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搞文学创作的人，都或多或少与文学期刊有一些故事，都会留下第一次发表作品的那一刻的激动。巴金就忘不了发表他处女作的文学期刊。他在“文学生活五十年”（《家》代序）中说：“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这个文学巨匠的一番诚如学生般感激发表他作品的刊物的话，使我回忆起了二十多年来与四川文学的往事。
1984年金秋十月，省作协和《四川文学》邀请全国部分中青年作家到九寨沟开笔会。他们到来的那一天，负责接待的我早早地就在九寨沟口等候了。那时交通不畅，快近黄昏时，一辆满载作家的大客车才拖着长长的灰尘开到了沟口。
作家们下了车，立刻就被金灿灿的山色迷住了，个个欢呼雀跃。最后一个下车的是当时主持《四川文学》工作的周克芹。他穿了一身灰的卡中山服，外套一件黄色风衣，脚下是一双旧皮鞋。与请来的作家们相比，他没有喜形于色，倒是一脸的疲惫。其时，病魔已悄悄地在吞噬着他的生命了。但他还是很热情地与我们握手，连连说，让我们久等了。
那时，九寨沟的接待条件相当简陋，我们往在诺日朗林场留下的几排平房里，一间房住五六个作家。卫生条件也差，电力不足，灯光暗淡，当晚又下起了小雨。我与经理说了情况，那位经理知道这批作家不可怠慢（因为以前就有这样的人来过，文章中说“九寨沟一个虱子咬了八个编辑部”），又苦于接待上面的人，抽不开身，就要我请作家们稍顷到他的办公室（兼接待室）见见面，向作家们表示一下接待不周的歉意。
作家们大都睡下了，听说经理“接见”，都不愿起来，并不少抱怨：“什么？经理接见！叫他来！”只有一个人起来了，穿好衣服，打着伞，出了门。我急忙追上去说：“周老师，你不必去了，这么晚了，又在下雨，明天再说吧。”周克芹说：“我们也要替别人想想，请我们到接待室见见面有什么不可以？作家怎么啦？作家就不能住这样的房子？作家就高人一等？”
我无话可说了，走在他的后面，看着这个雨中的背影，这个在中国农村萌动改革的年代，就写出了一部农民的现实悲剧的农民作家。
这是二十一年前，诺日朗深秋雨夜里，周克芹，也是《四川文学》给我的第一印象。
说到我的农村题材创作，周克芹携《四川文学》给了我难以忘怀的启示。第二天，我和阿坝报社记者庄青与他就农民的话题有一番长谈。他的话至今还留下我的笔记本里，有几大篇。末了，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了四个字――直面人生。直面人生，需要讲真话的勇气。这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他做到了，虽然他还没有做完，但他的话作为时代的足音仍是那么铿锵有声：“好像人们不必吃饭，空着肚子苦苦修炼之后可以进入‘天堂’……物质生产者倒霉了，‘精神生产’者胜利了……”，“好像这几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的罪魁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这些手无寸铁、腰无半文的庄稼人！”“七十年代的连云场呵，同四十年代的面目多么相似……历史的惊人的重复，实在引人深思。”当耳鼓山背后现出一抹鱼肚白的时候，他又不忍心他笔下的人物、他的父老乡亲老是一副一筹莫展的苦相，抑制不住对未来向往的激情：“你会得到幸福的！――所有的好人，哪怕受了多少磨难，终归会幸福的。共产党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谋求幸福！要有信心，那样的日子总要到来的。”
诺日朗的长谈后我又去过他家，他指着我的小说稿说，文笔不错，也很有生活，但对农民的体察还不够。体察农民不是拿上笔记本去采访，不是表面的客观的观察，而是要和他们同甘共苦。要预见未发生而将要发生的农村的变革。
在周克芹和《四川文学》的帮助下，我根据南坪（今九寨沟县）农民的生活状况，那些叫人欲哭无泪、令人啼笑皆非的真实事件写成的《脑髓》系列小说之一《毙牛》在《四川文学》上发表了。这是《四川文学》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创作。
捧着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四川文学》，我想给克芹老师写封信时，噩耗已经传来，周克芹走了。《四川文学》失去了一位耕耘人，文学作者失去了一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恩师和朋友。
这个生在农村，只读过农业技术学校、当过民校教师、生产队会计，把生命同中国农民的命运系在一起的人，没有看到他热望的欣欣向荣的葫芦坝就走了。我站在岷江源头的半山腰，听着山民们耕地的吆喝声，心情和那声音都同样沉重。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又扑在了第二篇、第三篇的写作中。这时，《四川文学》又向我伸出了热情之手。
1990年夏，省作协和《四川文学》又在秀山组织了一次少数民族文学笔会。其间，主办者让我们这些民族地区来的人领略了酉阳、秀山的风土人情和灵山秀水，饱览了湖南张家界风光，然后溯江而上，经葛洲坝到了重庆。可算是作协和《四川文学》对我们这些“重点作者”的厚待和“重点栽培”。
笔会期间，《四川文学》朱建群负责处理我们交来的稿件。有天晚上，我和阿来、高旭帆、王荣他们出去逛了转来，见朱老师还在伏案看稿，我走进去说，朱老师，没出去耍？他说，我要在你们走之前把稿看完，好一一给你们说说稿子。
此后，为我的小说《孤独的庵房》，朱老师和我通过几封信。他在信中说，你的小说语言生动，南坪地方特色浓郁，但这篇悲剧式的小说还缺乏亮点，再落后再愚昧的乡村，再卑小再平凡的人物，也应有人性的光辉闪现。
在朱老师的点评下，我作了修改，终于又发表于《四川文学》，并荣获四川省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全省获奖小说只有八篇。
光阴荏苒。当我们步入新世纪的时候，面对经济大潮而仍在爬格子的人心里像装着五味瓶。这时，我的记忆里走出了《四川文学》的第三个人――意西泽仁。
意西泽仁是与我们在文学路上相伴而行并很有成就的作家。他早期的作品，从《桑尔金》到《阿妈》、《县委大院里的帐蓬》到《依姆琼琼》，都是我喜欢的。特别是《依姆琼琼》，既保持着民族风格，又注意探索新的表现手法。作为《四川文学》的主编，他的事情很多，但仍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民族地区的老作者，并十分关心文学新人的成长。无论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是我们同去泸州的路上，我们谈的都是文学，都是文学的出路。为了使我这个曾经创作很活跃后来因从事行政工作、广告公司打工而几乎辍笔的人再焕发出创作的活力，他将我曾发于《草地》的中篇小说《巴颜喀拉的黄河》作为压卷篇，发于2000年9月号上。这篇小说实际是我年轻时在黄河源头的一带只产青稞的丘状草原上的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经历。意西老师说，经历是一种财富，这篇小说希望不是你创作的顶峰，正如阿来对你说的一样，只是一个小结，而不是终结。
多么语重心长的希望！江山有恨，岁月无情，我已经年届六十，但《四川文学》在我文学创作每一段行程给予我的鼓励与帮助将一直伴随我笔耕不辍。
本栏目责任编辑 卓慧
