里种地来钱容易得多！他们各怀心事,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梦想着一不留神上了一部戏，就什么都有了。多少痴男信女，为了这渺茫的一不留神怀着侥幸的心理而背井离乡，想着在这片人间天堂创造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奇迹。”
而这批特殊的人就这样慢慢地移动着、生存着，却很难长期坚持，于是也成为了“铁打的北影厂，流水的北漂人”。由于每天拍戏他们最多只有20元的收入，那样即使他们每天有戏，一个月也就600元收入，而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天天有戏。于是，吃饭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睡觉则更是一个难题，所有这些在北京都将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房前屋后、桥梁、涵洞和自行车棚等等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他们过夜的居所。在大都市里，没有钱是非常麻烦的。龙海当然没有钱，而且他也不可能从做“北漂人”上挣到钱。
“但是我已经喜欢上了北京，喜欢上了演戏，我不能离开它们。”龙海这样对我说，“这样的情况让我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关于怎么生存，龙海犹豫了很久最后撸起了衣袖，只见他又细又白的手臂上有好几个针孔，其中一个孔明显是新的。
“昨天龙海刚去卖了一次血。”他的一个“北漂”朋友告诉我，“我们每次卖200cc血只得300元，其他的都被‘血头’抽走了。”
少女雅芳的演艺生涯
“你想一夜成名？你把这个圈子想得太好了，只怕大家都没那个命哟！”到北京的第一天，有个好心的“北漂人”就告诉来自陕西宝鸡市的她。
还在西安幼儿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雅芳走在校园里，时常都会有人用一种看明星似的仰慕眼光看她。她于是陶醉在那种眼光里沾沾自喜，总觉得自己一定是块当明星的料，等到毕业时毫不犹豫地决定去北京实现自己的明星梦想。
雅芳终于随着汹涌的人潮挤出了北京西客站，在北影厂门口刚下的士，她就看见有好多的人守在那里，男的女的，各种年龄和穿着的都有，旁边有几辆中巴，一个光头的人正招呼那些人排队上车。
“喂，你！站着干吗？你去不去啊？”光头指着雅芳大嗓门说。
“去哪里呀？”
“去拍外景！”
中巴把雅芳和其他人拉到了距北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荒郊，负责服装道具的人让大家脱下厚厚的外套穿上又薄又脏的戏服。年轻的小伙子扮演土匪，其他的人扮演老百姓。导演说今天拍的是一个战乱时期的大场面，他要“老百姓”听指挥在前面的荒地里和山丘上“四处逃跑”，那些“土匪”在后面追撵。
雅芳和大家在高低不平的荒地里拼命地跑得气喘吁吁，初冬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郊外的风吹得只穿着薄薄戏服的他们直打哆嗦睁不开眼，导演不喊过，他们就得一遍又一遍地重来。身边的人不停地埋怨着，而雅芳没有，她的心正被第一次拍电视剧的新奇和喜悦填得满满的。等那辆中巴把他们送回了北影厂门口，天已经黑了下来。那个光头给每人发了20块钱，有的人好像不满意跟他大声争吵起来，雅芳这才知道他是“穴头”，他和剧组的人熟悉，负责“组织”大家去演戏，然后从中扣钱获利。
雅芳后来被一个好心的“北漂人”带到了北影厂附近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那里住的大多数都是“北漂”一族，基本上是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这些人大多是来京打工的民工，无意中发现有群众演员这一行可以挣饭钱，而且相对轻松有趣，尽管这种工作很不稳定，而且经常会被人欺骗，比如被“穴头”叫去拍了戏拖欠劳务费等等，但他们还是住到北影厂附近，平时无所事事，专等“穴头”或其他人通知他们拍戏，实在不行他们就自己到北影门口去“蹲戏”。
雅芳刚开始也跟着大家到北影厂门口去“蹲戏”，每天早晨五六点就在那里等着，如果哪个剧组临时需要人便会来这里“抓”他们，可是大多数时候别人都只要男的，而且她“蹲”久了，便开始不满足于被人叫去拍群众戏，她时刻都记着自己出来时候的抱负。
雅芳有一天惊喜地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家叫“XX影视”的公司“帮助你实现演员的明星梦”的招聘启事。上面还写着：“为某某剧组招演员，需主角、配角各XX名，面试合格马上上镜。”
交了50元钱“面试费”后，公司经理要求雅芳参加“专业培训”，称这样她的机会会更多，但是2000元的培训费让她瞠目。后来她选择了和公司签约，交了400元钱给公司，公司保证一年之内给她排10次以上的拍摄机会。很长时间后她总算被通知去拍戏了，但都是一些群众角色，而且拍完戏的劳务费还要被公司扣走一部分。雅芳这才明白受骗了，她不但交了钱给他们，同时又被他们安排去演戏成为挣钱工具。后来雅芳在拍戏中遇到很多像她一样到北京影视圈闯荡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有和她相似的受骗经历。不是被导演要求去交“保证金”，就是被告之专业水平不够需要参加培训，交几千甚至上万的钱去学习表演，公司廉价请的老师均是二三流演员，学完之后只能得一个盖着钢印、走到哪个剧组谁也不会看一眼的“结业证”。
为了梦想，更为了生存，雅芳只能从群众演员做起。后来日子跑久了，剧组呆多了，她也明白了：没有关系根本不行。所谓的关系很复杂，跟导演的关系，跟制片的关系，跟投资人的关系……反正影视圈光有外表的实力是不行的。
一次，一个导演色迷迷地拉着雅芳的手说：“给你这个角色也行，但你要让我记住你呀！不然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女孩……”说完他便向她靠了过来，吓得她落荒而逃。当然角色泡汤了，为了这件事她痛苦地想了很久。
雅芳就这样四处奔波着，跟所有能帮助自己的人套近乎，跟想对她图谋不轨的人周旋，对于一些不正经的导演拍拍肩拉拉手摸摸胸的轻浮举动还要强忍着装出敷衍的笑……尝尽了“空有理想，寸步难行”的滋味。最后，为了生存，为了角色，雅芳终于迈出了以前根本就不屑的一步，在满足了一个制片的要求后她真的得到了一个角色，第二天她就住进了一个电视剧组。
但是她用身体换来的“机会”没有让她持续多久，在她甚至为未来做好了一切打算的时候，一个早晨，她突然发现剧组所有的房间都已经空空荡荡。一个临时请的场工冷冷地告诉她：“都走了，制片说带你走费用太大，你的角色可以在外地随便找。”
雅芳如今在北京的一个夜总会做小姐，她依然漂亮诱人，只是没有了少女的甜美。在朋友的引荐下，她告诉专门去找她的我：“我不会再想演戏了，但是我也不能回家,我只能留在北京。”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
每天清晨，“北漂人”们都会准时在“北影厂”门口等候，到了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他们就离开那里，各自回到自己“休息的地方”。当然，北京夜晚的生活实在会令他们发愁，别人也许都在灯红酒绿中享受着快乐和幸福，而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因为他们连住的地方都不愿意让我去看看，尤其女“北漂”们。
“你不可以去拍我们住的地方，那样实在不方便。”来自杭州的女孩李洁对我说，“要了解其他的情况我可以和你聊一些，但是不要写我的真实名字，对我以后不大好。”
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在当今社会诸多行业内，再没有比做演艺明星更能名利双收、更能出人头地的了。于是诸多青年男女为能一圆明星梦，纷纷背井离乡闯入大城市，开始异常艰难的寻梦生涯，他(她)们宁愿住廉价的地下小旅馆，租住简陋的农民房，甚至流落街头，遭人白眼，求爷爷告奶奶，吃了上顿没下顿，也绝不愿再退回去寻一份稳定的职业，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演艺明星的神圣光环对他(她)们来说实在是太有诱惑了。
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寻梦者全是想入非非，他们坚信一条：“电视明星宁有种乎？”他们会对所有新认识的人说，青岛街头的小玩闹夏雨和河北山区的土丫头魏敏芝都一朝鸿运当成了大明星。看看当前那些大牌明星的履历表，当年的起点也不怎么高，也不是都个个出身名门世家，带着明星相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大明星巩俐当年不过是个出版社打杂的临时工；她的同班同学金莉莉在进《红楼梦》剧组前也不过是个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而伍宇娟、宋祖英、李琼等纯粹是村姑出身，她们那“家乡的小山村”还不如魏敏芝的“水泉村”发达呢。男明星中，葛优在农村当过“猪倌”，后来进了全总文工团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冯小宁原来是燕山石化公司一个普通的铸造工，这工种即便在工厂里也是脏累差之最。
每当我与熟悉内情的“北漂人”聊起来，他们总是可以信口点出谁谁在宾馆站过堂，谁谁在公共汽车上卖过票，谁谁当初不过是在剧组帮忙跑腿打杂扛大个儿的，现在改头换面，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了演艺“大腕”。“赵薇以前也是在这里做群众演员的。”从杭州女孩李洁的口中，我听到的情况也只是如此。她说父母都很支持自己，每个月都寄给她钱。
“但是父母给的太少，如果我有很多钱就好了。”李洁最后说。
在采访“北漂人”的过程中，我还遇到过一名北京女孩，今年18岁的她告诉我：“虽然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的朋友都是‘北漂’，我和他们一样喜欢这一行，并且会奋斗一生。”
她只说自己叫做“小叮当”，然后用北京女孩特有的口吻对我说：“似乎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而有的时候看似是机会降临了，却又在迷茫中不知应该紧紧地抓住还是放弃。”当然，“小叮当”还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来自重庆的琳娜姑娘在北京漂了三年，起初她是奔着考艺术院校来的，因为在家乡她也是个“名角”，唱歌跳舞都行，但到了北京“星运”却不那么发达。中戏和电影学院的表演系她各考了两次都不成功，后来干脆放弃了走“科班出身”的路子，利用几次考学结识的一些关系，奔走于各剧组当起了“北漂人”。
但这些并未让琳娜姑娘有任何改变，她说自己是在“为艺术献身”，而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为了自己喜欢的事做些付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苦涩的日子
北京的蓟门里、北太平庄等地方是“北漂人”们居住较集中的地方，他们通常都是几个人合租一间地下室（招待所），这样可以节省一笔开支，而且有活时还能相互关照。地下室阴冷潮湿，终日不见阳光，如果“北漂”们半年接不到戏，就得过着节衣缩食、朝不保夕、甚至露宿的日子。
“我每天只用两三块钱。”家在青岛的杨洋对我说，由于近来经常演古装戏，他们全都被剃光了头，“一天三顿，一块钱一个饼就行。”
现在杨洋每天晚上都在“北影厂”的一个自行车棚里睡觉，身上就盖一片塑料布。他比任何人都不怕吃苦，因为他在半年前还是一名军人，一直在北京服役，他如今也成为了“北漂人”。
“在北京找工作很难，我们退伍兵最多就是做保安，但是收入太低了。”杨洋对自己的将来总是充满了乐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北漂”们通常是春节过后即从四面八方奔赴北京，他们把从前拍过的电视剧照或与某明星抢拍的合影装订成册，到北影仿清楼、电影洗印厂招待所、金桥饭店等地挨门造访。摄制组大都在门上张贴着纸条，有时候“北漂”们跑了一天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收获，遭人白眼，甚至被人轰出来是常有的事。
文化市场的繁荣为“北漂”提供了就业机会，似乎可以这样说，做群众演员不但是许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也成为了许多人在北京生存的打工方式之一。其实他们没有多少演戏的技巧和功底，甚至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似乎来不及考虑这些，所以有“北漂”对我说：“嗨！做群众演员还不容易？有的戏，只要是人就行。不过，你要是想要在这个圈儿里做大，那就难了！”
如今走过北影厂大门口时，你会发现他们聊天的内容是电视电影应该如何拍摄，怎样才能合理地抢上镜头。一个每天提着木锯来等候的小伙对旁边的人说，有一次导演需要一个会做木匠活儿的群众演员，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拍摄任务，还为自己赢得一个大特写镜头呢！
当我故意问他们站在这里等什么时，他们会神秘地告诉我：“我们是群众演员，站在这儿是为了等着演戏。”
我似乎可以清晰地感到，他们的眼光中从没有流露过一丝哀怨和忧愁，相反很骄傲、很满足：“你必须知道，没有我们这些群众演员，很多电影电视都没法拍了。”
在他们的心里，都有各自一幅缤纷的希望画面，也许是这个希望成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了他们的强心剂和动力之源，当然也可能不是。
在北影厂著名的“明清一条街”拍摄现场，一名正在为电视剧《名丑刘赶三》忙碌的剧组人员对我说：“我为这群不安于现状敢于出来拼的男孩女孩们的勇气感到佩服，又为他们不知自己到底是哪块料、吃几两干饭而感到可怜。”
在北京采访的日子里，天气一天天冷了。我却可以随时看见一些连简陋地下室、农民房也租不起的人，他们在北影厂里面或者附近三三两两弓身躺着，蜷缩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情况，杨洋和他的朋友们也没有太多的反应。他用手背擦了擦被秋风吹出来的鼻涕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每个‘北漂人’心里都早有准备的。”
像所有的“北漂人”一样，杨洋把自己的遭遇看成是命运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