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差点出了事，差点瘫了。瘫到多严重，我现在也预想不出来，反正是，我当时感觉到，我马上就要瘫了。 自出了几本书，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喂！出了书也不懂得给人几本。还得等人跟你要。这样吧，你先准备好，签好名，盖好章。哪天我就过去取。”这是比较客气的，不让你送，要来取。
还有很不客气的，让你送：“喂！把你的书往过送几本。记住！签好名，盖好章。”
这些人往往不说他是谁，我得猜。我如果小心翼翼问一句：“你是？……”对方马上就恼了：“到底是大作家了，连我也听不出来。”这样说完，他也还是不说他是谁。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认识他并熟悉他的语音。
把电话挂了吧，不礼貌。再继续问问“请问你是哪位”，人家会更生气。没办法，我只好跟他继续聊，多说几句，想从他的回答里得到点启发，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就假装想起了，说：“噢，是个你呀。时长不见了，你这会儿又是在哪儿发财？”
他说：“到哪儿发去，哪儿也发不了。”
我再问：“那你还是在那儿上班？”
他说：“你可说了个对。不在那儿能去哪儿？你要不给我调调？”
我又问：“你这会儿肯定是又搬新家了，在哪个小区？”
他说：“还在那儿。”
他好像是故意跟我绕。反正是，我连半点点信息也甭想从他的嘴里听出来。
前些日，我又接了个跟我要书的电话。这次，对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是谁，在哪个单位工作。让我给送些书。说现在就要，同事和领导们等着看，让送上十来套。我一听，吓了一跳，说：“我家没书。”
对方说：“你出的书家里咋能没有？”
我解释说，我家又不是出版社也不是印刷厂，更不是书店，我家哪会有那么多书，谁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出书是跟出版社签合同，由人家给出。按照合同，人家只给我本人五本书。这五本书我总得在我家里的书架上放一本，另四本我得放上樟脑球包装好，保存下来，我死了以后留给外孙女陈安妮。我真的不能再取出来给别人。
对方说：“那你给过这个给过那个，是哪儿的？”
我说是买的。先是跟出版社买了五十本，早叫人要没了。再有人要，我就得到书店去买。你不相信可以到书店打问打问，看曹乃谦是不是常来买他本人的书。你也可以跟我给过书的那些人去打问，你就会看到，我给他们的书，书后面都盖着书店的销售章。
对方听我这样讲，想了想说，那就不要十套了，少要上几套。于是给我拉出个名单，还让签上名盖上章。我说我尽量吧。万一书店的货不全，那我就买不齐了。对方很善解人意，说尽量吧。
我的差点儿出事，我的差点儿瘫痪，就是出在这次买书的时候。
那天上午，我把单位的工作做完，就到了南门外的大同书城。可那儿只有我的中篇小说选《佛的孤独》和短篇小说选《最后的村庄》两种。长篇《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没有了，说是已经进货去了，但还没给寄过来。我说那就把那两种各样拿十本。我这是有意地多买几本，留在家里准备着有些人硬跟你要，省得到时还得来书店。
过了好长时间，服务员过来跟我说，《最后的村庄》也仅有七本了。
七本就七本吧。我交了款，让他们把这十七本书给盖了章，打包好。出了书城，看看表快十二点了。我正要回家，接住文友的一个电话，说正在我单位的办公室门口，敲我门，没人答应。我说都几点了，你不让我下班？他说急事，我问啥急事，他说你来了再说。
尽碰些这人。
我只好又往单位返。
其实他这也不是个什么太急的事。他收到稿费的汇款单了，可汇款单的名字跟身份证的名字差一个字，比如说，是把曹乃谦写成曹乃迁了。邮政局不取给他，叫我给想办法改改身份证。改身份证？说得真有意思，我又不是公安局的局长，即使是局长也一下子给你改不了。
他说那咱们先吃饭吧，吃完下午再说。我说下午再说什么，那得办各种手续，最快也得十天时间。
我们到了十八校的包子铺，要了八个雪花啤酒，要了四个菜。红烧排骨、过油肉、油炸土豆片、猪肉炖粉条。还有个凉盘儿，猪肘花。
我把上面的事说得这么详细是因为，大夫说我这次的这个病，是跟这顿饭有直接关系的。大夫说，如果当时我从书店回了家，那么，就没了这次的这个“差点儿瘫了”的事件了。即使是以后再发生，那是以后的事了，这一天是肯定不会发生。
大夫说，有时候，人生的每一步，就跟下围棋一样，每走一步对后面的局势都是有影响的。而落子后如果发现错了，如果对方又同意的话，那你还可以悔棋，重走。可人生的步伐就不能够悔了重走了。
我想想，这话对着呢，哲学家才会有这种思考。那天我如果不到书店买书，那我做完工作就回家了，我一回了家就关了手机了，不再出来了。这样，那天中午我就是在家吃饭了，就不是和那个朋友在十八校包子铺大吃肉大喝酒，就不会引起“一过性”脑缺血的这个后果了。
那我接着往下说。
因为下午还要到另一个书店去买书，吃完饭和那个朋友分手后，我没回家，回到了办公室，躺在床上睡了有一个多小时，被冻醒了。看看表，三点多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了文心书店。问有没有《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说有。那好，来十本。有没有《最后的村庄》，说有。那好，来三本。
他们正给打包时，我忽然觉出右手发麻，很麻。我把手指动了动，还麻。这时，左脚也有点麻。紧接着，舌头也麻开了。
“怎么回事儿？”
我嘴里自言自语地这么说着，可正是因为这么地自言自语，我才发现自己的舌头有点僵硬。
我意识到不好，赶快掏出手机给老婆打电话。
谢天谢地，脑子还没问题。能想起号码。
谢天谢地，左手也没问题。拨通了。
“我有问题。你来，公安局。”就这句话，说了好几次，舌头僵得说不清。最后想起慢慢地说，一个字一个字说，老婆听明白了。
我的脑子确实是没问题。我当时的思考是，不能倒在书店。书店经理我认得，但他不在，别的小女孩不认识我，倒在这里不行。单位离书店近，我要回单位，单位有同事，能送我到医院。
我连书也不管了，赶快就往外走。左脚麻是麻，可还能走路。
出了书店上了自行车往单位猛骑。好像我的车子是偷的，怕人追上来，飞快地骑。
手机响了。顾不得。不接。快快骑。
不能倒在路上，倒在路上还不如倒在书店。倒在路上更不会有人管。快快骑！
红灯。看看，能过去。闯。
怎么还没摔倒？没摔倒，快快骑，快！
手机又响了。对，妻子的。管她，快到了。
可就在开办公室门时，我才发现，右手不那么麻了。左脚已经完全不麻了。舌头呢？
“能说话不能？能不能说话？”
我大声地问自己。我是想证实一下舌头。好多了。不太僵了，我听着自己说的话了，比给老婆打电话时清楚得多。
我“呼”地长吁了一口气。同时，一下子觉出身上在冒汗。是受了惊吓后的冷汗。
我又重新感觉感觉：右手还有点麻。左脚不麻了。舌头麻是还麻，但不如先前那么僵硬了。
这就是说，有好转。
还到不到医院？
我见教育处的门开着，进去，小郝在。我跟他说了这事，他见我说话很慢，跟平常不一样。说要送我到医院。我说我觉得没事了，用不着去医院。他说要不咱们到机关门诊部问问大夫。我说好，去量量血压。
机关门诊部就在公安局隔壁。小郝陪我去了那里。这时，我觉出，就连右手也不麻了。我跟小郝说，咱们只量量血压，别的甭说。量了量，110/140。我平时是，85/120。大夫说，低压有点高，但问题不大。我仍然没跟大夫说是怎么回事，跟小郝相跟着出了门诊部。我心里惦记着老婆，果然，她在我办公室。她说刚才借“的”哥的手机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不接，以为我不行了。
我慢慢地跟她说：“没、事、了。”
她说那也再观察观察，不行赶快到医院。
我在床上躺着，她给我打扫办公室，磨时间。又过了有一个钟头，我说真的没事了，正好也该下班了，回家吧。
平时，为了各看各的电视，也为了我凌晨三点半起来写作时不打扰妻子，我们是一人一间屋，分居着的。这天，我把被子搬到了她的屋，让她半夜观察着我点。
第二天早晨醒来，断定，啥事儿也没有了。照常是在六点半从家出发，照常是在七点敲开女儿家的门，照常是在七点二十分送外孙女陈安妮去上学。
除了舌头还有点发硬，说话很明显地比以前慢了些，别的一切照常。
好了，没事了。
没事是没事了，可这两天我越想越后怕。
我不怕死，我是怕躺在床上不能动。
我真瘫在那里不能动了的话，刚开始，妻子和女儿都很伤心，会尽力地耐心地伺侯我，可时间长了，久病床上就没贤妻没孝女了。她们就会讨厌我。最后给我雇个看护人，看护人是为了钱，时间长了也会因不满足他的待遇，就拿我来出气，甚至摔摔打打地对待我。而我的脑子又很清醒，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这样，而自己却毫无办法，只能忍受，但这又不是我的性格。这样，我活着就不如死去。
还有就是，要不能动，那我就再也喝不成啤酒了，再也耍不成围棋了。而这两项是我活在世上感到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最怕的还是，再也不能写作了。这可要了我的命，要知道，我的《母亲》还在继续，没有写完。
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写《母亲》。我被母亲从下马峪背到大同，用加着糖的小米汤喂活，用白菜山药蛋做的大烩菜养大，就是为了写《母亲》。后来我在37岁时和朋友打赌写小说，一赌就赢一赌就赢，就是为了在以后要写《母亲》。
写《母亲》，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任务。
如果我活在世上没把《母亲》写完，那我就没完成活着的任务。那我活着还不如死去。
我不能瘫。
死不怕，我怕瘫。
如果真的瘫在那里不能动，那我连一天也不想活。
这让我又进一步想到一个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他们给我插胃管儿，给我往肚里流食。要那样，我就得头脑清醒而又痛苦地活着。那我可不情愿，我必须在我能自主的时候，跟我妻子和女儿说清楚。
那天我就很严肃很认真地对妻子和女儿说：“万一我真的有个什么事，能抢救尽量抢救，能抢救成个街上常见的那种颤颤人最好。实在不行，抢救成个坐轮椅的那种人也行。你们可以把我推到电脑桌前，给我打开电脑，我就可以慢慢地敲键盘。如果抢救不成这两种情况，我成了躺在床上的那种靠别人喂食的瘫痪者，那你们就不要再尽人道了。千万不要给我插胃管往肚里灌东西。听着没？一定！”
她俩都不言语。我知道她们是不想说不吉利的话。但我又用不礼貌的话强调说：“咱们说好了！不能给我下胃管。要那样，你们就是在害我。”
我已经拿定主意，既然因为瘫痪而不能够把《母亲》写完，那我就要用不进食来结束我的生命。我已经有过一次体验了，所以我知道，虽然我瘫在了那里，可我的大脑还是很清醒，我可以让自己绝食。用不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放放心心地死去。
现在我很庆幸自己因为后怕而想到了这一点，并且跟妻子和女儿作了安顿。
剩下的事是，赶快再去问问那个哲学家大夫，问问他我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为了健康愉快地活下去，为了不再发生什么“一过性”，他说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因为啤酒我还没喝够，围棋我还没玩足，《母亲》我还没写完。
责任编辑 白连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