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春天。一列从莫斯科发出的快车，穿过无穷无尽的原野，向中国的满洲里疾驰。 车厢里靠窗坐着一位彪形大汉，他西装革履，碧眼黄须，一派普鲁士式的举止。护照上的正式名姓是奥托・布劳恩，可他还叫过卡尔・瓦格勒。他自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意为“姓李的德国人”。他还叫过华夫，即“中国男人”，这是他写文章时用的笔名。
奥托・布劳恩这时三十二岁，但他的经历已多姿多态，使他的同龄人不能不为之咋舌。根据他的自述、报刊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有的报刊说他生于奥地利)的一个职员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踏上东部战线的征途。1916年，他被俄国军队俘获，拘留于西伯利亚。1917年10月革命后，他加入苏联红军。在苏联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他转战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了骑兵团、旅的参谋长或团长的职位。后来，他返回德国。1919年4月，“他坚守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之上”，随后又参加了“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他曾先后三次被捕，1928年越狱成功后，“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到了苏联”。由于奥托・布劳恩战功显赫，他回到苏联后不久就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于1932年春毕业。紧接着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派前往中国，“任务是在反日本帝国主义、反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据同他共过事的人们反映。奥托・布劳恩“举止呆板”，“学究气十足”，“盛气凌人”，“独断专行”。既然他的品质有如此之多的不足，共产国际为什么会遴选这样一个人到中国来?据说遴选的考虑有两条，一是他会说德语、俄语和英语，便于活动；二是他有实战经验，特别是在德国革命期间的巷战经验，加上苏联高级军事学府的培育，对中国未来的“城市起义”是会有用的。但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主要的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靠的。在莫斯科。真正起作用的正是这一点”。
秘密旅程
奥托・布劳恩抵上海后不久，就同阿瑟・尤尔特(德国人。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曾同奥托・布劳恩在德国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正式接上关系。
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还在上海，中央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也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工作。尤尔特和奥托・布劳恩每周一次向博古和洛甫秘密接触，讨论“当时一些紧急的政治和军事问题”。
1933年春天，博古、洛甫同中央其他同志动身去中央苏区。行前，要求尤尔特将奥托・布劳恩也派往江西苏区。尤尔特征求奥托・布劳恩的意见，他表示愿往，但提出需要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不久，尤尔特和博古接到了共产国际的答复:同意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奥托・布劳恩的行期推迟到了秋天。
这时，新委任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与奥托・布劳恩相熟，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
1933年9月底，奥托・布劳恩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行前，尤尔特交待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而弗雷德仍要求奥托・布劳恩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
10月初的一个深夜，月色朦胧。奥托・布劳恩只提着一个小手提箱启程，为防意外需要，怀里还掖着几百美金。他口袋里深藏着一张中国国内护照，其中填好要去的地区有意不包括国民党的“防匪地区”。汽车送他到达海港码头，他立即登上一艘英国货船，随后消失在浩渺的大海中。
奥托・布劳恩水陆兼程，昼伏夜行，七天后才进入苏区。奥托・布劳恩头戴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在战士们的簇拥下，终于安全地到达红色首都瑞金。
瑞金的“太上皇”
当时的瑞金，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房屋遭到严重的破坏，物资供应也不丰裕。在艰苦的条件下，奥托・布劳恩仍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人们千方百计满足他的生活所需。在中共中央、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等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他盖了一所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还养了好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这也是人们后来称呼奥托・布劳恩的代号。博古叮嘱他，为了安全，他应尽可能地躲在自己的屋子里。他这样做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除小圈子的人外，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到来。
为了使奥托・布劳恩的生活尽量过得舒适，红军竭尽全力弄到许多西方生活方式所必需的物品。奥托・布劳恩时常口叼雪茄，喝着咖啡，同博古和他的两个翻译玩他最喜爱的扑克游戏。他精力旺盛，表现出比东方人强烈得多的西方人求偶欲望。他这种相对优闲的生活，在当时艰苦的革命斗争画面上，立即呈现出不协调的色彩。
他曾经看上了一位年青漂亮的红军女战士，可她不是待求之凰，而早已是有夫之妇了。为了缓解困境，不致闹出尴尬局面，不少人花了很大力气，终于为奥托・布劳恩物色到了一位来自农村、体格健壮的姑娘，作他的夫人，她的名字叫肖月华。后来他们在延安生下一个男孩。小孩皮肤生来黝黑，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这一下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可就站不住脚喽!
奥托・布劳思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适应中国生活习惯，即使需要自己动手，他也宁愿吃面包而不吃米饭。肖月华在他的指导下最终也学会了烤面包。毛泽东爱吃辣椒，尤爱喝辣椒汤，常常一语双关地对奥托・布劳恩开玩笑说，如果你不喜欢红辣椒，你就不会是一个好的革命家。奥托・布劳恩不爱听这样的话。
奥托・布劳恩同博古商定，“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在军事学院授课也是奥托・布劳恩的日常工作，他后来还参与建立和训练红军的第一批骑兵。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军校学习时“是高材生，学习成绩较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军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指第五次‘围剿’)的每一个步骤”。加上奥托・布劳恩在军事问题上能言善辩，在苏区中的某些人的支持下，很快就登上权力的顶峰。他三十多年后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的职位只是一名顾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好象拥有最高权力了。”伍修权写道:“王稼祥曾经说，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在共产国际的王明所派遣，来掌握我党实权的……“我们把他叫做‘太上皇’。”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奥托・布劳恩在中央苏区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是十九路军在1933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有一回李德对博古说:蔡延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因此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延锴。”)“后来发生的事实是，红军不但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后撤到江西西部，使得蒋介石无后顾之忧”；“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第五次战役(指反“围剿”――编者)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
奥托・布劳恩在军事问题上奉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端错误的战略，力主“阵地防御战”，“寸土不让”，用红色的碉堡对付国民党的碉堡。他的进攻战术也只是局限于他所说的“短促突击”，即猛戳一下敌人就算大功告成。
奥托・布劳恩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就轻率地否定了对方。他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红军固守阵地打正规战的时候了。奥托・布劳恩私下还恣意用粗野的语言嘲笑毛泽东，并策划以“养病”为由将毛泽东送往苏联，只是由于客观情况而未获莫斯科同意。
伍修权还回忆说，“李德凭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因此，奥托・布劳恩抵达瑞金后的一年左右时间内，他的军事建议使红军连遭失败，兵力减少，根据地也急剧缩小。
长征路上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受挫后被迫长征。
由于国民党方面对长征毫无觉察，红军顺利突破三层包围，在11月底和12月初，同国民党部队激战于湘江，虽然渡江成功，但人员和辎重损失惨重。红军指战员都义愤填膺，这股正气终于酿成强烈要求变换红军领导的宏愿。
这年的春天，奥托・布劳恩的上级、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已被召回莫斯科，无人接替他。不久，上海局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破坏，同莫斯科的联系中断。奥托・布劳恩象断线的风筝，再也接不到迢迢万里以外的“指示”了。由于他的建议屡屡失败，他在红军中的威信急剧下降。
12月11日，在邻近贵州边境的湖南通道县紧急召开有主要军事和政治干部参加的非正式会议，毛泽东是在被解除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后第一次应邀参加会议，他立即在会上起了支配作用，奥托・布劳恩的军事指挥受到与会者的一致批评。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奥托・布劳恩“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不但完全忽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办法”。聂荣臻批评他，连军团指挥员都不过问的具体军事部署，他都横加干涉，而在大的战术上只允许同敌人正面作战。奥托・布劳恩在会上为自己辩护，表情沮丧而忧郁。会上通过了周恩来的一项建议，以奥托・布劳恩为首的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立即停止工作。此后，奥托・布劳恩参加红军领导层决策性会议的次数逐渐减少，即使应邀参加，也只是列席罢了。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黑暗和光明。1935年9月10日可以算是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鲜见的光明日子。北上的红军右路军进至四川藏族地区的班佑，张国焘的分裂行动所引起的危险达到了顶峰。当时，毛泽东获悉张国焘阴谋后立即召开中央常委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同意不改变路线，并下令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凌晨秘密出发北上，继续按中央决议行动。不料四方面军的部分干部和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提出抗议。毛泽东接待了学员，后又约请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特脾气暴躁，出口伤人，他曾留学苏联，腰间不离一支大左轮手枪。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奥托・布劳恩奉命站在李特身后，预防他拔出手枪对毛泽东射击。毛泽东首先指出，让一方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接着表示，“我们是先遣队”，先北上开辟新根据地，候大功告成，只要四方面军愿意，随时欢迎来同一方面军会合。话音刚落，李特立即虎跳起来，大喊大叫地攻击这是“逃跑主义”。奥托・布劳恩极为担忧，断定李特已完全失去控制，立即果断地紧紧将李特拦腰抱住。奥托・布劳恩硕高的躯体，铁钳般的双臂，任凭李特怎么挣扎，也未能挣脱出来。早晨八点，风波全消。不愿北上的红军回班佑，愿意北上的继续北进。
10月20日，奥托・布劳恩骑着他的察哈尔矮马随红军开进了瓦窑堡，就一方面军来说长征已经结束了。这样，奥托・布劳恩成了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不久肖月华同他离了婚。1936年，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恢复，奥托・布劳恩几次向洛甫提出，请求回苏联，但未获同意。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奥托・布劳恩又提出召回的要求。王明劝他说，不要坚持去莫斯科，那里正在进行清洗运动，等待你的不可能是好事，有可能被流放，也有可能被枪杀。奥托・布劳恩只好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1938年的一天，奥托・布劳恩求见陈云同志，提出两项请求:一是希望将自己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以便有权参加党的生活；二是请求批准他同李丽莲女士结婚。不久，奥托・布劳恩的请求全部得到满足。他的组织关系隶属红军后方司令部，名义上的职务是顾问，主要是在那里解决他的食衣住问题。李丽莲是一个标致的歌唱演员，1937年同江青一道从上海来到延安。这时，奥托・布劳恩的汉语有所长进，他自称“可以比较自如的用汉语交谈一切问题了。”他的生活又重新活跃起来。
一曲悲歌
1939年初夏，奥托・布劳恩在中国已度过了整整七个春秋。一天，毛泽东、洛甫和博古突然一起来到奥托・布劳恩的住所看望他。当时他没想到，莫斯科召回他的命令已经到达延安。
仲夏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急促的敲门声将他惊醒。通讯员送来洛甫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走得这么突然。奥托・布劳恩当时的情绪是悲是喜，是留恋抑或思归，恐怕兼而有之。他自己来不及品味，便收拾好必要的行装，匆匆同李丽莲吻别，她是头天从艺术学院回来度周末的。
机场上已经聚集了红军的许多高级干部，毛泽东正在同周恩来夫妇话别，他们也要飞往莫斯科。毛泽东转过来向奥托・布劳恩送别，祝他一路平安。奥托・布劳恩后来回忆说，“毛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之词。”李丽莲随后也赶来机场，向奥托・布劳恩示意，希望带她一起去莫斯科。由于签证无法及时解决，她未能如愿。事实上他们这一分离终成永诀，李丽莲再也没有见到奥托・布劳恩。
在莫斯科，奥托・布劳恩用了几周时间紧张地回答问题、书写报告、写补充材料，最后完成了对莫斯科的汇报。后来，德国《地平线》周刊上发表了他杜撰的《毛主义的根源和发展趋势》一文后，莫斯科叫人转告他，今后对在中国的经历和观察，应严格保持沉默。他又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
1941年至1948年，奥托・布劳恩在苏联的克拉诺戈尔斯克任教。他自己写道，回莫斯科后“我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或者受到什么报复，相反，我在莫斯科平静地生活和工作，在卫国战争中我还担任了负责的政治工作。”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奥托・布劳恩回到民主德国，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六十年代苏中论战开始，奥托・布劳恩又开始按着过去的老调陆续发表文章反华，《中国纪事》就是他1969年撰写的长篇连载，约二十五万字，并于1974年刊印成书。奥托・布劳恩最终退休时，定居东柏林，1974病故。
如何评价奥托・布劳恩这一历史人物?
一个不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不熟悉中国的地理、历史和传统，甚至连我国的语言文字都不会的外国人却在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中扮演出谋划策的角色，这是他万难完成的使命。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报道的，奥托・布劳恩在保安时曾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是行得通的。”“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摘自《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