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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黄河岸边的械斗 黄河岸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26 04:47:45 点击:

      2006年12月13      在运城至风陵渡途中下车后,沿一条陡立的斜坡攀援到上面的立交桥上,展示在我眼前的是另一番天地。中条山柔缓的曲线和一抹宽广的黄河紧密相接,这是中条山的末端,也是黄河从晋陕腹地进入中原的门户。黄河在这里形成了大片的滩涂,冬天稀薄的阳光下,宽广的河滩呈现出它该有的色泽和安详,一层白雾笼罩在无边的河滩上空,氤氲着来年春的勃发、夏的葱绿和秋的丰硕。一线黄河隐在天边,对面的秦川大地烟锁雾罩。来自黄河波澜间清新潮润的气息,随风徐徐吹来,向我发出最初的问候。
      黄河出了禹门口,一路南下,少了激越,多了悠闲,少了峡谷石山间的规矩约束,多了黄土平原上的任性恣肆。它不断地吞没大片土地,又不断地腾挪出大片的土地。变化不定的土地,造成了沿河村民因土地纠纷不断发生的械斗、流血,甚至失去生命。据当地县志记载:
      雍正七年(1729)山西永济、陕西朝邑两县沿河农民,为争夺滩地发生械斗,各有千余人参加,打死打伤无数。
      1948年至1952年,山、陕沿河农民经常为土地发生纠纷。1952年9月23日,政务院发出了北从禹门口,南到风陵渡,以黄河主流为界的指示。主流以东地权属归山西,滩地给山西农民耕种,主流以西地权属陕西,滩地归陕西农民耕种,无论黄河如何变化,偏东或者偏西,均以主流为界,不得以任何借口越过主流争地。并拨给沿河少地无地农民救济款41亿元。
      1962年9月,永济县长旺村同陕西朝邑县为争滩地发生械斗,死一人,伤多人。山西省和陕西省再次协商解决黄河滩地问题,并达成协议。
      1988年5月18日,永济县韩阳镇双店村、山新村和辛店村为争夺滩地,发生械斗,死一人,伤17人。
      2003年2月25日,韩阳镇长旺村和芮城县风陵渡镇�河村为争地发生械斗,伤一人。
      ……
      志书上的轻描淡写,遮掩了一次次械斗中的激越昂扬和它们背后潜藏的复杂曲折,遮掩了当初弥散出来的血腥。我不知道今天轻轻撩开它的一角后,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什么?
      这几件因土地发生的械斗,都发生在永济市韩阳镇境内。韩阳和芮城县风陵渡镇相连,处于山西省的最南端,境内有5万亩黄河滩涂,25个行政村,3.2万多口人。
      我和韩阳镇党委书记李海军约定,九点钟他准时在办公室等我。
      沿一条平坦的街道来到韩阳镇政府,镇政府整齐气派的办公大楼,矗立在众多的商业店铺之间。镇党委书记李海军听说我要了解黄河岸边村民为争夺土地发生的械斗事件,笑着说,在这片土地上,他这个党委书记已经当了九个年头,九年来他熟悉了这里的一村一寨,一草一木,黄河沿岸农民为争夺土地经常发生械斗,解决黄河边农民的土地纠纷,成了他们乡镇工作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只要土地还是农民兄弟赖以生存的根本,农民为土地发生的械斗就不可能停止。
      李海军书记专门让副镇长曹国强配合我的采访,面对好几起为土地发生械斗的事件,我不知从哪一件入手最好,曹国强副镇长告诉我说,长旺村来了一个告状的,你不妨先了解一下。 正说着,只见一位老者手持状纸进来。他叫郑月娃,是长旺村一位普通的老百姓,今年六十一岁。他个头高大,面色红润,一看就知道是黄河边的人。他把手里的状纸递给我,上面用钢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滩地界定不公潜伏隐患
      请求慎重处理确保平安
      现就永济市长旺村和芮城县�河村因新滩地界定问题,发生群众械斗,运城市政府出面解决,界定不公,潜伏隐患一事反映如下:
      早在1962年,长旺村和�河村就滩地界定问题已达成协议,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四十多年来,两村和平相处,并不争议。近年来,�河村人却越过界定滩地420米,耕种我村滩地,这是一起赤裸裸的强盗行为,我们长旺村人为夺回我们的土地,于2003年2月25日和�河村人发生纠纷。运城市政府重新界定两村土地界线,2003年5月30日运城市政府下界桩的当天,长旺村3700口人,认为界桩下的不合情理,群情激奋,把公安局的警车掀翻,用水泥电线杆子封锁了长旺村的交通要道。为弥补长旺村人民的损失,市长答应给我们修桥打井,至今还没有完全兑现……
      看着郑月娃的这一纸告状信,我想我的采访不妨就从他人手。郑月娃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并给我留下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2006年12月16日“2・25”事件
      
      一条宽阔平坦的沙石路蜿蜒在沟壑土岭之问。来之前,一位当地的老学究告诉我,这条路是过去一条古驿道,名曰:菜坡。名字出处今天已无证可考。这“菜”字引起我并不荒唐的联想。这里的山,又名首阳山。山不高,上面曾经生长过一种叫做“薇”的野菜。若干年前,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正是隐居在这里,他们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这首阳山上。冬天温暖的阳光下,�望四周光秃秃的土陵,我不知道这土岭上是否还生长着滋养过伯夷叔齐生命的薇菜?因为伯夷、叔齐,这里的薇菜就成了不平凡的菜,菜坡也应当很有来历。 走过菜坡这条古驿道,长旺村尽铺眼底。村庄东高西低,成阶梯状倾向黄河。长旺村3700口人,17个居民小组。村庄并不因为它的僻远有异于其他村庄,宽阔的水泥巷道,路边人家参差不齐的房屋,不时看到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往来穿梭。村中间有一个不大的火车站,黄颜色的小站房前,站着手拿信号旗的工作人员。
      一路探问下去,到了郑月娃的家。郑月娃看到我,有一种出乎意料的表情。在他家小小的西屋里,我问起他2003年2月25日那天,长旺村和芮城县�河村之间发生械斗的事,郑月娃脸上呈现出激动的神色。
      2003年2月25日,是长旺村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天,长旺村88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织起来,准备夺回�河人耕种了三年的土地。这片土地是黄河嫩滩地,共420米(河滩地只有宽窄没有长短)。这88人和村委会达成不成文的协议:若夺回土地,他们优先承包或者优先耕种一两年。这些人中间,他们内定有十几个“敢死队”员,所谓的敢死队员,都是敢于下手的“生手”。
      早晨八点多钟,在村人的目送下,他们每人肩头扛一把明晃晃的铁锨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前面开道的是一辆轰隆隆的拖拉机,拖拉机负责翻耕土地界线。
      2000年,黄河西移,又一次腾挪出大片的土地,这些刚退水的土地,当地人称作“嫩滩”。而耕作了多年,又无水患之灾的则称作“老滩”。在嫩滩上耕作是一种冒险的投资,无情任性的黄河水随时都会吞没这些耕种的土地,所有的辛苦一眨眼间就会白白扔掉,有时,黄河会显示出她的宽宏大度,让冒险者获得意料不到的丰收。
      这片嫩滩地就位于两村土地相接处。黄河水退去后,这片土地最初呈现出的是一片荒芜,谁先开垦谁就无疑拥有最初的享用权。最早开垦这片土地的是�河村一个叫二枚的人,二枚以开垦 土地为业,他把这些开垦的土地五亩一份,一次性永久承包出去。承包这些土地的大部分是�河村人。三年过去后,这片土地并没有受到黄河水的侵扰,在人们看来已经成了一片放心耕种的土地。长旺村人站在两村之间的柳树畔子上望过去,出乎意料地看到这片土地原来在他们的界定之内,是属于长旺村的土地,�河人无疑成了“外来侵略者”。
      两村的干部开始在一起协商,长旺村愿意补偿给�河村人这些年的土地开垦费,希望�河村退出这片土地。
      �河村干部提出的唯一个条件是:退出可以,必须把长旺村“甲山庚”的土地定向,更正成正东正西方向。
      长旺村干部为难了。他们说:“甲山庚”的定向是清朝乾隆年间老祖先手里定的,如果他们手里不再“甲山庚”,那不是遭老祖先和后辈人埋怨吗?
      两村协议不妥,2003年2月25日,长旺村人只好强行夺地。
      这天长旺村人来到�河人耕种的那片嫩滩地,勤快的�河人已经有人在那里耕作。长旺村的拖拉机沿着他们该有的“甲山庚”方向,理直气壮地开进了�河人的土地。�河人看到自己的耕地被毁,过来阻挡,三言两语间,充满了火药味。两村人谁也不服输,很快打成一片。在早晨的薄雾中,黄河岸边回荡着铁锨的打斗声和男人的嘶喊声。�河人毕竟势单力薄,一人被打成重伤,在有组织有准备的长旺村人面前,他们很快败下阵来。
      败下阵来的�河村人并不服气,立即回村叫来了风陵渡镇干部和风陵渡镇派出所干警,村里也来了百十号人。他们来到这片嫩滩地时,正午的太阳已经驱散了早晨的薄雾,这时任何的劝阻和说服对手拿铁锨的长旺村人都无用,他们一代代人已经习惯了用武力解决纠缠不清的土地问题,这时不管你是国家干部还是一般老百姓,铁锨面前一视同仁。�河村干部不得不请示芮城县政府。
      两方对峙的这段时间里,黄河不经意间涨水了。二三月间,正是“桃花水”汛期,滚滚的河水很快包围了那片嫩滩地。长旺村人唯一的一条出路,让�河人封锁得水泄不通。长旺村88人围困在河滩出不来,有条小路完全能够走出那片水域,他们偏不走,在他们看来,从哪里过去,也一定要从哪里回去,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如果绕路走,长旺人在精神上先输给�河人一筹。中午没有饭吃,村里人就差人�着齐胸深的水过去,送去方便面和矿泉水。
      88个长旺村人被围困在黄河滩里,村里的老年人不约而同拿起铁又铁锨,来到河滩解救他们的子侄。在这些年老的一代人身上仍旧残留着为争夺土地在一次次械斗中烙印的一块块伤痕,他们血管里也仍旧流动着强悍不服输的血液,这是黄河边一代代男人共同的品质。那边,�河村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持棍扛锨,看样子准备和长旺村血搏一场。
      中午十二点,永济市和芮城县的公安干部、政法委书记及时赶到,他们立即联合起来,达成协议:双方群众各自后退200米,形成了一个500米的隔离带,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下午4点运城市公安局治安科副科长赶到,听取了双方的汇报,作出三条决议:一,前期双方领导均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效地控制了事态,后面事情的最终解决,两个县市的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二,立即成立案件调查组,由运城市局牵头,着手对永济一方打伤芮城群众一案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芮城群众撤退,让开道路,以便永济群众撤退;三,市局扣留永济方拖拉机,以平息芮城方群众情绪。
      芮城领导要求逮捕拘留打人凶手,考虑到也许会激化矛盾,没有对长旺村人采取措施。
      下午6点30分,�河村封锁道路的群众才不情愿地撤退,被围困在河滩里长达八个多小时的长旺村人,从原路安全返回。
      那片嫩滩地成了一片有争议的土地,上面禁令:双方群众谁也不能擅自进入耕作。这只是暂时的结局。
      
      艰难的界定
      
      2月25日以后,两村暂时相安无事。当时在这片河边的嫩滩地上,�河人已经播种了大片的棉花,嫩绿的棉花苗并没有因为禁令而停止发芽、开花,�河人开始除草施肥。用郑月娃的话说,这是�河人第一次犯规。第二次是在2003年5月9日。这天,运城市政府重新划分了两村的土地界线,刚下了木头桩子,�河人认为不公,拔下来一把扔进地头的涑水河里。
      运城市政府决定在5月29日,重新划分两村的土地界线。
      在等待划分土地界线的日子里,一天早晨,这片有争议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口棺材,棺材在河滩的风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一动不动地雄踞在那里,面对长旺村方向。看到这口棺材,长旺村人知道�河人在向他们示威,�河村人决定用死来捍卫这片土地了。长旺村人没有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是等待5月29日这天的划线结果。
      5月29日,一大早两个村好几千号人,聚集在这片有争议的土地上。划界,在他们眼里这是涉及到后代子孙的大事。大家好像不是为划分界线而来,而是为打架而来,人人都面容肃穆,手里拿着铁锨铁叉,一种紧张的气氛萦绕在两村人之间。中午时分,还不见运城市划界的领导来,长旺村人把永济市一位副市长围在中间,质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副市长再三解释仍无济于事,有一部分群众要强行进地耕种。
      这天运城市的有关领导,正在芮城县风陵渡镇召开永济和芮城主要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人员会议,就两村的划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由于意见分歧大,难以统一,反反复复,直到下午还没有定论。划界的计划不能不取消。
      这天河滩上出现了谁也预料不到的毁青苗事件。
      下午,群众看不到来划界的领导,人人又渴又饿,在河滩高温的炙烤下,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在群众中迅速蔓延。
      有人说,上面领导一定是让�河人的棺材吓怕了,才迟迟不肯下桩。
      有人说,怕出事还算啥共产党干部!
      大家七嘴八舌,河滩里一时纷乱起来。
      长旺村的村主任在群众的一片埋怨声里,终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大手一挥说,这地咱们种不成,他们谁也休想种。立即打电话叫来一辆拖拉机,在有争议的土地上疯狂地耕作起来。
      地里是一片绿茵茵的棉花苗,棉花苗在�河人的精心侍弄下,已经能够预料到秋天可喜的丰收。就在无数的棉花苗无辜地埋没在潮湿的黄沙里时,�河村种地的群众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种的棉花被毁,一年的指望顷刻间化为乌有,顿时群情激愤,人人手里掂棍拿锨冲过来,准备和长旺村人决一死战。在这关键时刻,芮城县200多名干警及时赶到现场,阻止了�河村种地群众。永济市政法委书记和一位副市长也及时赶到,阻止了长旺村人继续毁青苗的错误做法。
      晚上10点钟,永济市主要领导在韩阳镇召开紧急会议,政法委书记严厉批评了长旺村书记和村主任无视法律的行为。要求干部群众必须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保证下次划界成功。
      5月30日下午3点,运城市政府电话:下午4点准时放线,要求两县的干警立即赶赴现场。划界 时,两县干警拉起警戒线,群众一律不准靠近。
      两村的地界由运城市政府领导亲自划分,长旺村的老界畔子不动,涑水河西,匾河村人耕种过来的420米嫩滩地,一分为二,两村各种210米。
      长旺村的“甲山庚”在这片嫩滩地上,成了不折不扣的正东正西方向,“甲山庚”之说从此画上了句号。
      看到这种结果,长旺村人一时接受不了,不等干部离去,干警撤离,几百名群众一哄而上,拔掉界线的水泥桩子,50多名干警在失去理智的几百名长旺村人面前,阻拦和警告显得苍白无力。
      这天晚上,狂风呼啸。
      从匾河村方向隐约传来的鞭炮声响彻在黄河岸边。
      也就在这天晚上,长旺村的一条条巷道里出现写有《千古罪人》的小字报。上面写道:
      朗朗乾坤,日月无光,黑白颠倒,世人震惊。千载黄河,历史大畔,巍然不动。身为村官,理应造福村民,谁知惜官如命,丧权割地。昔日几多豪杰,卫我家园,举村同胞,同仇敌忾。今日耳闻他人黄河岸边爆竹声,我自挥泪默默恨苍天,还我百年之说……
      矛头直指村干部,村干部要求集体辞职。
      晚上,9点多钟,永济市市长冯方汇等主要领导立即赶到韩阳镇。10时,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决定:坚决维护5月30日的放线结果;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同时,对于群众的过激行为要坚决制止,对群众提出的意见通过正当渠道向上反映;对拔界桩者提出严厉批评,立即恢复界桩。
      5月31日,永济市市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会议从零时25分开始,至3时结束。会议上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凌晨,市长冯方汇赶往长旺村,和村书记、主任谈话,要求他们做好群众工作,不得发生过激行为。
      这天下午,长旺村300多人,还是开着拖拉机,浩浩荡荡赶往有争议的嫩滩地,继续耕毁�河人种的棉花地,公安干警极力阻止,仍无济于事。
      在�河一方,这次却异常冷静,他们只是在不远的地方架起录像机,将整个毁青苗的过程全部录入镜头,向运城市政府反映。
      6月1日,晚上9时许,运城市公安局抽调警力50余人,来到长旺村宣布《关于处理毁青苗事件的通知》。
      这天晚上,长旺村停电,巷道里一片漆黑。在无边的寂静中,一阵哐哐的铜锣声,顿时在一条条漆黑的巷道里急剧地回响,长旺村迅速传递着一个小道消息:运城市公安局到长旺村抓人来了。
      失去了土地的长旺村人,心里正窝着一团火,听到这个消息,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掀翻了镇派出所的警车,用电线杆子堵住了所有的道路,干群关系处于严重紧张状态。当天韩阳镇派驻长旺村进行安抚工作的镇干部,工作刚开了个头,就又前功尽弃。
      6月2日,永济市市长和长旺村500名群众对话。
      6月3日,运城市主要领导在芮城县风陵渡开发区管委会二楼会议室,召开两县市滩地划界落实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两县(市)委书记、县(市)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河务局长。会议气氛严肃、紧张。运城市主要领导要求两县市无条件地落实运城市政府的决定,这个决定不存在对和错,只存在如何执行的问题。
      6月10日,长旺村四名年逾八旬的老人开始逐级上访。
      6月12日,百余名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下滩,在有争议的嫩滩地播种了40亩高粱。
      ……
      为稳定群众情绪,遏制群众械斗事件的再次发生,韩阳镇政府于6月13日组成工作组,进驻长旺村,走进重点户中做工作。永济市四套班子领导亲自下到农户,他们答应给村里硬化了道路,打一眼甜水井,建一座桥……满足群众的一切要求。
      后来,我详细翻阅了永济市政法委书记仇红学这段时间的日记,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各级政府为平息这场持续三个多月的土地纠纷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甲山庚”之说
      
      长旺村和�河村毗邻相居,土地相接,两个村都位于黄河的围抱之中,都是三千多人口的大村。长旺村位于一个凸出的土崖上,这个土崖当地人称它为龙头。长旺村西的河滩地,从古以来呈“簸箕”状向外辐射。罗盘上显示,右手呈乙山辛,左手呈甲山庚。和�河村交界的地畔上,生长着一行长旺村人栽种的老柳树,人们叫做:老柳树畔子。
      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说:“我们还有老滩地簿子哩,这簿子是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上面记载着乙山辛和甲山庚的说法。”
      这老人叫相知山,今年67岁,精神矍铄,说话响亮有力,是过去的村干部。
      我很想看到从清朝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老滩地簿子,我无法想象那发脆发黄的纸张,在我手指下发出的那种执拗的呻吟和它不可抗拒的威力。
      他说:“你若想看,我给你找找,不过在村委会里有一块石碑上还有记载,可惜这块石碑成了断碑,上面的记载已经不是很完整了。”
      这天中午,我穿过一条条巷道来到了村委会。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五六位晒太阳的老人,他们微闭着眼睛悠闲地度着无忧的晚年。不大的村委会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妻,他们是专门守护村里这块石碑的。在一堆柴草里我刨出那块断碑,抹去上面厚厚的灰尘,凑近身子努力辨认着上面的一个个汉字,倾听着这块古老的断碑对我无声的述说。我隐隐约约看到二百多年来,黄河两岸老百姓为争夺河滩地的一些记载:
      ……秦晋滩地俱以黄河为界,由来久矣。嗣后秦人,不遵旧规,遂于康熙……不意,乾隆十二年间,一河分为两河,中出一滩,两省穷民互争……大肆控争……讼三载,幸刘马二大人……均分,晋人得十之六……北界乙山辛定向,南界甲山庚定向……西属秦,东属晋,昭然各不相越。乾隆十四年以后,河涨水发坍退不常……后复同治二十八年至道光十八年,秦人不轨越河侵界……刻铭立于本村五龙庙,以便考查,抑或后有争端……
      断碑上没有年月,落款却是:“生员郑维周谨撰并书丹上浣吉日”。
      这块石碑上字迹清晰,从清朝哪个朝代流传下来的已难以确定,它又是如何成了断碑,今天的长旺村人也说它不清,它却清晰地记载着村庄四周的界线和定向,记载着乾隆十二年间,两省以黄河为界,不料黄河却分成两条支流,中间出现了一片滩地,面对这片滩地,两省的“穷民”大肆争夺,官司打了三年,最后还是一个姓刘和一个姓马的官员加以解决,将这片土地十分之六归山西“穷民”,十分之四归陕西“穷民”。官司刚结束,河涨水发,这片多出的河滩地瞬息间让水吞没……石碑存放在村里的五龙庙里,作为证据,避免以后再为土地发生纠纷。
      看完,我禁不住抚碑哂笑,原来黄河从古以来就和我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它是在炙烤着我们的灵魂,还是在历练着我们的意志?它用自己执著前行而又腾挪善变的身躯,在这片平坦如若宣纸的土地上,给我们人类书写了一条不变的生存哲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边的人读懂了这句话,在不定的黄河面前,黄河怎么流,黄河边的人就怎么活了。
      离开村委会后,这对老夫妻重新用柴草把半块断碑小心地遮掩起来。在他们看来,这块历经 沧桑的断碑就是长旺村人眼里的命根子,是他们永远不变的土地。
      在村委会门口,我和几个晒太阳的老人闲聊起来。原来3700口人的长旺村,土地仅仅有1000余亩。土垣上的旱地人均二分三,这些土地没有井水浇灌,每年收成好坏都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滩地人均也只是三分。1994年12月实行30年土地不变的政策后,好多家庭只添人口,不添土地。没有土地,只好外出打工,村里有一大半的人都打工去了,有的在别的地方承包土地。
      长旺村也有过他们的辉煌,这种辉煌也只是在他们的父辈和爷爷辈短暂地出现过。那时,黄河西移在很远的陕西那边,长旺村和�河村一带有着看不到边的黄河滩地,村人们早出晚归,家里孩子四五岁时都认不清自己的父亲。人们只有过年时节才能闲下来,那几天,村里骡马满巷,家家户户的骡马大车整天都丁当作响走亲戚。村里四大庙――五龙庙、娘娘庙、三皇庙和龙王庙,这些庙都有宽大的献殿,带着腰廊的房子,庙里整天香火缭绕,唱戏祭祀,热闹非常。这四大庙后来全部毁在日本人手里。
      黄河从什么时候东移?他们谁也记不清楚。只记得这些大片的河滩地,在他们父辈手里就开始一天天减少,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父辈的声声叹息和无奈的眼泪。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大片大片的土地咔嚓咔嚓地裂到了黄河去,这咔嚓咔嚓的崩滩声,夜以继日地切割着他们的血肉和心灵。
      20世纪40年代以后,所有的河滩地终于全部让黄河水吞没,滚滚黄河水绕着村庄流淌,缭绕在村庄上空的是夜以继日的波涛声。那些他们往昔耕种的土地,奇迹般地移到了黄河的另一边。坐落在“龙头”上的村庄随着黄河而富有,也随着黄河而败落,他们生存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是掌握在游移不定的黄河手里。
      失落了土地的村庄,就这样开始了它艰难的生存跋涉。
      解放后,1952年,中央政务院发出了山、陕两省以黄河主流为界的指示,并从国家财政拨出41亿元(旧币制),补偿黄河边这些缺少土地和没有土地的农民。但这却无法补偿长旺村人对土地的渴望。1963年,长旺村人无视政务院的指示,越过黄河不管不顾地耕种大片的荒地,导致了这年秋天震惊中央的两省农民械斗,从此,长旺村人在陕西韩城一带有了“仇板”的外号。
      
      1962年的那次械斗
      
      1962年秋天,长旺村村民和陕西省韩城五个村庄的村民发生的那场并不遥远的械斗,至今,长旺村的老一辈人仍旧津津乐道。在他们看来,那不是械斗,是一场难忘的“战事”。相知山老人对我述说时,言语之间洋溢出胜利者的骄傲和自豪。
      1962年,三门峡水库的水退去后,在对面陕西韩城一带裸露出几万亩的水库底子,这水库底子可是上好的土地啊。那时,长旺村没有滩地,隔着一条黄河,长旺村人看着一大片长满荒草的土地,无不眼馋。村干部在一起合计,那片水库底子是属于国家库区的,不属于任何人,白白地长满荒草实在可惜,不如开垦种上庄稼。春天,长旺村的17个生产队几千号人,浩浩荡荡地摇着小船去了那片土地,大家起早贪黑,不辞劳苦,每个生产队都开垦了几百亩的土地,全部种上了黄豆和高粱。整个夏天,村人们看到河那边一片绿旺旺的庄稼,心里甜丝丝的,在这饥馑的年月里,他们村遇到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年。
      一片红艳艳的高粱昭示着即将到来的丰收,村人们轮流去河那边看守。晚上蚊子多,要不停地摇动着扇子才能有片刻的安宁。那时,河滩里有许多“滩虎”,他们称霸一方,谁也惹不起。有的人是从监狱里出来,没地方去,就在河滩里安了家,也有的是通缉犯,他们也看中这片土地,滩大好藏身。有个叫史新月的“滩虎”,经常来这片土地骚扰。那天,恰逢相知山看庄稼,史新月就带人走了过来。
      史新月大手一摇说:“这片地里的庄稼是我们的。”
      相知山争辩说:“是我们的。”
      史新月问:“是你们的?那我问你,你们种了多少亩地?这地里种了多少行高粱?多少行黄豆?”
      相知山一时无语。这大片的土地,他们只管开垦,播种,谁有闲心情去数多少亩?多少行?史新月明显在胡搅蛮缠,目的很明确,企图占有他们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
      史新月见相知山他们回答不上来,就点燃了17个生产队所有的茅草庵子,把相知山等人赶过了河。
      隔着一条黄河,看到对岸燃烧的茅草庵子,长旺村人感到事情不妙,立即把这件事汇报给了镇里的党委书记苗书记。
      第二天,韩阳镇党委苗书记,腰里挎着一把小手枪,带着长旺村几百号人摇着十几条木船,去河对岸抢收庄稼。当年的苗书记,村人们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啥名字,大家都叫他苗书记,只知道他是部队上下来的干部。1962年,这个历经过战争年代的苗书记,身上还残留着战争年月里明显的痕迹。他把抢收庄稼当一场战争来对待。
      为打胜这一仗,长旺村人连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个叫郑容的人还专门打造了一把大镰刀,上面安了一根很长的竹竿。相知山那时也正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身上有的是力气,也扛着扁担参加了“战斗”。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节俭同时,也继承了他们勇猛剽悍不怕死的精神。
      河对岸的“滩虎”史新月联合附近五个村庄的村民,也早已做好准备。打头的是5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这些敢死队员人人都是全副武装,手里掂着锋利的铁叉长矛。他们穿着芝麻呢裤,黑上衣,露出一条光膀子。有了这种独特的标志,不至于在打斗中混淆对手。
      船刚到岸,苗书记挥动着手里的小手枪一声令下:“打!”
      郑容手里的镰刀伸出去,陕西一个敢死队员的胳膊就让他割草一样割掉了。 苗书记刚下船,胸前就让陕西一个敢死队员用铁叉猛戳了一下,好在他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一个小笔记本,如果没有这小笔记本也许早就一叉戳死了。这一叉激起了长旺村人的愤恨,他们人人勇猛作战,双方打斗激烈,叫喊声和铁叉棍棒的碰击声,在河滩叮叮当当响成一片。长旺村200余人,他们对付陕西方面50多个敢死队员绰绰有余。这些敢死队员别看是“统一武装”,打斗起来却没有专业水平,按照计划他们第一步是破船,可这些敢死队员们举着斧头,人还没有走到船边,苗书记手里的枪就响了,破船的人颤颤抖抖吓退了回去。
      这次械斗时间不长,人人身上都挂了彩,不过长旺村人没有伤亡,他们用铁锨木棍打死了“滩虎”史新月,俘虏了陕西三个敢死队员,把他们押上船。等陕西的“大部队”过来时,长旺村的十几条船已经到了黄河中心。回来后,长旺村人对这三个“俘虏”进行了轮番审问,“俘虏”们坦白说,他们原计划等长旺村的船一过河,先破船,再一一收拾长旺村的人,然后收割遍地的庄稼。
      相知山接着说:“这三个人,我们好喝好吃对待,帮他们养好伤,一个月后,把他们送过河去。他们收了我们的庄稼,火烧了我们的庵子,我们打死了他们一人,这账就算扯平了,上面对这件 事也没有追究。”
      他说完,低头,麻利地掳上裤腿,露出一腿青紫的疙瘩给我看。这就是那次械斗中留下的纪念。我眼里的相知山老人,恰如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红军,骄傲地向我述说着当年的累累战功,展示着他身上早已愈合的伤口。
      翻开当地的县志可以看到,1963年4月24日至29日,山西、陕西两省为合理解决黄河滩土地的纠纷,曾在陕西渭南专署进行了商谈。商谈结果是:根据原政务院指示和两省协议决定,坚决不动摇地继续执行1952年9月23日原政务院以黄河主流为界的指示。那次商谈就是针对长旺村和陕西韩城械斗进行的。
      这件事过后,四十多年来,两岸人民再也没有因为土地发生不该有的械斗。而这件事,却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流失,它深深地烙印在老一代人的心里。在他们看来,那场并不遥远的战事,长旺村人无疑是胜利者。今天,当他们和邻村的�河人争夺土地时,这种胜利者的光晕仍旧笼罩在他们头顶,当年他们中的“豪杰”无不埋怨今天年轻人的“熊囊”,缺少他们当年不怕死的精神。
      12月16日下午,我在相知山老人的带领下,迎着黄河滩呼呼的寒风,来到了长旺村西的河滩地。走出村庄,只见不远的黄河在一片黄土地上默默流淌,对面的秦川地界依稀可见,东西走向的小秦岭逶迤在黄河的另一边,在宽广的河滩上,干枯的涑水河床,从东北方向穿过河滩直至黄河。
      泛着白色盐碱的土地上,还残留干枯的棉花和芦笋,人走在里面哗啦作响。周围是一片新翻耕过的土地,胶结在一起的黄土,留着犁铧结实光滑的痕迹。相知山告诉我说,八十年代初期,黄河水开始西移,滩地开始“滩”出,如今的长旺村每人在这里已经能种到三分的河滩地了,这些土地却大部分变成了盐碱地,不适合种麦子玉米一类的庄稼,从2000年以后,他们开始种棉花,只有棉花“吃碱”。
      由于缺少土地,河滩上一亩薄地承包金已经高达200余元。
      我终于理解了他们为何为土地去不顾一切地械斗了,这种理解不是一个含血带泪的“爱”字所能了得。
      相知山老人在靠山崖的地方,找出当年的老柳树畔子,长旺村人眼里神圣无比的老柳树畔子,在我看来一点也显示不出古老的威力。上面的老柳树刚让人砍伐,散乱的枝条看上去还很柔软。我站在新鲜的树桩上向西望去,平坦宽广的河滩地延伸到远方。相知山指点着涑水河西一片土地说,那就是割让给�河人的210米土地。
      在这条甲山庚的地界上,我如何也看不出甲山庚的倾斜角度。这拥有几百年的土地畔子,隐藏着许许多多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前朝旧事。
      相知山老人说,因为这里地形独特,根据山势,看上去很正的方向,其实在罗盘上呈现出一定的角度。如果按照正东正西方向,属于他们长旺村的土地就只有窄窄的一缕,乾隆年间的甲山庚也一定有甲山庚的原因。
      如今长旺村人维护了几十年,乃至他们说的几百年的老柳树畔子,他们耕作了几十年,乃至他们说的几百年不变的犁沟,终于在运城市政府的裁决下,于2003年5月30日艰难而又痛苦地移位了,那乾隆年间裁决的“甲山庚”,终于在那片嫩滩地变成了笔直的东西方向。
      为完整了解长旺村和�河村黄河滩地纠纷,我决定去一趟芮城县风陵渡镇的�河村。
      
      2006年12月23日 长旺到�河
      
      我沿着铁路从长旺村向�河村走去时,起伏的山沟土梁间一片寂静。在一块麦地中间,一个巨大的墓冢安详地享受着午后温暖的太阳,它就是伯夷、叔齐最终的归属。当年这两个孤竹国的公子,为一国之君相互推让,最终两个人都离开了孤竹国流浪到这首阳山上,千百年来,他们静静地守候在首阳山头,守候成了一个古老的美德。
      路人告诉我说,�河村原来由六个疙瘩组成,所谓的“疙瘩”就是六个自然村。当他们热情地问我找谁去时,我说起了2003年春天那场他们并没有淡忘的纠纷。他们说,这事,只有老书记刘刚乾最清楚,他家在东城,你沿着城根走就到了。
      我不知道这一片铺在土梁上的村庄怎么和“城”扯上了关系,东城的地方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城”的痕迹,走进一条又窄又长的老巷,高大结实的黄土墙间隐藏着一个不大的门楼。门楼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物,一位中年妇女领我走进去,指了指后面的一排平房。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干净整齐,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聊天的老人。
      我喊声:“刘书记。”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从喉咙里应了一声,黝黑的脸色让我看到了一个基层老干部特有的谨慎和威严。
      自我介绍一番后,老人忙给我倒茶让座。
      他从茶几上捡起一截粉笔,喘着气,艰难地半蹲着身子,在地板上开始用图给我说起了两村畔子的纠纷过程。
      1962年,长旺村还没有滩地时,�河村的滩地已经先“滩”出来了,因为�河村位于长旺村“龙头”后的弯地里,黄河从龙头流过后,在这里形成了大片的滩地。一向爱地如命的农民要求耕种,要耕种就面临着分地,要分地就要找出和长旺村的土地畔子。
      长旺村和�河村的土地畔子是在一座老坟堆边,这坟是�河人的坟。长旺村人否定这个畔子,说,解放前�河滩地里有他们的土地。�河人说,和他们相邻的西阳村,解放前也有他们�河村的土地,现在解放了,还是不提过去的好。关于畔子两个村争执不下。当时,刘刚乾二十多岁,是村里的村长。他说,还是取个中间吧,作为两个村的临时畔子,将来长旺村的滩地出来了,各找依据,把真正的畔子定下来。两个村都同意临时畔子,多少年过去的今天,他唯一后悔的是,当年他们没有立字据。
      1959年因建三门峡水库,黄河沿岸凡在海拔335米以下的村庄,要求全部迁移,当时,�河村有一部分人家生活在靠河滩的土崖下,必须无条件地搬迁。这就是后来搬迁的五一村。当初�河村分给他们的土地和长旺村相连,这些人家搬迁后,由于家和土地相距过远,就把这些土地承包给了长旺村的亲戚。长旺村人耕种的过程中,就耕种成了他们说的“甲山庚”。
      七十年代,刘刚乾当了�河村的支部书记,再次和长旺村人说起两村之间畔子的事。长旺村干部说,就是那么回事了,不愿再提。两村畔子的事,从此成了刘刚乾心里的一件大事。他说,如今,长旺村的“甲山庚”已经“甲”到了�河村土地中间,再“甲”下去,就“甲”到了和�河村相邻的西阳村,“甲”到了华山顶上去了。
      为了定好两村的土地畔子,2003年,刘刚乾决定不搅以前的瓮底子,只要把�河村人耕种的土地弄端(方言:直)就行。他们的土地,东边一亩地,到了西边就成了二分地,给耕作上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长旺村干部说,这咋弄端?
      刘刚乾说,有仪器哩。
      长旺村干部回去一商量,否定了这个方案。
      后来,又谈。长旺村干部说,斜过去的老滩地不可能退,如果让群众退出来,他们这些干部就没法再当。刘刚乾提出了第二个方案:地,不退可 以,先把两村的畔子划直,在畔子上栽上杆子,村干部慢慢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啥时想通了,啥时退地。长旺村干部回去一商量,又否定了这个方案,就这样两村的畔子问题又放了下来。
      刘刚乾说:“在历史上,�河村的地畔子是正东正西方向,如今,还有一块清朝乾隆年间的石碑呢。”
      我说:“刘书记,能不能让我看看这块石碑?”
      他说:“行,怎么不行。”
      老书记立即打电话叫来新上任的书记刘斗奋、村主任刘学文和村里的副主任刘增祥,让他们去找那块流传下来的石碑。
      在老书记述说时,我注意到坐在沙发上一位戴眼镜的老头,始终在微笑着。老书记给我介绍说:“他是太原来的考古学家,1973年就在我们这里考古,那时,他整天拿着远古时期人们用的石器,在我家院里洗洗刷刷,他是考了一辈子的古。”
      这位考古学家姓陈,今年71岁,仍旧在这里研究着永远也研究不尽的远古文化。他沙哑着声音说:“在匾河后涧和南北沟一带,是�河文化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的打制石器和象牙、野牛、猕猴等化石。1973年和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两次考查,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离�河不远地方,是西侯渡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人类用火最早的地方,也是世界上人类用火最早的遗址之一,距今已经有180万年。1988年1月,国务院将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运城市正在申请2008年奥运圣火取火点。”
      老人的话让我不禁感喟一番。
      
      曾经兄弟一样的村庄
      
      老书记靠在沙发上,不无伤感地说,长旺村和�河村1954年还是一个初级社,两个村那时兄弟一样亲密,他们在一个秤圪斗(钩)上吊过粮食,在一个坟堆上祭过祖先,两个村家家户户都有亲戚。在这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长旺到�河,凉水泡蒸馍。凉水泡蒸馍,是说两个村关系友好,谁也离不开谁。
      在许多地方,也还流传着:花花手巾萝卜脚,不是长旺是�河。这里的官道直通风陵渡,那时,走在官道上的人,隔着轿帘,或坐在马背上,看到头顶着花花手巾,迈着大脚片子的女人,在黄河边洗衣浣纱。在他们眼里,顶着花花手巾的女人们让黄河水浸泡的大脚片子如同白萝卜一样好看。
      在永济或者芮城,如今正月十五闹红火,长旺和�河都表演着相同的一个节目:背冰亮膘。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赤裸着膀子,背着冰块,向人们展示他们年轻健康的身体。相传,清朝成丰年间,长旺村有个叫相福录的人,时任洪秀全农民起义军先锋官。1853年冬的一天,相福录率军攻打黄河边上的蒲津渡。清军为了阻挡起义军攻城布下了火龙阵,相福录带领一百多名勇士冒着刺骨的寒风,身背冰块,借着夜幕的掩护,冲破火阵,夺得了战斗的胜利。后人为纪念农民起义军的壮举,每逢正月十五前后,长旺村和�河村青壮年汉子,都要沿着黄河,在寒冷的日子里,背冰亮膘。他们豪气冲天,再现着当年先祖的精神。
      老书记说他怎么也不明白,就是这两个兄弟一样的村庄,今天为了土地却反目成仇了。1958年匾河村划归到芮城县后,两个村也很少联姻,过去的老亲戚也很少走动,他们的亲情已经失落在一次次为土地相争的械斗中。
      老书记一脸无奈。
      刘斗奋书记进来对我说:“你要看的石碑已经找到了,让我们过去呢。”
      我只好和老书记、陈考古学家匆匆告别。
      户主看上去是个老实本分的中年人。他说,这石碑原是在庙里的,“文化大革命”中,庙让红卫兵破坏了,是他把这石碑背了回来,埋在自家的墙根下,当时他并不知道上面记载什么,只是本能地知道祖先看重的东西一定很珍贵。
      村主任刘学文把埋在墙根的石碑刨出来,用水冲洗掉上面的黄土,我看到这块不大的青石石碑,原来是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镌刻成的。正中间刻着“永志不忘”四个字,周围环绕着细小的花朵藤蔓,中间的字迹无论如何也分辨不清,只见长旺、匾河的字迹频频出现。村主任刘学文着急地用手套擦字上的水渍,字还是不清,只有最下面的两行字笔画没有丢失:我村土地界线东至官道,西至秦界,共三千七百步。南至西阳,北至长旺,共一千一百一十八步五寸。
      我用手抚摸着这些湿湿的文字,心想:属于长旺村和�河村的土地畔子就和这模糊的石碑一样,谁也无法说清。
      永济市政法委书记仇红学在他日记里写道:“黄河滩涂,一道永远没有答案的世纪性难题。”这道难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世纪的难题,一个世纪未免太长。
      当土地不再是我们农民生存的唯一依赖,他们就不再为土地械斗,当我们有疆无界时,他们就一定能团结友善地对待每一寸土地。走出土地,同时也是对土地之爱的另一种诠释。走出土地,这对今天我们的农民兄弟来说,并不需要漫长的一个世纪。
      西斜的太阳下,村主任刘学文又小心翼翼地把石碑重新埋在南墙根下,又一脚脚踏实上面的黄土。但愿,这块石碑仅仅是过去历史的一个见证,正如长旺村那块断碑一样,它让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投射下来的一束阴影,属于历史的东西不是让我们“永志不忘”,而恰恰是让我们忘却。
      这天下午,当我离开�河村时,村书记刘斗奋、村主任刘学文和副书记刘增祥,陪同我来到了村南的后涧沟。后涧沟三面皆是并不高大的土垣,土垣上荒草丛生,有人在咣咣地砍树。一片不大的苹果树林边,颠倒着一块水泥碑,上面写着:�河遗址。
      刘斗奋指着一片长满荒草的土垣说,他八岁那年,经常和小伙伴来看考古工作者在这忙碌,那时,他把一小片龙骨放在嘴唇上,那龙骨就紧紧地沾在唇上,他们能在这片龙骨上吹出呜呜咽咽的声音。
      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一种时光如梦的表情。
      在这片土垣上,我怎么也看不到往昔考古工作者留下的痕迹,随着刘斗奋书记的叙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无忧的调皮和淘气。时光无情地淹没一切,时光又无时不给我们展示着一种开始。
      从一片开阔地�望开去,黄河就在不远处默默流淌,黄色黏稠的河水看不到一丝波澜。我无法想象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在这里如何地狩猎生存。他们一定没有土地相争之忧,他们果真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美好日子吗?
      站在土垣下,一瞬间恍然觉得周围尽是浩浩荡荡的黄河水,它如雷的声音在我灵魂里尽情地澎湃翻滚,此时,我分明感到自己是游栖在它身边的一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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